220天，終于決定發了一個紅頭文件，算是答應漲漲漲了嗎？但這漲幅為啥這么大呢?草根的思考推薦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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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山市高明區人民政府這份《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決定書》里，公民與政府圍繞信息公開申請的博弈，引出了一個關鍵命題：公民申請政府信息公開的數量、頻率，究竟在何種情況下構成“濫用”，其法律依據與邊界又該如何界定？

一、從個案看“數量頻率”爭議案例中，公民因與小區物業糾紛，自2023年起向多個行政機關提出眾多信息公開申請，后續又有復議。行政機關認為這構成“獲取政府信息權利的濫用”，核心爭議點在于：數量多、頻率高，能否直接等同于“濫用”？

本來中標價這樣的：

2006年6月30日開標：

高明碧桂園報價：洋房1元、別墅1.4元、花園0.3元

一年后，即2007年9月，高明碧桂園物業，給物價局的一紙調價申請，詳見下圖：

中標后14個月的2007年9月4日，高明碧桂園物業要求漲價：

別墅物業費：從1.4元，漲到2元，漲幅42.8%

花園洋房物業費：從1元，漲到1.7元，漲幅70%

花園物業費：從0.3元，漲到0.5元，漲幅66.6%

顯然，高明物價局高度重視，足足研究了

物業費猛漲之謎：

這是2007年全佛山的物業人都喜大普奔、都猛漲工資70%了呢？還是碧桂園物業，2006年為了低價中標，現在原形畢露的自我救贖呢？

另外，為啥別墅價，物價局文件沒提，是沒有同意漲別墅嗎？

是中產和百姓的物業費該漲，而富人們的不能漲嗎？

2006年碧桂園物業的投標承諾，詳見下圖：

房屋設施完好率100%，維修率90%-98%，290個保安（退伍軍人為主），24小時封閉管理，車輛、財產被盜如果有責負責合理賠償。不得不說，這樣的服務，想想都令人陶醉的，買房人喜大普奔、開啟買買買模式、樂呵呵地甘當碧桂園業主就自然不在話下了。
最有意思的是，2006年碧桂園投標時，評標專家還特意問，為何你家報價這么低，高明碧桂園物業給出了神回復，詳見下圖：

從詢標答辯看，低收費對高明碧桂園物業來說，不是問題，他們有三招：①開源節流、②一職多能、③節約能源和管理費。

我好想問問：開誰的源、節誰的流？一職多能，是減人頭嗎？節約是不開燈、不修燈嗎？懂得都懂，反正其內涵只有他們知曉。

有了物價部門的紅頭文件，高明碧桂園物業從此不按中標價收費了，而按紅頭文件收了，因而有人算出物業至今“多收差額近1.8億”。

二、“濫用”判定的法律依據？

高明的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決定書：

強調根據信息公開條例第一條和第三十五條云云，所以我趕緊學習了一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一條內容如下：

無事不登三寶殿，定有事造成不小困擾，故才申請政府信息公開，讓信息排憂解難、發揮服務作用，才有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一條的開宗明義呀。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三十五條如下：

第三十五條，可沒有濫用的提法，也沒有說大量、高頻就可以直接直接不受理，而是要先了解理由、再分析理由，然后才是可以不予處理。也不知道高明府發下文前，相關告知流程是否都走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三十五條，強調“申請數量、頻次明顯超過合理范圍”時，行政機關可要求說明理由，理由不合理則不予處理。但“合理范圍”是模糊地帶——法律未明確規定申請多少次算“多”、多快算“過頻”。這就導致實踐中，行政機關易從自身資源消耗角度，將頻繁申請貼上“濫用”標簽，卻可能忽視公民真實需求。

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四十二條規定，如果明顯超過合理數量、頻次可以收取信息處理費，則說明超過一定合理數量和頻率，也是允許的，認定“濫用”簡直就太武斷、非常不“高明”。

前面圍繞條例第一條和第三十五條大談目的和濫用，但是拒絕受理行政復議理由引用的卻是條例第十一條和第三十條，草根趕緊又去學習條例。結果越學習，越糊涂了。

條例第十一條，講的是信息公開的一致性原則、個別信息要批準才公開的原則，和不受理行政復議什么關系呢？難道言外之意是，沒人批準同意受理行政復議？

第三十條講的是信息公開申請內容不詳，應該要告知補正、預期不補正不再受理該信息公開申請，和拒絕受理行政復議有任何關系嗎？高明府的這個不受理行政復議決定書，高明就高明在：你要申請行政復議，我卻回答：你的信息

公開申請屬于濫用和內容不明，不受理你的信息公開。進而得出結論：你的行政復議申請也不受理。這么“高明”的邏輯，的確名副其實了。

三、“濫用”越界的核心考量？

（一）目的是否正當
判斷“濫用”，關鍵看申請目的。若公民是為解決自身合法權益糾紛（如案例中物業爭議），即便申請多、頻率高，也應先推定為“正當”。因為物業管理、物業服務、物業備案等，涉及眾多職能部門，但是由于職能部門各管一塊，本案中蘇女士，不得不多部門申請信息公開，何錯之有呢?

