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運動是指17、18世紀在歐洲興起的一次反封建、反教會的思想解放運動，是繼文藝復興運動之后歐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它在理性主義的旗幟號召下，強調運用理性判斷事物，倡導自由、民主和平等，反對封建專制和教會神權統治。啟蒙運動波及范圍相當廣闊，最早發生在英國，后來發展成以法國為中心，波及德國、俄國、荷蘭、比利時、冰島等歐洲國家以及美洲等地區，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為法國大革命等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啟蒙運動的興起，源于近代歐洲資產階級的發展壯大而產生的反封建專制及其精神支柱天主教會的需求。但從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進程來看，啟蒙運動的產生尤其是其追求理性的核心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國的孔子以及儒家思想的影響。這也是1500年左右地理大發現以后中西文明交往加速、互動頻繁、互鑒顯著的生動反映。

啟蒙思想家為何將目光投向中國

在啟蒙運動時期，歐洲的榜樣是中國，從思想家到平民，普遍將中國視為學習和生活的榜樣，如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所說的，對于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們而言，“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對中國倍加贊揚……看到這樣的國家，他們嘆為觀止，心往神馳”。為何啟蒙思想家會以遙遠的東方作為自己的理想，關注儒家思想呢？

從社會經濟發展來看，中國當時的社會富裕程度比歐洲高。明清之際的中國，不僅在亞洲，在世界范圍內也是大國，而且是強國。來華的傳教士們是中學西傳的主要群體，他們總體上認為中國是一個高度富裕的國家，他們的著作對中國的經濟規模和社會發展都有非常具體的介紹。利瑪竇說道，“這片幅員遼闊的土地，不僅像我們歐洲那樣由西到東，而且由南到北也是一樣，都物產豐富，沒有國家能與之相匹敵”。中國歷史之悠久、國土之遼闊、社會之富庶超過歐洲，引起啟蒙思想家對中國的關注，使他們開始將中國作為榜樣的想法油然而生。

從國家治理體制來看，中國當時的國家治理水平高于歐洲。以國家選拔官吏方式為例，當時歐洲的國家治理中有一個惡習，即賣官鬻爵。當時的法國為了找到財源，“或是靠出賣特許證賺錢，或是靠設置個新官職賺錢，國家強迫各集團購買新官職”。來華的傳教士在中國卻看到完全不同于歐洲的另一種官員選拔制度——科舉制即文官考試制度，這樣的管理和選拔人才的制度在歐洲是沒有的。利瑪竇詳盡地解釋了中國的科舉制度：“那些執掌國家大權的人都是通過科舉考試，從舉人和進士一步一步晉升上來的……完全憑考試成績以及在以前任職期間所顯示的智慧、德行與才干。”法國思想家魁奈對中國的科舉制度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認為，歐洲當時的社會管理制度和中國的這種考試制度是完全無法比擬的。

在多數啟蒙思想家的眼里，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依靠學習儒家著作，依靠公開競爭科舉制度選拔官員，同時依靠一整套的法律制度，維持著皇權的專制制度。這就是他們所追求的開明君主制。于是，啟蒙思想家將目光投向了當時在中國占據主導地位的核心意識形態——儒學。而在儒學經典向歐洲傳播的過程中，啟蒙思想家發現儒學的知識和觀念與他們的主張有著內在的聯系，紛紛學習、研究、借鑒儒家思想，并在18世紀的歐洲掀起“孔子熱”。

歐洲歷史上第一次對儒家經典進行系統譯介

最早將儒家思想介紹到歐洲的人是西班牙傳教士高母羨。他在1590年翻譯的《明心寶鑒》，首次將儒家通俗作品傳入歐洲。不久，意大利傳教士羅明堅把《四書》中《大學》的部分內容翻譯為拉丁文并在歐洲公開發表，這是歐洲思想界第一次讀到儒家的經典篇章。

以1685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向中國派遣五名“國王數學家”為標志，儒家典籍的西傳進入了新的階段。來華傳教士在歐洲出版了一系列漢學著作。其中，《中國哲學家孔子》是歐洲歷史上第一次系統地對儒家經典進行譯介的奠基性作品，該書在路易十四的資助下，由傳教士柏應理等人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全書包括柏應理所寫的《致偉大虔誠的基督教君主路易十四函》、殷鐸澤與柏應理合著的《初序》、殷鐸澤所作的《孔子傳》并附孔子像、《大學》《中庸》《論語》的拉丁文全譯本等內容。

