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宗歆已有家室，卻偏偏選擇了最危險的一條路：逆行回到前線。

文丨新京報記者黃依琳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張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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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長期生活在國外的黃彤回了趟上海老家，那套歷史久遠的老公房里留了很多父輩們當年的老物件，特別是關于外祖父的大量資料。

外祖父叫劉宗歆，在抗戰時期是紅十字會的一位防疫醫生。在日軍發動細菌戰時，他深入一線救治大量病人，最終不幸感染鼠疫犧牲，時年29歲。作為上海私人銀行經理的兒子，他放棄了優渥的生活違抗父命學醫。全面抗戰爆發后，他本已隨校遷移到達安全區，卻不顧家人阻攔，逆行回到前線。

外祖父留下的資料里，有他寄給家人的十八封家書。這些家書紙短情長，有對妻女的無盡思念，也記載了一個熱血青年在民族危亡、烽火漫天的亂局中如何所思所想。最后一封家書，則揭露了侵華日軍發動細菌戰的罪惡事實。

黃彤告訴新京報記者，她理解的外祖父只是一個平凡而正直的人——一個中國人，樸素的民族情感讓他挺身而出，做了力所能及的事。

劉宗歆留下的其中16封書信。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對此景要想到已失去的山河”

1937年5月，全面抗戰前兩個月，25歲的同濟大學醫學生劉宗歆被選中赴南京集訓兩個月。

在寫給妻子陳娟的信中，他回憶，從上海到南京的火車上，遇到了一位同學的旅伴汪女士。汪女士是赴滬升學的，心情似乎輕松愉快，還分給大家一袋糖果，走時一邊高聲喊著再見，一邊揮著手巾。

“而我們只有草帽和眼鏡”，劉宗歆寫道，與汪女士分別后，他們這些留下來的學生需要另搭車去集訓地，想到集訓意味著為國犧牲，“有一種凄楚的感觸。”

一張劉宗歆的學籍卡顯示，他1912年出生于浙江上虞，父親在上海某金融街從事錢業。黃彤告訴新京報記者，外太公在上海一家私人銀行謀職并任經理，想讓長子劉宗歆學習金融以便子承父業，便將他從老家接到上海讀初中。

但是劉宗歆對金融沒興趣，初中時因目睹當時中國缺醫少藥的狀況，有了自己的志向。他違抗父命報考了同濟大學附屬中學，靠獎學金維持學業。

在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的1931年9月22日，上海各高校的學生迅速成立抗日組織，隨后組成 “上海大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積極聯絡全國其他地區的學生，成為學生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力量。

一位劉宗歆的高中同學曾寫信對其家人回憶，高中時他與劉宗歆創辦了班級壁報《新波》，議論抗日救國，也抒發了許多對當時國民政府的看法。當時為迫使國民政府停止內戰、聯合抗日，“聯合會”先后三次組織數千學生赴南京請愿，劉宗歆作為附中的義勇軍隊長參與了兩次。

劉宗歆也對自己高中時的激情歲月感觸頗深，“抗日救國”的自覺就形成于附中就讀期間。5年后，他在給妻子陳娟的信中，回憶了當時的場景——“懷著滿腔的熱情，冒著寒冷和饑餓”，他和上海幾千學生一起，其中同濟學生約有七百多人，白天請愿，晚上睡在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的體育館，“疲乏得兩腿不知怎樣放。”

“路上，各人充滿著憤怒和悲哀，沿途喊著‘抗日救國’的口號。”那次回校后，附中校長告訴他們，“戰時要為國家民族犧牲，在平時要為科學的醫學努力。”

劉宗歆、陳娟夫妻和雙胞胎兒子的合影。受訪者供圖

再去南京是那次請愿的5年后，1937年5月，25歲的劉宗歆被選中赴南京國立醫藥專科學校集訓兩個月。

彼時，他已結婚生子，他與妻子陳娟育有一對2歲的雙胞胎男孩，陳娟腹中還有個即將臨產的女孩。

集訓從5月到7月，參加者共460余人，全是來自全國二十多所大學的醫學生。在這期間，劉宗歆往家中寄了十六封信，信是用日記體寫成的，他提醒妻子好好地保留著，作日后紀念之用。

為使全國醫學院的學生能適應未來戰爭的需要，國立醫藥專科學校集訓所教授的課程中有軍事（射擊、步哨勤務、兵器防空等），也有醫學（環境衛生、軍陣外科等）。晚上對付臭蟲蚊子，白天又忙著集隊、報告、上學科課。野外軍事演習時，常弄得滿身泥污臭汗，遍體傷痕。

