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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燕志華

這兩天，一名武漢大學的女生楊某被網民聚焦，成為負面焦點人物。

事件緣起于，2023 年 7 月 11 日，女生楊某在武漢大學圖書館內自習時，認為受到了對面男生肖某的騷擾，就用手機拍了視頻向學校舉報，學校經過初步調查，于當年 10 月給予肖某記過處分。

但是今年 7 月 25 日，法院審理后宣判無法認定男生肖某針對特定對象實施了性騷擾，駁回女生楊某的指控。輿情由此被重新引爆。

一、武大楊某、川大張某：激怒網民的女大學生

但是女生楊某對判決表示不滿，表示將繼續通過各種渠道舉報肖某。此外，在男生身心受到極大傷害的時候，楊某在網上炫耀自己被錄取為浸會大學的研究生，并流露了幸災樂禍之感。

網民認為楊某對于肖某的舉報，很明顯已經構成一種誣陷和網暴，但是楊某卻在嚴重傷害了肖某之后，不光沒有道歉認錯，反倒逍遙法外，接下來還將出去讀研了。網民就此爆發了道德憤怒。

網民又把目光投向浸會大學，要求大學重新審視錄取的這個“問題女生”，結果浸會大學不像內地高校這么神經緊張，輕松以外交辭令就打發了網民投訴。面對境外高校，網民無奈其何，內心憤怒的情緒需要尋找新的發泄口，武漢大學就這樣進入了瞄準鏡，被網民一舉推到了審判臺上。

畢竟，是武大在2023年10月的記過處分，將肖某推到了輿論審判的被告席上，遭受了相當程度的網暴，精神受到了傷害。

一些意見領袖開始對于武大提出了批評，認為其才是傷害的始作俑者。胡錫進也明確呼吁武大解除對于肖某的記過處分。武大就這樣陷入了輿論的風暴漩渦，騎虎難下。要不要回應，如果回應又該如何措辭，估計學校負責人這兩天輾轉反側，倍感折磨。

2023年學校也是高度重視，成立了調查組，才最后給出了處分。如今法院給出了明確的無罪判決，學校處分理當撤銷。當年的網絡壓力如同回旋鏢一樣，在將近兩年后又攜風帶雨，重新殺了回來，沖擊力似乎比上次還要嚴重，而且網民已經把武大學子的一些負面輿情進行了整理，武大形象風險大增。

但是問題在于，如果撤銷了，學校需要面對各種風險后果：

網民首先會批評你當初調查是怎么搞出來的？現在囂張的楊某上了臺階，難道誰橫誰有理？學校是不是草臺班子？受害者肖某又該如何補償呢？就是說，撤銷相當于認錯，認錯就需要付出代價。

很多人會困惑，為何一個女大學生會引起網民這么大的憤怒？我們從此前發生在四川大學的女生張某在地鐵上污蔑農民工偷拍、然后引爆了網民群體憤怒的事件能夠看出，網民心目中的女大學生早已超越了傳統的弱者形象，一旦進入著名大學、或者上了研究生之后，她們就被賦予社會強者的角色形象，成為網民關注的敏感對象。如果她們的做法再觸犯道德，很容易就成為網民批評對象。

問題還在于，年輕女性發起的網絡攻擊，更容易給受害者帶來道德風險，在講究人情面子的東方，使之被定格為世人眼里性騷擾者的猥瑣形象，無論真假，都將致其深受重創，一旦女性不依不饒，啟動二輪打擊，“極端女權”的標簽就落在身上，從而引發眾怒。武大的楊某和川大的張某，就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解讀。

二、輿情事件中的道德、法律和“鬧”

武大圖書館事件，是近年來較為典型的輿情、道德和法治陷入糾葛的案件。

所謂輿情，是指網民群體對于事件的觀點、看法和情緒，更多和情感、情緒、道德相關。

所謂道德，是網民對于事件進行善惡判斷時候的一種文化直覺。道德能夠條件反射般對于事件做出善惡、是非、正義非正義的評判。道德和常識一樣，可以在瞬間給出答案，決定立場。