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本就是為保障公民知情權，助力權利救濟。因公民不得不求助政府信息公開這一制度，不得不多部門多次申請有關材料而獲得知情，若這就扣上量大和無正當性的帽子，是否真的妥當？

（二）是否消耗過度資源
行政機關主張“濫用”，常提“消耗行政資源”。但行政資源本就為公共服務存在，公民依法申請信息公開，是在行使法定權利，行政機關有義務回應。若因怕“麻煩”“公開后不利”，就以“消耗資源”為由判定“濫用”，是對制度的曲解。

只有當申請明顯無實質內容、惡意騷擾（如反復申請已公開且無新理由的信息），才可能涉及過度消耗，如果只是數量和頻次超過合理范圍，按條例四十二條收費服務即可，這樣不就解決了行政資源消耗問題了嗎？

（三）與民事糾紛的區分
案例中行政機關提到“物業糾紛可民事訴訟解決”，但公民通過信息公開收集證據、了解行政監管情況，本就是維權的合理路徑。不能因存在民事救濟途徑，就剝奪公民用政府信息公開輔助維權的權利。兩者并非非此即彼，信息公開可與民事、行政救濟協同，這是公民的權利組合選擇。

四、對行政機關的啟示

行政機關應嚴守法律邊界，慎用“濫用”判定。面對頻繁申請，首先要審查目的是否正當，而非先入為主認定“濫用”。若公民確為維權，應積極回應信息公開申請，為公民提供證據、信息支持；若發現申請無實質意義，也應依法履行釋明義務，引導公民合理行使權利，而非直接“不予受理”“判定濫用”，激化矛盾。

五、蘇女士的吶喊

高明區政府一邊否認業主的正當申請權，一邊未對質疑的物業服務價格、招標備案程序、合同履行責任進行任何實體審查，試圖用形式理由掩蓋實質問題。這種“程序先于內容，動機取代事實”的邏輯，是對信息公開制度初衷的背離。

三、法院程序阻斷讓司法救濟名存實亡

面對政府不作為，我依法提起行政訴訟，卻遭遇立案被拒、程序壓制。這一系列操作，讓一個守法維權的普通市民，變成被指控“擾亂秩序”的對象。這不是個案，而是制度風險的縮影——如果信息公開無法保障，行政復議不被受理，法院不肯立案，普通公民還有什么方式能夠依法表達質疑？

四、我維權，是為守住所有業主的權利底線

高明碧桂園共有5400戶業主，服務費涉及金額高達1.8億元。一個服務合同是否真實備案、是否符合中標價、是否經業主大會表決，這些都是關乎每一個業主切身利益的重大公共事務。今天我追問的，是價格合法性，是程序合規性；明天你我共同面對的，可能就是無法核實的收費與模糊不清的合同義務。

五、請求社會各界關注公民正當權利的困境

我相信法律的力量，也相信社會不會沉默。我并不追求對抗，而是期待回應；我不想制造對立，而是呼吁制度回歸理性。面對被標簽為“釘子戶”“維權專業戶”的誤解，我愿意坦然回應一切質疑。只希望這個社會，仍保有讓一名普通公民說出真相的勇氣與空間。

今天我所堅持的，不只是個人的勝負，而是公民應有的尊嚴與權利底線。

謹以此聲明，致敬所有仍在依法追求正義的人。

蘇女士

2025年7月24日

看得我熱血沸騰，還有一種藍瘦香菇的感覺！

草根談

申請行政復議的原因是，蘇女士對高明區發改局的《明發改[2025]26號》政府信息公開答復不滿意導致的。

筆者認為，對該信息公開答復不滿意，進而主張行政復議，高明區府不用扣莫須有的“濫用”帽子來拒絕行政復議。這樣寫，是事出有因、另有隱情？唯有堅守“目的正當優先”“依法回應為本”，才能讓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真正成為公民維權的助力、監督政府的利器，而非被行政機關規避責任的“擋箭牌”。

公民申請的數量與頻率，應是權利行使的刻度，而非被否定的理由，這是法治政府建設中必須厘清的關鍵邊界。政府信息公開的“濫用”判定，絕非簡單以數量、頻率而論。法律應保障公民合法知情權，行政機關需通盤考慮事實、理性、法治、現實、和諧五個維度，去找各方的平衡。

很顯然，讓物業多收的1.8個億全部吐出來，基本不可能！職能部門個別人過往錯誤誰擔責，二十年的物是人非，真也沒多少現實意義！如何給全體業主們適當說法和補償以便平復情緒、如何繼往開來，才是高明碧桂園物業、高明區府官方，要考慮的問題。

蘇女士，她不是為了爭利，她是為業主爭一個理。

蘇女士，她震耳發聵的吶喊，應該被聽到、被看到、被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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