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子報警稱被前男友騙了約800萬元，寧波警方立案了，嫌疑人也“主動投案自首”了，警方卻又撤案，認為“沒有犯罪事實”。

根據刑法規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也就是說，女子報案后，前男友投案了，也承認騙錢了，警方卻硬說“不，你沒騙錢！”

抓了放，放了抓。撤案一年多后，警方再次對該男子立案逮捕。這一回，警方終于“認可”男子騙錢了，以詐騙罪等將其移交檢方審查起訴。

據受害女子家屬說，撤案前一天，男子的伯伯作證稱，男子欠他的3500萬不用還了，這讓辦案機關認為男子“資可抵債”，從而撤案。

筆者不解，哪條法律規定說，嫌犯“資可抵債”就不能構成詐騙罪了？寧波警方適用的刑法，是不是我們老百姓能看到的、全國通用的刑法？

當然，借款型詐騙對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斷，跟嫌疑人“資可抵債”有一定關系，但并非是絕對關系。最為關鍵的是，有無還款意愿和“真還”行為。

撤案前的一年里和撤案后，男子并未退還受害女子的錢，也未取得對方諒解。警方為何敢幫這位負債累累的男子“作保”、其用于賭博的“借款”能還、會還？

答案或許在于，替他作證“3500萬不用還了”的伯伯，是一位在當地乃至全國都較有名氣的商人。

寧波警方的撤案決定，是不是金錢和人脈撬動的？上述“騷操作”的背后，有著怎樣的隱情？

7月24日，紅星新聞刊發報道《向前女友借款近800萬用于賭博等，自首后又被撤案 時隔一年多他再因涉嫌詐騙被立案》，詳細披露了這起詐騙案的離奇經過。

仔細梳理下來，這起詐騙案的案情不算復雜。據報道，受害女子小周與嫌疑人鄭某靈兩家算舊識。2019年10月，他們經家長撮合確定了戀愛關系。

半年后，小周發現，男友已婚已育，且有兩個孩子，遂選擇分手。2021年4月，鄭某靈突然找她借錢，“當時說項目遇到問題，需要資金周轉”，單純的小周覺得，對方做生意、有時需要資金周轉，這也正常，便借給他了。

小周回憶，鄭某靈陸陸續續以各種名義找她借錢，總數大概在八百萬元左右。

小周的父親周某海得知此事后，意識到女兒可能受騙。“后來我們知道，鄭某靈將借來的錢用于賭博、個人揮霍和償還舊債，就報了警。”

據紅星新聞報道，2021年11月初，小周向寧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提出控告，認為鄭某靈虛構公司經營需要、購買商鋪等理由，通過借款形式詐騙其資金約800萬元，資金實際用途與鄭某靈借款理由不一致。

當月15日，鄭某靈得知小周報案后，便到寧波市公安局鄞州區分局投案自首，被以涉嫌詐騙罪刑拘。

對于騙錢經過，鄭某靈向警方回憶，2021年1月開始，他在網上接觸一款賭博游戲，陸陸續續輸了很多錢。4月左右，因為公司資金鏈問題，他提出向小周借錢。從4月份到10月份，陸續借了多筆，一部分用于賭博，一部分用于還舊債，還有一部分用于平時花銷。

鄭某靈承認，他當時抱著以小博大的心理，想著騙點錢過來賭一下，如果賭贏了就可以賺錢了。

至此，有辦案經驗的正規警察，應該都能判斷出，鄭某靈是不是在騙小周的錢。

周某海告訴筆者，報案前，他們找到鄭某靈家，提出分五年還款，對方非但不肯簽字，還說“看誰的后臺硬”。

編造理由借錢，用來賭博揮霍，債主索要時不還，這不正是詐騙罪規定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欺騙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行為嗎？

反轉還是來了。2022年12月21日，寧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作出《撤銷案件決定書》，認為“沒有犯罪事實”。

周某海向紅星新聞記者介紹，警方撤案的前一天，也就是2022年12月20日，鄭某靈的伯伯鄭某明向警方作證稱，鄭某靈所欠他的3500萬（以公司名義借出）不用還了，讓辦案機關認為鄭某靈資產可沖抵債務，從而撤案。

