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結就是力量！”這句響徹云霄的口號，早已融入現代中國人的精神血脈。然而，當我們將目光投向一千多年前的大唐帝國，翻閱那些泛黃的軍旅檔案時，一個令人拍案稱奇的“巧合”躍然紙上：在唐朝的軍事編制中，赫然存在著名為“團結兵”和“健兒”的特殊兵種！

這名字，與現代人耳熟能詳的“團結就是力量”和形容體魄強健、英勇善戰(zhàn)的“健兒”，竟如此高度契合！這僅僅是歷史的巧合，還是其中蘊含著某種深意？

事實上，“團結兵”與“健兒”，是唐代與府兵制并行的、具有獨特功能與組織邏輯的重要軍事力量，深刻反映了唐朝應對時代挑戰(zhàn)的軍事智慧。

唐代的兵員構成

說到唐代的兵制，可能大多數人比較熟悉的是“府兵制”。

唐代前期的府兵制度是典型的重視身份性兵役制度。府兵包括內府與外府兩個部分。內府府兵包括“親衛(wèi)”“勛衛(wèi)”“翊衛(wèi)”，總稱為“三衛(wèi)”，遴選對象明確規(guī)定是官僚子弟；外府府兵總稱為“衛(wèi)士”，主要的選拔標準則瞄準下層官吏和殷實多丁之家。

在此時期，選拔府兵的標準是“財均者取強，力均者取富，財力又均，先取多丁”。也就是說家境富裕、身體強壯、丁口多寡是挑選府兵的三個因素序列。經濟條件很重要，因為當兵不是為了養(yǎng)家糊口，而是為國家盡義務，需要花錢買武器，沒有較好的家庭條件不行。在此種情形下，民眾服兵役大多并非源于經濟因素，而是為了獲取勛賞。建功立業(yè)乃唐代前期眾多知識分子的憧憬與追求，“寧為百夫長，勝做一書生”正是這種心態(tài)的體現。

而在府兵之外，唐代還有結構復雜的軍事體系——朝廷會廣泛征調“兵募”（臨時征發(fā)的義務兵）、征發(fā)“丁防”（承擔特定徭役的丁壯）、吸納驍勇善戰(zhàn)的“蕃兵”（少數民族部族武裝），以及“健兒”與“團結兵”。

在開元天寶盛世時期，健兒與團結兵主要活躍于帝國的邊疆地帶，是構成“邊軍”的重要力量。他們與內地的府兵、輪番戍守的兵募等，共同編織起大唐遼闊疆域的防御網絡。

安史之亂的烽火，深刻改變了唐朝的軍事格局。府兵制名存實亡后，中央依靠重建的禁軍（如神策軍）維系權威。而在地方上，除了一些特殊的藩鎮(zhèn)牙兵，唐廷掌控的軍隊大體被歸為兩大類：一類是長期服役、職業(yè)化程度更高的“健兒”；另一類則是更側重地方防衛(wèi)、由州縣組織訓練的“團練”或“團結”（兩者概念在后期常互通）。

由此可見，“健兒”與“團結（兵）”是貫穿盛唐至中晚唐、具有特定功能和演變軌跡的關鍵兵種。那么，他們究竟從何而來？如何組織？戰(zhàn)斗力幾何？在帝國興衰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長征健兒”：大唐邊軍的職業(yè)精銳

唐初府兵“戰(zhàn)時為兵，閑時務農”的模式，在長期邊防壓力下逐漸瓦解。戍邊周期延長、自備裝備負擔沉重，導致：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wèi)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wèi)不能給。”（《新唐書·兵志》）

尤其是西北、東北邊疆常年緊張對峙，臨時征發(fā)的府兵難以應對，兵源枯竭危機凸顯。

為填補邊防真空，朝廷轉向招募職業(yè)化軍隊。開元十一年（723），宰相張說建議招募京兆等州府兵及白丁組建“長從宿衛(wèi)”，次年改稱彍騎。至開元二十五年（737），玄宗正式下詔：

“宜令中書門下與諸道節(jié)度使，各量軍鎮(zhèn)閑劇審利害，計兵防健兒等作定額，委節(jié)度使放(於)諸色征行人內及客戶中招募，取丁壯情愿充健兒長任邊軍者，每歲加於常例，給田地屋宅。務加優(yōu)恤，使得存濟。每年逐季本使具數報中書門下，至年終一時錄奏。”

該詔令明確要求健兒長期甚至終身駐守邊疆，徹底改變府兵輪番更代的舊制，形成職業(yè)軍隊。而且兵源不限于農戶，擴展至現有軍人、無籍流民，將社會游離人口轉化為邊防力量。通過法定年度供給（超越常規(guī)待遇）和授予田宅，使健兒扎根邊疆，兼具“以兵代賑”穩(wěn)定流民的作用。

