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省會鎮江的十萬“蘇北難民”

一、蘇北難民的由來

1946年江蘇北部地區爆發了一次規模龐大的"難民潮"，整個蘇北地區被攪得天翻地覆。當時的鎮江作為江蘇省會，不大的一座城池竟然也聚集10萬的蘇北人民。

這次難民潮的起因源自客觀的天災、但推波助瀾的源動力，顯然來自于國內當時緊張的時局。

江蘇是南京國民政府的京畿重地，核心利益的重中之重。這里文教興盛、工商業發達，以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為龍頭，是中國名副其實的最精華地區。

抗戰時期蘇北地區出現權力真空，解放區政權開始大量填補，并形成了有效控制，但還都后的南京國府對此非常痛恨，被列為首要的進軍奪占地帶，蘇北也由此成為國共內戰最早爆發的地區之一。

1946年蘇北地區爆發了嚴重的春荒，很多日軍投降后建立的新解放區尤為嚴重。這片區域內的災民生活極為苦難，不要說吃穿、甚至燒柴火都沒有著落。于是一部分災民把火氣指向了抗戰時期和日偽合作的”漢奸地主“，要求解放區政府抄家分田、分糧。這一階段，還完全屬于部分人的自發活動。

但是事情漸漸就起了變化，抄家活動很快就抄到正常經營的普通地主、富農家里去，實際已成為無序的打砸搶。當時解放區執行的是”二五減租““三三制”政策，這些普通地主、富農也都是合法開展農村經營生產的，所以解放區政府對此種底層的民粹過激行為進行了干預制止。

但是隨著蘇南地區國軍兵力部署的逐漸到位，國共和談實際上也沒有任何前途。為了應對即將爆發的戰爭，維持調動農村的組織積極性，1946年5月4日《關于清算減租和土地清算問題的指示》發布，又稱《五四文件》。其中對此類自發行為進行了充分肯定，實際上一夜之間拋棄了”二五減租“、”三三制“政策，把原來屬于合作關系的地主、富農瞬間推向對立面，1946年的蘇北土改就此展開。

在土改中，各種地主、富農被剝奪了家產，掃地出門，甚至在斗爭會上出現生命危險，不少人被發配給原來的貧雇農去當長工，而且很快連”中農“群體也開始被沖擊（當時的農村中單純分派地主、富農土地，其實一家也得不到幾分田，調動不起多少積極性。只得進一步將手伸向中農）。

從一些當時的資料看，這種行為自始至自終都是少數人的行動，大多數人對此是不太贊同或者持旁觀態度的。

于是蘇北農村精英階層的“地主、富農、部分中農”，大批開始向國民政府控制的蘇北中心城市，以及江蘇沿江地區逃亡，由此形成難民潮。

二、難民在鎮江

鎮江當時是江蘇省會，也是蘇北地區南下的重要交通樞紐，于是一下子來了10萬蘇北大軍。

國民政府作為社會管理者，在京畿地區出現這種局面也不能坐視不管，聽任其自身自滅，所以還是想方設法進行了諸多的救濟保障工作。

同時鎮江市區設立了58個難民招待所，此一項安置難民7987人。

這些難民招待所遍布全市，比如：中山橋下東岳廟、祝祥庵、甘露寺都天行宮、東門外報恩寺、金山河太平圩地藏寺、丹徒鎮北會音寺、河邊公園接引庵、寶蓋山草棚、九里鄉狗王廟、金山河棉花廠等。

另外還有指定醫療保障機構數個，比如：鎮江傳染病院、鎮江難民醫院、鎮江基督醫院、鎮江省立醫院、省會衛生事務所、鎮江醫師公會、江蘇省巡回衛生工作隊、鎮江縣衛生院。

食品救濟方面，省會鎮江救濟站各所在1946年7-10月發放面粉4萬多袋（難民招待所定向派發），此外還有玉米、山芋干、大米、豆粉、蔬菜、罐頭等品種，散居難民單獨三次發放面粉64000多袋。

三、后續

由于蘇北1946土改不像北方老解放區一樣，進行過長期的地方經營和有序推廣，全程由于軍事態勢緊張，顯得非常急迫。

加上蘇北人自清末開始就大量到蘇南、上海地區勞務輸出、經商，普遍有一定的主見和閱歷，所以北方的農村工作方法，在江蘇地區并沒有起到預想的作用。

1946年7月至1947年春天，南京政府集中了15萬兵力開進蘇北地區，很快就收復了所有的縣城和重要集鎮，并建立其政權組織，開始了所謂“重返蘇北運動”，這些滯留難民也由此大舉返鄉。

一年前逃出去的人們跟隨軍隊帶著仇恨回來，一些大戶出錢購買了槍支彈藥，形成了“還鄉團”。這些還鄉團返鄉后，首要就是武力奪回被分走的財產，于是新一輪暴力循環又在蘇北土地上演。

到了1947年5月，由于國軍野戰兵力嚴重損失停止全面進攻，還鄉團失去正規軍的支撐開始轉攻為守，手段變得更加兇狠殘忍。而解放區留下的游擊隊，也開始了對等的“懲奸復仇運動”，雙方進入仇殺模式。

這一狀態甚至讓世世代代安穩過日子的廣大地主和農民無所適從，最終許多地方發展成地下協定--“國軍來了地歸你，共軍來了田歸我”。

1948年底至1949年初，隨著國府在淮海的大崩潰，蘇北地區剩余的國軍南撤，解放軍大舉南下直抵長江北岸，新一輪逃亡又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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