這日期卡的，讓人很難相信是“巧合”。公司的債權、資產，能說不用還就不用還了嗎？這算不算非法處置公司資產行為？公安機關也能聽之信之？

據報道，周某海說，鄭某靈在向小周借款期間，其自身包括對外經營公司累計對外債務約9000萬元。按照最好的情況，鄭某靈的資產預估為6700萬元左右，鄭某明證言誤導了公安機關，認為鄭某靈的資產可沖抵債務，從而作出撤案決定。

周某海認為，鄭某明向公安機關明確表示不用鄭某靈還錢后，又在2024年起訴鄭某靈要求歸還欠款，說明其曾經出具的證言是虛假的。

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的鄞州區法院判決書顯示，鄭某明作證“3500萬不用還了”僅過去一年，其公司便將鄭某靈的公司起訴，要求返還2860萬借款。

筆者佩服鄭老板“曲線救國”的策略，先以“3500萬不用還了”的證言騙取警方信任（這是不是跟警方商量出的對策，暫未可知），把被抓的侄子“撈出來”，再起訴要求還款，以法律手段“搶走”本應被追繳的贓款。

據媒體報道，基于此，周家人除了控告鄭某靈涉嫌詐騙外，還持續控告鄭某明涉嫌偽證罪。

2024年12月，侄子第二次被立案逮捕后，鄭某明向公安機關解釋，他和鄭某靈之間一直有還款協議。侄子第一次被立案后，自己決定不讓對方還錢。后來又起訴要求償還，系因3000多萬的資金是從公司轉賬出去的，成了公司一筆壞賬，希望可以通過法院判決把壞賬平掉。

鄭某明的這番說辭，再一次獲得警方的認可。當月30日，鄞州公安分局出具《不予立案通知書》，認為鄭某明涉嫌偽證案“沒有犯罪事實”。

鄭某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同樣表示，起訴是為了“平賬”，不是真的要錢。

對于鄭某明的說法，周某海并不認可。“轉賬記錄顯示，鄭某靈騙我女兒的錢，一部分流向鄭某明公司。法院判決后，還進入過執行程序。”

據悉，2024年2月，鄞州區法院判令鄭某靈的公司向鄭某明的公司償還2860萬元。之后，法院還出具了執行裁定書。

我們知道，民事案件中，生效判決的執行需當事人主動向原審法院提交執行申請書及相關材料。若未在法定期限內申請（一般為2年），法院可能不予受理或裁定不予執行。

筆者有所疑惑，若鄭某明的公司沒有申請強制執行，鄞州區法院會“上桿子”幫他們出執行文書嗎？向警方承諾“不用還了”、又向法院起訴索要借款，這是騙了警方、還是騙了法院？騙了警方，那就涉嫌偽證罪了；騙了法院，那就涉嫌虛假訴訟罪了。

縱觀鄭某明的言行，跟刑法第三百零五條規定的偽證罪情形十分契合。故意作虛假證明，意圖掩蓋或者縮小“資不抵債”事實以幫侄子開脫罪責。當然，這只是筆者根據媒體曝光的事實進行推斷，代表不了司法機關的判斷。公道自在人心。

據悉，對于警方就鄭某明被控涉偽證罪不予立案的決定，周家人并不認同，申請復議、復核被駁后，又向檢察院申請了立案監督，暫未收到回復。

周某海告訴筆者，鄭某靈的案子已被公訴至法院，將于下個月開庭。檢方認定，從2021年4月開始，鄭某靈隱瞞其負債累累、資不抵債的事實，編造資金周轉、認購房屋等理由，騙取小周等數名被害人大量借款，用于網絡賭博、還債，至案發造成被害人損失達1680余萬元。其中，給他們家造成的損失達890余萬元。

在追贓挽損方面，周某海曾對紅星新聞記者說，至今，八百萬元他們沒能拿回一分錢。如若前一次不撤案，警方在幫受害人追回損失方面是不是更有成效？

縱觀整個經歷，當種種離奇現象匯聚在一人、一案上時，這恐怕很難讓受害者一方感受到公平正義，也不免令人猜疑，寧波警方辦理鄭某靈案時是否曾一度偏離公正執法軌道？希望浙江省公安廳、浙江省檢察院能核查鄭某靈案當初的撤案程序是否合法合規。

最后，筆者強調，撰寫文章只為觀察司法個案、探討現實問題，絕無任何惡意。本文中對《紅星新聞》的報道有所摘引，為的是呈現更多事件細節、增添探討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