此敕令標志著唐代邊防從府兵輪戍制向職業(yè)募兵制的徹底轉型。長征健兒以終身職業(yè)化、經濟優(yōu)待制度化、兵源開放化、中央監(jiān)管定額化為特征，成為唐玄宗時代開疆拓土的有效力量，但也埋下節(jié)度使坐大的隱患。

我們先來看一首古詩——李頎的《古意》。

“男兒事長征，少小幽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殺人莫敢前，須如猬毛磔。黃云隴底白云飛，未得報恩不得歸。遼東小婦年十五，慣彈琵琶解歌舞。今為羌笛出塞聲，使我三軍淚如雨。”

我們可以從這首詩大概了解一下唐代長征健兒的面貌。他們作為終身戍邊的職業(yè)軍人：少年從軍，在苦寒邊塞淬煉成鋼；馬背爭鋒、刀口舔血，練就一身搏命本領。他們的戰(zhàn)斗力令人膽寒，胡須如猬刺般怒張，兇悍如猛獸；戰(zhàn)場之上“殺人莫敢前”，敵人望風披靡。

那么，唐代開天之際的健兒是些什么人呢？《唐六典》卷五《兵部尚書》的健兒條注云“舊健兒在軍，皆有年限，更往來”，開元二十五年改“置兵防健兒”，使其“長住邊軍”。“健”字直指其體格與戰(zhàn)力標準。長期服役帶來的專業(yè)化訓練與實戰(zhàn)經驗使得長征健兒得以成為大唐邊軍的精銳。

安史之亂以后，健兒制再次發(fā)生重要變化，健兒完全變成職業(yè)雇傭軍，衣食費用，由國家統(tǒng)給。大歷十二年（777）年五月定制“其兵士量險隘召募，謂之健兒，給春冬衣，并家口糧”。健兒在唐朝后期更多地稱為官健，《資治通鑒》卷大歷十二年五月條：

“又定諸州兵，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

健兒的裝備與待遇也得到了顯著提升，他們不再需要自備武器和糧草，而是由朝廷統(tǒng)一配發(fā)。根據唐代軍事典籍（如《太白陰經》）及文書證據，核心裝備包括橫刀、佩刀、長矛、陌刀等近戰(zhàn)利器，弓與箭、弩等遠程作戰(zhàn)武器，還有鎧甲、頭盔等防護裝備。這種制度上的改進，不僅減輕了士兵個人及家庭的負擔，還提高了軍隊的整體作戰(zhàn)能力。朝廷通過提供精良的裝備、穩(wěn)定的軍餉以及定期的補給，確保健兒能夠專注于訓練與戍邊任務。

與此同時，為了進一步增強健兒的歸屬感和忠誠度，朝廷還在邊疆地區(qū)為他們分配土地，并允許攜帶家眷定居。據《唐六典》卷5《尚書兵部》記載，在唐玄宗開元年間，曾頒布過一道具有重要意義的敕文：

“取丁壯情愿充健兒常任邊軍者，每年加常例給賜，兼給永年憂復；其家口愿同去者，至軍州，各給田地、屋宅。”

這種待遇相當豐厚，除田地外還賞賜屋宅，以供邊防軍人及其家屬長久居住。這些政策使得健兒逐漸成為邊疆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在完成軍事職責的同時，也參與地方經濟建設，促進了邊疆地區(qū)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

總之，唐代前期的健兒以及開元年間出現的長征健兒，在唐代后期一般叫長行健兒，或簡稱為長行。這種名稱演變的背后是軍隊征集和動員體制上的重大改變，即從特定時間或特定地區(qū)征募有專業(yè)訓練的士兵變成向社會普遍招募職業(yè)化的士兵。

當然，職業(yè)化軍隊的發(fā)展也會帶來新的問題。由于健兒長期駐扎在邊疆，與當地節(jié)度使的關系日益密切，這導致部分節(jié)度使利用健兒擴充勢力，甚至形成割據局面。尤其是在安史之亂后，中央權威削弱，地方藩鎮(zhèn)權力膨脹，健兒往往直接聽命于節(jié)度使而非中央政府。這種情況加劇了唐朝后期的政治分裂，也為五代十國的混亂局面埋下了伏筆。盡管如此，在盛唐時期，長征健兒作為大唐邊軍的核心力量，可以說是帝國軍事體系中代表戰(zhàn)斗力的一環(huán)，他們的存在為大唐的輝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團結兵”：地方性的輔助力量