劉宗歆在信中寫到集訓的艱苦：“我們有時用跑步，有時屈膝爬行，有時將全身俯臥在草莽中，一手手的伸屈向前，有時拖高槍，從土堆上滾下洼地去；碎石嵌著手掌和兩腳作痛，蘆葦的鋒芒割碎了皮膚，柴刺刺入手指上，滴著猩紅的血珠。”

軍隊的規定也很嚴格，在優渥環境下長大的劉宗歆也不免抱怨，“在這里不管你以前的一切，一律穿上灰色軍服、布襪、草鞋，動作要迅速，各事須服從……軍人生活真是刻板極了，一切都非常整齊簡單、敏捷。”

但一想到“有所貢獻于國家”，他又數次自勉。

“非如此訓練，不足以應付戰時的環境…………這一切的皮肉之痛，不能讓我們自己躲到這演習，我們要認真，要堅牢，要在這片刻的鍛煉之中，來體味戰時的生活！”

一次，他們在紫金山山麓軍事演習，路上風景讓他念起家鄉的大山。他在信中詩意地寫下美景：“近處猩紅的石榴花點綴著悅目的景色，遠處水荇蘆荇浩渺無際，群山隱約環抱玄武湖，這景象是足夠使人流戀。”

在信的末尾，劉宗歆記下了老師叮囑他們千萬不要忘的話——“一是，對此景要想到已失去的山河。二是，無論任何地形，沒有不可以進攻的。”

逆行回到前線

在南京期間，劉宗歆常在信的末尾對陳娟說，“祝你忍耐和健康。”

年輕的妻子在老家紹興待產，總是憂慮。劉宗歆深愛著妻子，家里的狀況讓他格外牽掛，“真使人怏怏不快。”

在信里他會長篇累牘地囑咐在老家的家人如何注意身體，“楊梅成熟的好，但兩孩不可吃得太多，小心壞牙齒！”也記下了數次對妻兒的魂牽夢繞，“昨夜夢魂中，似與你共居一小室中，偎依談心。沒看到二孩，你也沒有顯得消瘦些，精神面色很好，越發覺得可愛了，好妹子！”

“我常想到遠在家鄉的母子三個，但這里刻板忙迫的生活又不容人作悠然的遐想，我們真是關山遠隔，消息渺茫了，往來的信是很費時的，我很渴望你能抽些時間出來，寫些你們三個的近況給我，使我在這幽閉的環境里，也可以和你們有會心的交流。”

劉宗歆。受訪者供圖

在南京的最后幾天，他需要完成期滿考試。剛回到上海，又遇上了盧溝橋事變，不久淞滬會戰爆發，8月，同濟大學被日軍投下了大批重磅炸彈。一組同濟大學校史館的照片中，曾經的大禮堂、工學院等建筑被炸得墻體坍塌，殘骸堆積如山。

劉宗歆不得已跟隨學校往安全區遷徙，先是到了浙江金華。兩個月后日軍進逼杭州，金華局勢緊張，同濟大學再次遷到江西吉安。經過兩個月籌備，醫學院院址選在吉安的白鷺洲書院，1938年春復課。

在那里劉宗歆完成了最后的學業。一封落款為白鷺洲、寫于1938年6月的信中，他告訴家人，“大考已完，成績還滿意。兩三天后，就動身到金華去。”

同濟大學校史館館長章華明告訴新京報記者，劉宗歆回到金華是一個了不起的決定。

章華明說，民國時期的大學生是天之驕子，抗戰全面爆發時，為了讓他們安全撤離，甚至有軍隊在前面給他們護行。當時畢業的醫學生有的選擇曲線救國，留在江西開診所；有的到延安，參加敵后抗日；也有的想辦法出國。但劉宗歆已有家室，卻偏偏選擇了最危險的一條路：逆行回到前線。

劉宗歆在給家人的信中寫下非此不可的理由——“金華現在比較是算前方了，傷兵很多，沒有好醫生來救護，醫官都是不好的。金華現在雖然比較危險，但我們仍是前去，多少人被槍殺了，多少財產土地被毀滅劫去了，難道我個人的生命還過分的重視！我很高興能到前方去生活幾時。到了那里，以后當再詳告近況。”

到金華后，劉宗歆加入了中國紅十字會（以下簡稱紅十字會）醫療隊，后被編入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金華大隊第6中隊第67醫療隊任醫師。

公開資料顯示，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是由英籍華裔生理學家林可勝籌建的。林可勝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參加過戰地救護工作，抗戰爆發后，他任紅十字會總干事，積極籌建救護總隊，組織醫療隊奔赴各抗日戰場。

