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宋學、漢學之爭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點問題之一，學者們對此曾進行了不同角度和層次的探討。近代學者劉師培描述了漢宋之爭的狀況；當代學者徐復觀指出清代漢學“反思想”；錢穆先生認為漢學反對宋學是因為宋學被皇權利用，因此乾嘉諸儒對當時統治權懷有敵意，希望以反宋學的方式“重新要從故紙叢碎中回到人生社會之現實來”；朱維錚先生指出，漢學和反漢學的出現是清政府推行文化分裂政策的消極結果。然而，學界至今未曾以道統為線索來審視清代這場宋學、漢學之爭，因此從這個角度探討宋學、漢學之爭有助于理解其實質和影響。

一、清代宋學、漢學的概況

清初學界承接明末反思明代學術的余緒，從順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完全是晚明遺老支配學界。在康熙二十年后，學界雖然出現了不同的治學方向，但朝廷之意指，士大夫之趨向，程朱理學極盛，定于一尊。自康雍以來，皇帝都提倡宋學——程朱學派，因此宋學成為學界的主流和國家的意識形態。而清代漢學的發源幾乎和宋學同步，它出現在順治、康熙年間。很明顯，清初漢學從屬于宋學，且二者兼容不悖。宋學、漢學之爭激烈化發生在乾隆時期。當時宋學家姚鼐和漢學家戴震之間的矛盾公開化直接影響了他們后學的學術意見，方東樹和江藩各自著書，相互批駁。這標志著宋學、漢學之爭的公開化、激烈化。清代宋學、漢學之爭昭示了宋學和漢學各有其獨特的學術內涵。

第一，宋學概況。

一般而言，宋學往往指宋代的學術，又特指程朱理學。但在清代，宋學的涵義和程朱理學有著本質的差異。在清代，宋學逐漸演變為國家意識形態，喪失了其固有的思想功能，成為反思想的僵化教條。

順治八年（1651）禮部公布：“各提學官督率教官，務令諸生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不許別創書院，群聚結黨，及號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談廢業，因而啟奔進之門，開請遷之路。”

清政府以程朱理學為中心，禁止學生越界“空談”，著重強調“躬行實踐”。這種教育方針在實際中得到貫徹，并對后世學者產生了深刻影響。康熙時期宋學者王懋竑教諸生“反之身心，真實體驗，行得一寸，便是一寸，行得一尺，便是一尺，空言全不濟事，亦不必深求”。乾隆時期宗程朱學的汪紱說：“自四子、六經，以至周、程、張、朱之所演繹，載籍雖繁，要不過欲人反求之于身心，而得其天性之本然，則以是見之于行事，以實踐而力行之，而于以措之民物，莫不皆準。此千圣所同符，古今無二致也。”王懋竑和汪紱重道德實踐，輕思考探求。這是順治年間教育政策造成的后果。換而言之，輕松活潑、自由思考的宋學思想逐漸異化為意識形態和道德行為尺度，宋學的思想功能便消亡殆盡。清代宋學已經成為了失缺思想功能的文化形式。因此，清代宋學是在程朱理學旗幟下喪失思想功能的意識形態和道德規范。

第二，漢學概況。

清代漢學由18世紀前期的“古學”發展而來，隨著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而逐漸流行，以尊漢反宋為學術基調。曾國藩談到胡匡衷時說：“先生治《禮》，崇信鄭氏”；孫祖志治經“專宗鄭氏，以為說經不尊信康成，大道歧而卮言出。”翁覃谿則進一步指出，尊重漢學在于反對宋學，他說：“近之學者，稍窺漢人厓際，輒薄宋儒為迂腐，甚者且專攻程、朱為事。”因此，漢學，如劉師培在《清儒得失論》中所說：“所謂漢學者，不過用漢儒之訓故以說經，及用漢儒注書之條以治群書耳。故所學即以漢學標明。”方東樹、徐世昌也證明了劉師培的結論。在《漢學商兌序》中，方東樹說：“歷觀諸家之書，所以標榜宗旨，峻門戶，上援通賢，下襲流俗，眾口一舌，不出于訓詁、小學、名物、制度。棄本貴末，違戾詆誣，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齊治平之教，一切抹殺。”徐世昌在談及戴震和王念孫時也說：“乾、嘉間，休寧、高郵諸儒，相與正訓詁，明音韻，考名物，核度數，寖流為支離破碎。”