但是二者，很多時候和法律沒有關聯，甚至是沖突的。

輿情中常常充滿了憤怒情緒、猜疑、陰謀論和口水戰，是網民憤怒情緒的爆發。它經常表現為一種情緒化和非理性的狀態。

道德更多來自于傳統文化心理的影響，網民一旦爆發道德憤怒，常常是要求快意恩仇，手起刀落，和注重程序的現代法律精神是直接相悖的。

但是法律，是人類社會理性精神的產物，它的每一個條文，都是反復推敲的結果，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這意味著它更多的時候和情感情緒保持距離，是冷冰冰的秩序護欄。如果說人類的情感情緒是血管，帶有溫度，也富有彈性，那么法律就是骨骼，堅硬，為血管劃定了生長范圍，并且構成了人體的框架。

輿情、道德和法律的沖突，最經常表現為“輿論審判”和法律審判的沖突。人們依據道德直覺和情感傾向對于案件做出判決，而法律判決卻常常給出不一樣結果，這就形成了沖突。

實際上，這種道德和法律、情感和理性的沖突，從歷史人物的評價中更能透出端倪。唐明皇從歷史評價來說，并非偉大帝王，但是由于他和楊玉環的愛情故事，再經過評書、詩歌渲染的情感濾鏡效應，民間反倒對其評價頗高。這種區別，比比皆是。或許兩者的不同，凸顯了官民之間、正史和野史、廟堂和江湖之間的情感傾向和價值取向的顯著差異。

在中國社會網絡輿情頻發的當下，三者經常相安無事，起作用的主要是輿情和道德，人們很少想到法律，因為在現實生活中，道德是法律的平替，常常起到了法律維護秩序的作用。除非事件出現了嚴重的傷害后果，人們才訴諸法律。

更關鍵的地方在于，多年以來，地方政府將應對輿情當做自己的天然職責，權力一旦出手，它就常常替代了法律，以利益交換、情緒安撫等手法代替了法律的判決。雖說不像法律程序那樣曠日持久，看起來立竿見影，但是導致的后果就是，不少人就此無視法律，開始和權力博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鬧”。

“鬧”在中國社會，內涵異常復雜，不光指一種行為方式，更是一種方法論。幾乎是在網絡輿情出現之后，這個詞匯的內涵外延，又獲得了更大的拓展。我們可以簡單理解為，少數人拿捏了地方政府權力任性但是又怕出亂子的心理，故意以搞亂子來要挾地方，結果地方節節敗退，前者也獲得勝利?！靶◆[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地方政府進退失據，反倒鼓勵了鬧的出現和變本加厲。“鬧”也是很多地方政府亂作為的直接后果，“你跟政府講法律，他跟你耍流氓；你跟政府耍流氓，他跟你講法律”，這種民諺的背后，說明了過去一段時期的地方亂象。

在中國高速發展了數十年之后的今天，輿情、道德和法律依然經常纏斗不止?！棒[”依然是網絡博弈的主要方式。

今天的武漢大學，就深陷這三者沖突的困局之中。

就以女生楊某來說，一旦她在網絡發起輿情，就會引來潮水般的流量，學校如臨大敵，更可能傾向于妥協。在法院宣判之后，她依然不服，揚言要繼續舉報，這其實是一種典型的“鬧”的行為。但是這種“鬧劇”，又常常有效，學校深感畏懼。

三、武漢大學的困境

需要指出的是，“鬧”并非是無理糾纏，只是網民利用了權力的游戲規則和相關體制漏洞，而實施的博弈策略?？梢哉f，“鬧”是網民的聰明策略，是經濟學上的“理性人”的理性選擇，是復雜形勢下的最優選項，是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為網民提供了“鬧”的條件。而這種“鬧”的策略，非常顯著地影響了地方政府和大型機構的輿情應對思路。

就以武漢大學來說，當女生指控男生實施了性騷擾之后，這就成了巨大的燙手山芋。如何處理，高?？隙〞磸蜋嗪饫住?strong>防止被“鬧”拖入一場毫無勝算的持久戰，或許是首要的考量。至于法律，反倒會被最后考慮。