《中國哲學家孔子》向歐洲證明了儒學只是一種哲學，而不是宗教。在書中，傳教士把一個有理性、有宗教感，但又不是宗教的儒家介紹到了歐洲，從而開啟了中國哲學和歐洲哲學首次相遇與會通。這不僅給當時的歐洲提供了一種異國風情，同時“還提供了一種形象和思想庫。歐洲發現了它不再是世界中心……如同其他游記一樣，廣泛地推動了舊制度的崩潰，在西方那已處于危機的思想中發展了相對的意義”。

《中國哲學家孔子》在歐洲的傳播，標志著西方對儒家思想的解釋，已經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展開。這本書在歐洲思想界引起轟動，直接影響了伏爾泰、孟德斯鳩等啟蒙思想家，讓他們通過孔子和儒學了解了中國的政治和倫理模式。儒家思想開始廣泛傳播，并融入歐洲思想文化的變革之中，中國成為當時歐洲社會變革的一個榜樣。

儒學提供了批判歐洲神權統治的外部

思想資源

用理性取代宗教信仰，打破教會對社會的統治是啟蒙運動在政治上的核心目標。對宗教進行批判、對世俗生活進行頌揚，讓歷史走出神學、讓理性主導生活，這是啟蒙思想家必須回答的問題。儒學的世俗化、理性化、以德治國等理念，為歐洲啟蒙思想家提供了批判神權統治、倡導理性與世俗道德的外來思想資源。

儒學著作中的中國歷史紀年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圣經》的歷史紀年。《中國哲學家孔夫子》一書所附的中國歷史年表，向歐洲展示了一個完全不同于《圣經》神學史觀的東方民族歷史編年。當時的西方社會以基督教歷史紀年作為整個人類史紀年，以《圣經》歷史作為整個世界史。按照中國歷史紀年，早在《圣經》所記載的大洪水時期以前，中國的歷史就已經存在了。中國的歷史紀年對《圣經》歷史觀是一個嚴峻的挑戰，成為當時歐洲一個極為敏感的政治和宗教問題。對此，伏爾泰得出結論：西方所編寫的否認中國上古史的書都是錯誤的。在歐洲，伏爾泰開啟了將人類歷史從神的歷史回歸到人類自身歷史的進程，這是歐洲啟蒙運動對宗教神權進行批判的重要表現。

儒家思想為啟蒙思想家批判“啟示神學”提供了思想武器。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書在歐洲出版后，書中的萬有引力定律震驚歐洲。這讓“自然神學”在神學解釋上對“啟示神學”帶來了巨大挑戰。“自然神學”對上帝的認識不像“啟示神學”那樣完全依賴于宗教經驗和內心，而是通過理性和經驗來認識上帝。而儒家哲學傳入歐洲給啟蒙思想家提供了一個可以用“自然神學”來解釋世界的例子，伏爾泰借用孔子和“自然神學”批判教會權威、倡導理性宗教：“他（孔子）不是先知，他不自稱得到神的啟示，他所得到的啟示就是經常注意抑制情欲；他只是作為賢者立言，因此中國人只把他視為圣人。”啟蒙思想家認為，孔子的學說就是教導人們掌握理性、認識自然。儒家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理念，自然引起他們的關注。特別是宋明理學所蘊含的“理性”精神，為他們批判教會提供了寶貴思想借鑒。

啟蒙思想家借儒家的以德治國理念削弱了當時教會的權威。17、18世紀之際的歐洲，教會不僅享有巨大的世俗權力，而且在精神世界也占有統治地位，控制著幾乎所有的教育機構，并負責審查人們的精神生活，成為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人類走向理性和幸福生活的最大障礙。以德治國，是中國傳統國家治理的一大特點，也是啟蒙思想家眼中“理性治國”的直接表現。法國思想家霍爾巴赫認為，中國歷史上雖然多次改朝換代，孔子的思想卻始終是中國人治理國家的基本原則。孟德斯鳩對孔子和儒家學說的“以德治國”方針都給予了贊揚。孟德斯鳩則認為中國人生活在一種最完善、最實用的道德之下，這種道德是這個地區的任何一個國家所不擁有的，“他們要求人人相互尊重，人人時刻不忘自己受惠于他人甚多，無不在每個方面有賴于他人。為此，中國立法者制定了最廣泛的禮儀規范”。這些啟蒙思想家，通過對儒家“以德治國”理念的贊美與宣揚，借助其重視個人道德修養、為政以德等理性表現來批判教會，削弱了教會的權威，讓基督教在當時歐洲的壟斷地位更為松動。

作者：張西平，系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北京語言大學特聘教授

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