清代漢學好古信古、借助漢代訓詁和治書科條研治訓詁、音韻、名物、制度、地理沿革、算歷、金石、校勘、輯佚等的考察和整理古籍，而對經籍的義理和實踐“一切抹殺”。這種對具體歷史事件的證實性考察直接導致了對思想的忽視和排斥，放棄了對思想的深入探究，龔自珍在談到王引之時說：“自珍平日所聞于公者，曰：‘吾之學，于百家未暇治，獨治經。吾治經，于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

二、宋學、漢學爭論的實質

如上文所述，宋學標示了士人的行為規范，而漢學意在考察古典文物，二者表面上并行不悖，事實上大有爭執，清代漢學始終作為宋學的反對力量而存在。宋學、漢學之爭的根源在于道統及其相關問題，因為道統問題是事關儒家命脈的首要問題。

第一，道統的來源、失落。

道統是宋明儒家重要的觀念之一，而最早提出道統觀念的是唐代的韓愈。“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他認為，仁義道德就是先王圣道，而道統是圣道傳承的譜系，他說：“斯吾所謂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自堯舜至春秋戰國，道統逐漸由君王向儒者轉移，儒者逐漸成為圣道的傳承者。宋明儒學家承襲了韓愈的道統思想，明確提出道統概念。道統觀念在宋明儒學家那里得以繼承發展，成為一種文化慣性。

儒學士人承載了先王圣道，成為先王圣道的代表。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學士人高于現實皇權，是皇權合法性的唯一決定因素，也是儒學士人以先王圣道來規范和引導皇權的機制。北宋的經筵制度就是范例。由于儒學士人成為先王圣道的代表，因此他們在解釋儒家經典上擁有話語權，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闡發儒家經典的微言大義。這樣道統觀念儼然成就了宋明時期自由活潑的學術氛圍。

然而，清代儒學士人承載道統的地位在逐漸喪失。康熙時期還有儒者承繼道統，如李紱、方苞、蔡世遠等人。蔡世遠敘述了儒家道統的傳承，認為先王圣道在傳承過程中不斷發揚光大，他在《歷代名儒傳序》中說：“圣人之道具于經，故必知道而后能明經。然傳經亦所以存道，自孟子后，漢儒有傳經之功，宋儒有體道之實。漢初，董江都學貫天人，定一尊于孔氏，罷申、韓非、蘇、張之學，儒之醇者矣。然伏、毛、孔、鄭諸儒，各有傳經之功，不可忘也。有宋周、程、張、朱五先生繼起，直接孟氏之傳，圣道如日中天，道統之所由集矣。”雍正時期的任啟運則鮮明地以承載道統為己任，德保在給任啟運立傳時說：“先生幼即穎異，讀《孟子》至卒章‘然則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輒哽咽流涕，大懼道統無傳人，立志遠大若此。……書自責語：‘孔、曾、思、孟，實惟汝師’。”

康熙、雍正兩朝不乏傳承儒學道統的儒學士人，他們以儒學圣道為治國平天下的根本，并身體力行，繼承光大。這也證明了道統仍然在儒學士人手中。到乾隆時期，儒家則少有承繼道統者。由于皇權高壓統治，皇帝完全從儒學士人手中奪取了儒家道統，儒學道統在儒家士人手中逐漸失落。乾隆在批閱程頤《論經筵箚子》中說：“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由于宋明以來儒學士人以承載圣道自居，以此塑造了心懷天下的情懷。而乾隆這種對程頤“以天下治亂為己任”一說的憤怒，顯然是否定儒學士人具有承載圣道的傳統。這也就說明了為什么尹會一的兒子尹嘉銓在乾隆四十六年請求以湯斌、范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及其父從祀文廟時被“逮至處絞”。自韓愈提出、宋明諸儒繼承并完善后的儒學道統在乾隆時期成為皇帝手中的工具。儒學士人失去了作為圣道載體的地位，失去了解釋儒家經典的優先權。儒學士人在學術上處于失語狀態，只能在日常行為中踐履理學教條。

第二，重塑道統的努力。

由于清代皇權極力干涉，唐宋以來形成的儒學道統從儒學士人手中失落。然而數百年間形成的承載圣道、規范皇權的文化基因和歷史慣性并未隨著政治的高壓而消失。相反，它們推動著清代漢學家重建學統，以期重新獲得儒學經典的優先解釋權，重塑新的道統。