如果男生進行了顯著的騷擾行為，反倒是輕松的事情，學校只要嚴格按照校規進行處理即可。但是問題是，視頻提供的證據似是而非，那問題就來了：

如果不處理，則該女生可能會把事情“鬧”大，由于性別的因素，可能會吸引更多的“女權主義者”下場，會“鬧”得轟轟烈烈，那會把學校拖入一場說不清道不明、曠日持久的纏斗之中，不光帶來意識形態風險，而且最后肯定會被網絡輿情擊敗。因為事件一旦鬧大，就會成為城市輿情，影響到城市形象、營商環境，學?；蛟S會面臨各方壓力。壓力和屈辱，會一直如影隨形。

與其長痛，不如短痛。如果給男生一個紀律處分，則可以盡快平息事件，不光女生這邊罷戰休兵，男生那邊可以通過心理建設和教育說服，勸其委曲求全，在未來畢業的時候，再把處分從檔案抽離，最終皆大歡喜。

雖然這是我們對于武大決策場景的一種揣測，但是如果結合法院看了同樣的視頻，卻給出完全相反的明確判決，就知道這種猜測是大有可能的。即便視頻是存疑的，但是法律精神不應該是“疑罪從無”嗎？不至于給學生一個處分。

但是問題在于，這一切的做法，都可以稱為輿情應對策略，是糅合了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道德感化、權力施壓、恩威并施、權益補償等因素的綜合手法，是在“鬧”的壓力之下的種種權宜之策，和一切都有關系，卻唯獨和法律沒有關系，甚至可以說，總體是違背法律精神的。網民也很不滿的是，武大楊某作為法律系的高材生，竟然采取如此極端手段攻擊同學，法律精神哪里去了？網民擔心法律教育未能培養出一個人才，而培養出了一個打手，未來一旦走上工作崗位，或許會變本加厲，貽害無窮。

在2023年10月那場涉及到各種復雜博弈的事件中，武大大概率選擇了息事寧人的做法，最終完成了事件的軟著陸。即便處理方法是違背法律精神的，但它是有效的，對此不滿的人，更多是知識階層和專業人士，但是廣大的網民對此一無所知，由此可以瞞天過海。即便男生肖某吞下了苦果，但是學校有資源與其進行交換和安撫。

但是萬萬未料到的是，將近兩年之后，隨著法院進行了明確的宣判，當初這種權宜做法，直接導致武大陷入了困境。今天網民對于武大進行了集體的拷問，要求武大盡快撤銷對于肖某的處分，并且考慮補償之策，而且要對楊某給出懲罰措施。但是如果按照網民的劇本去做，正如上文所言，后果更為嚴重了。學?，F在堪說是騎虎難下，進退兩難。

我們從武大的處境，會更為深刻地理解過去數十年的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各地地方政府走過了一條怎樣的曲折之路。只要你想息事寧人，那就需要經常地犧牲法律精神，一旦犧牲法律精神，權力之手就要及時頂上去，和百姓進行交換和補償，但是在法律和權力之間，就此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灰色地帶，地方政府視此為絕對的雷區，絕對不能出亂子，否則肯定會遭遇問責，正是看到地方政府這種灰色心理，網民就采取了“鬧”的手法，往往一鬧就靈。

在進入輿情時代數十年之后，各個地方和大學依然為“鬧”所困，這或許意味著，過去的輿情歷程并未大跨步推進法治進程。

四、新型輿情的大量出現，需要法律重塑秩序

在上個世紀90年代，網絡輿情進入初始階段，其內容大多是和地方政府、領導干部、社會管理等方面的權力任性和地方腐敗有關系，在征地、拆遷、環保等領域出現了官民沖突，百姓權益收到侵害，由此激起了網民的抗爭。這是弱勢群體輿情的階段。

再后來，在弱者輿情之外，中產階層也慢慢下場，中國又出現了中產階級的輿情，表現為對于法治安全、財富安全、人身安全的追求，在很多重大輿情事件中，網民追求法治的進步，希望以制度化的形式將一些社會漏洞以打補丁的方式固化下來。類似事件以“雷洋案”為代表。這算是中產階層輿情的階段。