劉宗歆贈給妻子的日記本，并在扉頁留言。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臨行前，劉宗歆贈妻子陳娟一本生活日記，扉頁寫著“愿別后永念不忘，努力不懈，堅毅不屈！”日記本中有不少插頁是關于抗戰的文章和激勵民眾的話，在日記的最后一頁印有岳飛寫的“還我河山”。

這本日記黃彤常帶在身邊，在日記中，陳娟提到過生活的困苦，“我為了宗歆受的苦楚很多，雖然吃不用愁，可穿的衣服要愁，身上還有六個月（的孩子），不知是男是女也要愁……我的眼淚受不住，好像下大雨一樣，濕了枕頭一大塊，真是心中悲痛非凡”。盡管對丈夫的離去有諸多不滿，陳娟仍試著理解，“我做了妻子，總要顧諒丈夫。”

與丈夫分開一年后，陳娟才有機會與劉宗歆重聚。1940年劉宗歆回上海籌集藥品和醫療器材。他把妻子、妻妹和一子一女也接到后方醫院駐地。

一張1940年8月攝于上海的照片里，劉宗歆一改之前柔柔的知識分子打扮，頭發剪得寸短，眼神堅毅地看著前方。“油頭粉面總是斜路，埋頭苦干才算正道”，這是他臨畢業時給一位護士的留言。

劉宗歆所在的后方醫院在皖南涇縣，他奉命帶領第67醫療隊赴新四軍工作，該醫療隊經淳安、屯溪、黃山、太平，輾轉抵達位于皖南涇縣的云嶺。

黃彤告訴新京報記者，她的父親即劉宗歆女婿黃培豪，曾花30多年時間尋訪知情人，最終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寫成一篇文稿。文稿記載，第67醫療隊由三名醫師和三十名護士組成，到達新四軍部后改組為671、672、673三個醫療分隊。劉宗歆任672醫療分隊隊長。

在后方醫院的兩年里，劉宗歆主持外科及傳染科的醫療工作。據其同事對黃培豪回憶，當時劉宗歆每天查房三次，平時每周一、三、五下午做手術，前方有傷員送來時，隨時進行手術，少則四五例，多時十余例。他身體不太好，貧血頭暈，有時動手術比較復雜，忍著自己的病痛，堅持把手術做好。

同時，劉宗歆也兼任新四軍軍部衛生人員訓練班《簡易外科學》教師。黃彤的母親劉丹也曾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記載，劉宗歆工作之余，指導妻子陳娟學習醫療護理知識、后陳娟也參與到包扎及換藥等工作中。一次，為幫助新四軍軍部委派的軍醫赴蘇北前線，劉宗歆和妻子協助他們化裝成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人員，掩護其安全轉移。

“我去不是更好嗎？”

然而更嚴峻的考驗還在后面，日軍發動的一場隱秘的細菌戰正從天而降。1940年10月，浙江衢縣暴發鼠疫。

當年一位防疫分隊的醫生齊樹功對黃培豪回憶，“分隊駐在衡州，日寇飛機經常來，有時丟炸彈，有時丟其他東西，當時有人看到好像煙一樣的東西丟下來，逐漸消失，下落不明。情報下傳后，居民從金魚缸中，拾到幾包跳蚤，送浙江衛生處化驗，初步判定為鼠疫細菌。”

據原侵華日軍陸軍參謀井本熊男撰寫的日記《井本日志》記載，日軍在1940年10月7日前對浙江共進行了六次細菌實驗戰，衢縣被列入這六次攻擊之列。

《沒有結束的細菌戰》（南香紅著）中也記載了病菌在衢縣的猖獗蔓延。病菌撒下的七天后，一些街道開始有死老鼠，同時也有居民突然死亡，慢慢從縣城擴散到鄉下，死者均有高熱、畏寒、腋下淋巴腫大現象。

1941年3月，劉宗歆被任命為第312醫療隊隊長，前去衢縣撲滅鼠疫。義烏侵華日軍細菌戰受害者遺屬協會執行會長陳劍英告訴新京報記者，在衢縣，當地的衛生組織、紅十字會醫療隊、軍政部防疫隊共同組建了臨時防疫處。劉宗歆被聘任為副院長兼醫務主任。

1941年劉宗歆被聘為衢縣臨時防疫處隔難醫院醫務主任的聘書。受訪者供圖

齊樹功對黃培豪回憶，當時紅十字會和浙江衛生處負責治病，并成立隔離醫院，劉宗歆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戰亂時期的醫療條件有限、醫療物資匱乏，抗疫形勢十分危急。臨危受命的劉宗歆一邊參與防治工作，一邊查閱資料，學習鉆研，逐步積累了一些防疫要領，并在《軍醫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關于治療鼠疫的文章，以幫助各地開展防疫工作。