早在康熙時期就有宋學者兼做漢學的工作，如方苞。他認為，傳統的《易經》、《詩經》、《尚書》的微言大義已被宋儒闡發，而宋儒未充分闡釋《周官》、《儀禮》。他說：“蓋《易》、《詩》、《書》有周、張、二程以開其先，而朱子實手定之。典謨以下，亦抽引端緒，親授其徒。胡氏《春秋傳》雖不免穿鑿，而趙、啖、二陸、劉、孫、胡、程之精言采錄實多。……《周官》、《儀禮》，則周、程、張、朱數子皆有志而未逮，乃未經墾辟之經。”方苞認為，《春秋》、《周官》和《儀禮》都有微言大義，寓蘊圣人大道，但漢代學者和宋明儒學家都未能充分闡明，他說：“凡義理必載于文字，惟《春秋》、《周官》，則文字所不載，而義理寓焉。……余初為是學，所見皆可疑者，及其久也，義理之得，恒出于所疑。因錄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為偽者，豈獨于道無聞哉，即言亦未知能辨焉耳！……凡世儒所疑于《周官》者，切究其義，皆圣人運用天理之實。……儀禮志繁而辭簡，義曲而體豐，微周公之手定，亦周人最初之文也。然其志惟施于成周為宜。蓋自二帝三王彰道教以教民，凡仁義忠敬之大體，雖甿隷曉然于心，故層累而精其義，密其文，用以莫礲德性，而起教于微眇，使之益深于人道耳。”

方苞將《春秋》、《周官》、《儀禮》為代表的《三禮》作為當時學術界努力的方向。他認為這些典籍可以為清儒朝不同方向發揮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事實也是如此。乾隆時期顧棟高著《春秋大事表》五十卷，方苞稱贊道：“《春秋大事表》，凡漢、唐、宋、元人之書皆博覽而慎取之。其辨古事，論古人，使能物盡其理，即乎人心。”戴震的老師漢學家江永精于《三禮》。沈彤著述《儀禮小疏》，胡培翚評價道：“沈氏之書名《儀禮小疏》，所箋釋僅止《士冠》、《士昏》、《公食》、《喪服》、《士喪》、《既夕》數篇，而考訂多精核。”

從康熙朝到乾隆朝，學者們研究《春秋》、《三禮》等典籍的重點已經由義理逐漸向訓詁、考證學為特征的漢學方向轉變，最終促使漢學成為清代學界的主流，培養了以惠棟和戴震為代表的一批漢學家，他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構建學統。惠棟信奉漢代經學諸經師及其家法，以訓詁和音韻考察義理，將其學術淵源推及到漢代。他說：“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由師所口授，其后乃著書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于學官，與經并行。五經出于屋壁，多古言古字，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乃知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戴震“研精《爾雅》、《方言》諸書及漢儒傳注，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并認為“古圣賢之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義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與異端曲說而不自知矣。”戴震為學的宗旨是“精求正詁，通三代典章制度，而因以確知義理之歸。”戴震認為，圣道義理存在于夏、商、周的典章制度中，以音韻、訓詁來考察典章制度進而明了諸經義理。

清代漢學者以闡釋《春秋》、《三禮》等典籍和先秦的典章制度為基礎建立了一套新的學統，它依次上溯至兩漢、周、商、夏，以訓詁、考證、辨偽、校勘等為手段，將視野放在名物、典章等制度上。清代漢學者希望借助這一儒家新學統而獲得闡釋儒家圣道的話語權，進而重塑儒學道統，重新成為道統的承載者，實現圣道高于皇權、規范皇權的目標。

宋學的道統論述話語權被皇權壟斷，使得宋學實質上成為了國家意識形態，造成了宋學士人集體失語和思想的停滯；而清代漢學者便努力重建儒學學統，獲得對經典闡釋的優先權，以期重塑儒學新道統，打造自由活潑的文化氛圍。換言之，清代宋學和漢學之爭的實質是儒學圣道的道統傳承之爭，也是對儒學士人的定位之爭，彰顯了儒學士人和皇權在道統上的沖突。

三、宋學、漢學之爭的影響

清代漢學和宋學之爭在中國思想史上是一個具有重要影響的文化事件，一度對中國思想史的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加劇了清代思想的貧困

由于皇權干涉，清代宋學淪為國家意識形態和僵化的信條，便失去了獨立的反思功能。因此，清代宋學已經成為了沒有思想功能的道德規范。相對而言，由于缺失系統的思想文化背景，清代漢學的文化視野狹隘，治學方法零碎饾饤，必然走入迷途。劉師培認為，江、戴之學，嘉定三錢，段、王之學以及惠氏之學“均以征實為指歸”，其結果是缺乏思想。焦循曾指出：“國初經學，萌芽以漸而大備。近數十年來，江南千余里，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所患習為虛聲，不能深造而有所得。蓋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再求其通。前者之弊患乎不學，后者之學患不思。”思想深度的缺乏和學術視野的狹隘使得清代漢學家未能融會貫通儒家思想，錢大昕曾深刻指明：“自惠、戴之學盛行于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