在最近幾年，我們會發現網絡輿情出現了新類型。那就是越來越多的網絡輿情，是由個體引爆，但是又往往和權力、領導干部、社會治理關系不大，卻深度卷入各種性別沖突、價值觀沖突和意識形態沖突，引發階層和群體的集體關注，從而爆發為重大輿情，輿情一旦引爆，由于涉及到地方聲譽形象和營商環境，相關部門又必須出手，一出手就容易引火燒身，從而成為次生輿情。類似典型案例如上述女大學生輿情、“路虎女司機打人案”、寵物事件引發聚集事件、年輕人炫富事件等。類似新型輿情，我們可以稱為價值觀輿情。

類似價值觀輿情，常常導致對立雙方的無休無止的纏斗，不光網絡永無寧日，而且難以區分對錯。每個事件都會為新的輿情儲蓄能量，引爆更大的烈度。就以性別沖突來說，在政治正確的壓力之下，相關部門和權威人士是絕難站出來評判是非的，這給了一些極端人士以可乘之機，由此發動了大規模的輿情，無所顧忌地實施“鬧”的行為。

如果說，弱勢群體輿情和中產階層輿情，還可以和權力進行博弈，雙方進行一些利益交換和權益補償，即便暫時犧牲了法律，但是依然可以換取輿情的平息，但是今天越來越多的價值觀輿情，我們會發現，權力除了引火燒身，已經無力為一場又一場的紛爭給出解決的辦法了。即便權力給出了解決方案，但是也往往左右不討好，更可能因為犧牲了法律精神，在未來的某一天，遭遇一記有力的回旋鏢，權力和公信力遭遇質疑。

價值觀輿情，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因為在文化多元、利益多元、價值觀多元的時代，群體和階層之間出現沖突是難以避免的。公權力僅僅是社會資源的一分子，想以其中一員的身份來調解對立強烈的各方矛盾沖突，常常力不從心。

在這種新型輿情面前，既然權力已經捉襟見肘，而且常常弄巧成拙、引火燒身，那么法律就需要走到前臺，為各方給出一個一錘定音的裁定。

這對于法律也是一個難得樹立威信的機遇。因為為沖突各方分配公平，本身就是巨大的權力和威望。中國社會的一個令人困惑之處在于，警察、法律常常缺乏威信。警察可以當街被人追打，法律宣判了也可以遭遇造反和網鬧。

在各方纏斗不休、對錯無從評判的時候，那就是讓法律展示出神圣仲裁之力的時候了。

近年來，我們從商業領域能夠獲得一些啟示。越來越多的大型企業，在公關部和法務部并行多年之后，他們發現單純的公關已經難以解決一些公共關系的難題了，而一旦法務發起訴訟，往往很快迎來裁決，事件就此落下帷幕。

小米公司、牧原集團等企業都曾遭遇過網絡輿情的攻擊，但是發起訴訟之后，反倒輿情消失了。

當然，法律不能解決全部的輿情問題，更何況，一些地方的法律審判細節，確實令人一言難盡。但是需要看到的是，近年來出現了輿情倒逼法律的現象，如在2024年出現了一些極端事件后，最高院、最高檢、公安部分別發聲，督促各地嚴格進行依法審理，因為法律和道德的關系，實在是太重要了，一次錯判，就可能導致地方生態和道德秩序的紊亂。一些案件在依法審判之后，被嚴格宣布為判例。少數針對法官的極端事件，也倒逼他們更為敬畏法律、敬畏法治精神。

在愛爾眼科起訴艾芬人格權糾紛案宣判后，輿情并未消失，這源于事件背后的受害者的情緒，并未被充分安撫。這兩天鬧得沸沸揚揚的愛康宣布起訴體檢10年未發現患癌女子之后，我也并不認為法律能解決問題，即便愛康勝訴，事件也不可能塵埃落地，因為網民的道德憤怒已經被激發了。

但是無論如何，在當下面對價值觀類型的輿情多發的時候，法律應該站出來，為沖突各方給出一個法律的裁定。這對于中國社會來說，或許是個激濁揚清、重建是非標準的重要時刻。

作者簡介：

1. 燕志華 博士

2. 高級記者/紫金傳媒智庫研究員/輿情管理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