唐代團結兵的出現，源于軍事制度的彈性需求。在府兵、兵募等正規(guī)軍之外，面對地方治安維穩(wěn)、小規(guī)模征討、邊軍補充及臨時差役等任務，朝廷需避免過度抽調導致影響農時和正規(guī)軍戰(zhàn)力。武則天時期，戰(zhàn)爭頻發(fā)導致府兵與兵募不足，團結兵在河南、河北及關內等地率先設置。開元天寶年間，隨著邊疆壓力增大，這種“因地設防、因需征發(fā)”的模式逐漸制度化，成為應對區(qū)域性危機的關鍵力量。

團結兵本質是地方征發(fā)的民丁（主要選自土戶），不離鄉(xiāng)土、不長期脫離生產。如《唐六典》載關內團結兵：

“凡關內團結兵，京兆府六千三百二十七人，同州六千七百三十六人，華州五千二百二十三人，蒲州二千七百三十五人。（選戶殷丁贍，身材強壯者充之，免其征賦，仍許在家常習弓矢，每年差使依時就試）”

農閑訓練，戰(zhàn)時征調。從上述史料，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團結兵的選拔標準的相關信息：家境比較殷實、勞動力充足的家庭中，挑選身體健壯的成年男子來充當團結兵。朝廷會免除這些被選者家庭的賦稅和徭役，作為服役的報酬。這些團結兵平時不需要集中住在軍營，允許并要求他們在自己家里經常練習弓箭等武藝。官府每年會派遣官員，在固定時間召集他們進行集中考核，檢驗訓練成果。

“團結”二字非現代意義的協(xié)作，而是軍事編制術語，指將分散民丁按臨戰(zhàn)需求結聚成軍。《冊府元龜》開元十五年（727）制書詳載隴右、河西“糾合諸軍，團結勁卒”的過程，強調“首尾相衛(wèi)”的陣型訓練。這類軍隊亦稱“團練兵”“土團”或“子弟兵”，如劍南五州“鎮(zhèn)防團結兵”由刺史統(tǒng)押，敦煌差科簿中的“土鎮(zhèn)兵”實為本地團結兵。

唐人在如下兩層含義上使用團結或團練：一是把不是兵士的民丁編組成軍；二是對在役軍士進行團伍教習。說兵募、防丁也包括在團結兵的范圍之內，不僅僅因為它們符合第一條，即由不同來源的民丁編組成軍，而且還因為他們在役時仍然有一個“團伍教練”的過程。所謂“團伍教練”就是對處于行軍狀態(tài)的兵士按臨陣要求進行軍事訓練的過程。它是使平時處于營田、屯田等役事中的防丁、屯丁、兵募等從分散狀態(tài)進入戰(zhàn)備狀態(tài)的一項組織措施，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這一部分邊兵被稱作“團兵”“團練兵”或“團結兵”。

唐代前期團結兵實際上是一個比較籠統(tǒng)的概念。它有著多樣性的特點：

一種是農忙歸農，農閑訓練，緩則為農，急則為兵的團結兵，上文提到的唐六典記載的關內等團結兵即屬此類。王維有一首名為《觀獵》的詩。詩中“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描繪了農閑時節(jié)（冬季）的狩獵場景，暗合團結兵在農閑時進行軍事訓練的習俗。“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則體現了士兵從農耕到軍事行動的快速轉換。

另一種是防秋御敵的邊軍中的團結兵，他們按理是春夏歸農，秋冬追集，一年一代，但實際上卻往往一再延留。然而“人丁戍邊者”的民丁身分仍然存在。杜甫《兵車行》（約作于天寶年間）雖然主要批判的是開邊戰(zhàn)爭中的征人（府兵或募兵），但其描繪的“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以及“況復秦兵耐苦戰(zhàn)，被驅不異犬與雞”的悲慘境遇，極其生動地反映了當時包括防秋團結兵在內的戍邊百姓被長期征發(fā)、役期無望、形同雞犬的普遍現實。防秋團結兵正是這苦難群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還有一種是為應付某種突發(fā)事件而建立的團結兵，譬如武則天令山東建武騎團兵。萬歲通天元年（696），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因不滿唐朝營州（今遼寧朝陽）都督趙文翙（huì）的欺壓，起兵反唐。契丹軍迅速攻陷營州，斬殺趙文翙。面對突如其來的巨大危機，武則天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規(guī)的、急切的軍事動員措施，其中就包括“令山東近邊諸州置武騎團兵”（《資治通鑒》卷二百五）。隨著契丹叛亂在次年（697）被基本平定，這批臨時組建的“武騎團兵”理論上應解散歸農。其存在時間相對短暫，服務于特定軍事目標。