焦循、錢大昕和劉師培看到了清代漢學的努力歸于失敗，其根本原因是缺乏思想——這是清代漢學的一個特點。徐復觀曾說：“他們是完全沒有思想的學派”，“因為反思想，一個人的思考能力，客觀態度，以及反省精神，便伸展不出來”。這就將清代思想的貧困狀態充分顯現出來了，并加劇了清代思想界的荒漠化。清代漢學家由于缺乏思想而難以產生“通儒”，難以通盤體認儒家文化，難以對社會有敏銳的認知，因此也就無法把握文化和社會的發展趨向，結果只能是被時代所遺棄。從這個意義上說，清代漢學重建的學統漏洞百出，未能完成重塑道統的目標。

（二）傳統經學學統的瓦解

清代宋學、漢學之爭對中國文化造成了巨大沖擊，構成了中國傳統經學瓦解的內在決定性的要素。清代漢學家極力否定宋學，其治學態度和動機對后世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乾隆年間的翁方綱就指出漢學家“惟博辨之是炫，而于義理之本然反置不問者，是即畔道之漸所由啟也”，并說“嗜博嗜瑣者非也，其嗜異者非也，其矜己者非也。”他指出，漢學家們對“博”、“瑣”、“異”的追求以追逐聲名為目的，而對思想義理置之不顧。由于思想沒有深度和為學的動機不純，他們所做的文本考證、辨偽等活動的可靠性便受到質疑。劉師培曾說：漢學初興，“其征實之功，悉由懷疑而入。……始也，疑其不可信，因疑而參互考驗，因參互考驗而所得之證實益多”。清代漢學家的治學態度是為了標新求異、獲取聲譽而事先在胸中有一個否定的觀念并以此證實或證偽，這種治學精神深刻地影響了后世儒家士人的治學風氣，因此疑古的風氣高漲。梁啟超曾對清代漢學家的治學態度有過精彩的論述，他說：“自閻若璩攻《偽古文尚書》得勝，開學者疑經之風。于是劉逢祿疑《春秋左氏傳》，魏源大疑《詩毛氏傳》。若《周官》，則宋以來固多疑矣。康有為乃綜集諸家說，嚴畫今古文分野，謂凡東漢玩出之古文經傳，皆劉歆所偽造。正統學派所推崇之許、鄭，皆在所排擊。則所謂復古者，由東漢復于西漢。有為又宗公羊，‘孔子改制’說，謂六經皆孔子所作，堯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

清代漢學者的疑古之風給中國的思想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一方面，儒家向來以經典作為圣道傳承的載體，當清代漢學家開始懷疑儒家經典時，也就凸現出儒學道統的消失、儒家文化的價值和載體的瓦解，這已經構成了近代以來否定傳統文化運動的先聲；另一方面，清代漢學家以標榜漢學傳統而攻擊宋學、否定宋學，這實際上是否定自韓愈至宋明以來的儒家學術傳統。這個傳統在乾嘉漢學鼎盛時期受到嚴重摧殘，并在清代漢學懷疑經典的沖擊下加速瓦解。然而，漢學本身沒有一以貫之的完整學統是其致命的傷害，而清代漢學家善疑之風也構成了終結漢學的力量，梁啟超說：“既善疑矣，則當時諸人所共信者，吾曷為不可疑之？”因此，鴉片戰爭后歐風美雨的侵入使漢學變得支離破碎而日益邊緣化，加劇了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的長期貧困。

四、結語

清代宋學、漢學之爭不是因學術研究對象不同而引發的學術爭論，其本質是儒學士人和清代皇權爭奪道統繼承權的問題。高壓的皇權政治剝奪了清代宋學者的儒學道統承載者的地位，皇帝打著宋學旗幟成為儒學道統的接續者，使得儒學變為僵死的教條，窒息了儒學的生機。當以宋學的名義壟斷儒學道統時，清代漢學家便以漢學為號召，重建儒學學統，希望重塑道統，在打擊清代宋學過程中奪回失去的儒學道統。然而，清代漢學家狹隘的學術視野和思想文化的匱乏使他們未能建立起系統的學統，其重塑道統的努力歸于失敗。清代漢學自身缺乏思想，卻不斷攻擊宋學，使得原本就思想匱乏的清代社會雪上加霜，它不僅瓦解了傳統儒家的載體及其價值，還使得中國傳統儒學在歐風美雨中日益邊緣化，造成了傳統文化的式微。（節選自《長安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