很快，離衢縣約120公里的義烏也發生了鼠疫。

義烏市檔案館一份名為“義烏縣防疫委員會第五次會議記錄”顯示，1941年11月1日，紅十字會派第312隊劉隊長宗歆來義協助防治。

劉宗歆給妻子的最后一封信寫于義烏防疫期間。寫信幾天后，他不幸殉職。受訪者供圖

陳娟曾對家人回憶，劉宗歆是主動申請前去支援的。行前她擔心義烏鼠疫嚴重，怕丈夫被傳染，曾試圖阻攔。但她拗不過丈夫。丈夫說，他是一個醫生 ，哪里有病人就要到哪里去，他在衢縣防治鼠疫已有一定經驗，“我去不是更好嗎？”

一位劉宗歆當年同事對黃培豪回憶，劉宗歆一到義烏，就去群眾間調查疫情。在這位同事的印象里，劉宗歆很親切，也很干練，“在防疫隊伍中，如此人才又完全奉獻，委實是不可多得的人。”他記得，與劉宗歆數次交談，談話中心離不開想要盡快撲滅疫病。

這位同事還回憶，到義烏約僅半個月，劉宗歆在與一位受邀前來研究疫情的德國防疫專家交流時，提出應“防重于治”。“義烏地區的疫情已非常嚴重，而當地群眾由于缺乏科學知識仍以燒香拜佛的迷信辦法應對，未及時采取就醫治療，導致疫情持續傳播，應教育和引導民眾盡快就醫，以迅速隔離和收治已感染病人，阻斷疫情的繼續傳播。”后來他的意見得到了采納。

以身殉職

劉宗歆給妻子的最后一封信寫于義烏防疫期間，時間為1941年12月26日。

“我在義烏診治鼠疫病人已得五十多人，半死半活（發病后一天內服藥者多治愈，二天后服藥者多死亡），疫勢未減，很忙短時間不能走開……我怕不能回鄉啊！你到家來信時若疫勢平我可設法回鄉，若病?仍很多那倒困難了，且等到鄉后再說。”

齊樹功給黃培豪的信中提到，寫完信的幾天（確切日期已不可考）后，一位老太太前來請劉宗歆去她家診治重病的女兒。當時劉宗歆已經脫去工作服，也沒戴口罩，正要回宿舍去。但他救人心切，以為是普通疾病，趕忙跟隨老太太前往。

1942年1月，《東南日報》刊發劉宗歆殉職的簡訊。受訪者供圖

到病人家里時，他看見那個姑娘躺在了地上，他將其扶到床上才發現對方已患肺鼠疫，而不是腺鼠疫。“腺鼠疫容易治療，肺鼠疫卻沒有什么藥可治”，齊樹功寫道。

劉宗歆當即趕回隔離醫院，安排醫務人員收治病人，并對她家進行消毒。當時的劉宗歆已預感自己可能感染，他告訴同事對其采取隔離措施。

不幸的是，劉宗歆確已感染了，且病情急劇惡化。1941年12月30日晚，他終因搶救無效而以身殉職，犧牲時年僅29歲。

1942年1月，《東南日報》刊發一條快訊，“紅十字會第312隊隊長劉宗歆，自義烏發生鼠疫后，即率隊來義烏工作，不幸竟遭傳染肺鼠疫，醫治無效，于30日下午8時逝世。劉畢業于上海同濟大學，服務衛生界多年，劉于撲滅鼠疫素具熱心，此次殉職，聞者不勝悲悼。”

之后，紅十字會醫療大隊隊長寫信給劉宗歆家屬告知噩耗。這一年，他留下的四個孩子分別是六歲（雙胞胎），四歲和三歲。

那個當年三歲的孩子劉震濤如今已87歲了。對于父親他沒有記憶。他告訴新京報記者，母親自丈夫去世后沒有改嫁，將孩子們拉扯大。四個孩子里有三個在逃難過程中得了哮喘，這個病伴隨著他們一生。

劉震濤家中擺放著父母的合影。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劉震濤家中的客廳里擺放著父母的合影。這張照片攝于新婚不久，拍攝時這對夫妻還很年輕，劉宗歆留著時髦的偏分，頭發梳得亮亮的，身邊的妻子輕輕靠著他，淺淺笑著。

劉宗歆給妻子的信里回憶過那段時光，“三年前的此時，你我在某一早晨上碑牌頭山采楊梅的情景，你不是被樹枝撕破了衣衫么？摘了滿籃，兩人偎坐在亂草上，一遍談一遍吃，看遠處村落的炊煙……那時的良辰美景，才使我留念呢。”

那是1937年6月24日，距全面抗戰爆發只有1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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