由于唐代前期兵制的特點之一是基本上沒有職業(yè)兵，團結兵的定義是從軍隊的組建方式著眼的。兵募、防丁、屯丁無論如何不同，均來自民丁，把他們抽調在一起組建成軍，要有一個團結（按軍隊作戰(zhàn)方式編隊）、訓練的過程，由于這樣組建的軍隊不同于長駐邊軍的健兒，也不同于在軍府中的府兵，所以只有健兒和府兵（后以彍騎代之）不用“團結”二字，其余邊軍都可以稱團結兵。可以這樣說，安史之亂前緣邊鎮(zhèn)兵除了健兒之外，其他兵員都是團結民丁組成，都可稱為團結兵。

與上文提到的府兵和健兒此類具有特定身份的兵員不同，團結兵是非身份性的，是就組建方式而言的。凡是從“非兵”到“兵”的過程，皆通過團結、團練的方式來進行。

大體有兩種團結兵員的形式：一是參加“征行”的團結兵，比如兵募就是此類。兵募其實是“募兵”一詞的名詞化表述，是為了某次特定的軍事行動而組建的軍隊。他們被“團結”起來以那些強干的勛官或者有經驗的勇健男子為軍，將到邊疆去參加戰(zhàn)斗或者防守，一般完成任務后就返回家鄉(xiāng)。另外一類是“鎮(zhèn)防”的團結兵，他們雖然在自己的家鄉(xiāng)被組織起來，保衛(wèi)某些特定的邊州或要害之地。但是他們并不是地方軍隊，仍然是朝廷委任地方官訓練的隊伍，就像邊兵往往由邊州都督和刺史統(tǒng)領一樣。這兩部分軍隊都稱為“團結”，它們與后來的彍騎、健兒在天寶時共有57萬余人。這樣一來唐代前期兵員中，除府兵之外就是健兒和團結，與唐代后期的官健和團結就成為前后相承的制度了。

從武則天時在山東設立“武騎團”這類早期的國家定額管理的地方后備武裝（團結兵），再到安史之亂后地方武裝性質蛻變，最終演變?yōu)樘颇┑胤脚R時征募且未入國家兵籍的“鄉(xiāng)兵”與“土團”，以“團結兵”為起點的這種地方軍事組織形式，貫穿并深刻反映了唐代軍事制度從中央集權控制走向地方化、私人化的劇烈變遷。

綜上，在唐朝，“健兒”接近“精銳常備軍”，他們是職業(yè)軍人，訓練、裝備、作戰(zhàn)經驗俱佳，承擔主要作戰(zhàn)任務，是國家軍事力量的支柱，可視為當時條件下的“精銳野戰(zhàn)軍”。而“團結兵”是“地方預備役”，他們是輔助力量，非職業(yè)化，戰(zhàn)斗力有限，并非現代意義上的“特種部隊”。

“團結就是力量”在唐朝的真義

唐朝的“團結”與“健兒”，其力量的真諦，與現代口號“團結就是力量”的字面含義是有差異的。

驅動大唐軍事機器，尤其是開元天寶年間開疆拓土偉業(yè)的真正力量源泉是什么？也許答案在于強大而高效的國家組織與軍事制。

唐朝軍事真正的力量源泉來自于組織與制度。其中，“健兒”的力量源于國家層面的強力組織（募兵制）、充足的資源投入（田宅、免賦）、職業(yè)化訓練和明確的賞罰激勵機制（軍功）。這是國家意志“組織起來的力量”。而“團結兵”的有限力量則來自于地方行政體系（州府）的動員能力，將分散的丁壯臨時組織起來應對地方性任務，體現了地方治理的“組織力”。

回望盛唐，尤其是玄宗開邊拓土的輝煌，其軍事力量的根基，絕非僅靠將士個體的勇武或字面理解的“團結”。真正的力量，深深植根于高效的國家軍事組織制度（募兵制）：它塑造了職業(yè)化、精銳化的核心力量——健兒。此外，強大的資源動員與行政組織能力也能確保在需要時，將地方丁壯“團結”起來，形成輔助力量——團結兵。

綜上，唐朝軍事強盛時期（尤其是玄宗開邊）的真正力量，體現在其高效的國家軍事組織制度（募兵制塑造“健兒”）和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包括組織“團結兵”）上。“力量”的關鍵在于系統(tǒng)性的組織與制度保障，而非單純依靠個體勇武或字面意義的“團結”。這或許是對“團結就是力量”在古代軍事語境下更深層的解讀——組織力就是戰(zhàn)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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