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辯旅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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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鏈接】：

刑法第68條：“犯罪分子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的，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從而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現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p>

本文是筆者在辦案中的記錄與思考，歡迎法律同仁批評、斧正。

文｜喬治 律師?

經常輔導當事人做筆錄，筆者今天首次因為當事人立功的問題，去公安機關做筆錄。當事人在看守所期間，向公安機關提供了同案犯的線索與情況，同時也委托筆者規勸同案犯自首，在法庭審理的過程中，筆者提出了當事人構成立功。所以，法院建議檢察院補充關于當事人立功的證據，并建議筆者去公安機關做筆錄。

當然做了筆錄之后，自然就不能作為辯護人，所以也就和當事人辦理了解除委托手續。不過，私以為辯護是個開放式的概念，其實本質上就是，在法律允許范圍內，為當事人爭取最大的權益。如果確實需要做筆錄從而證明當事人具有立功情節，換個辯護人也無所謂，畢竟立功是法定的減輕情節，如果能爭取到立功情節，本案在量刑上就會有一個較大的突破。

根據法律規定，當事人若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的，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從而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等情況的，屬于立功。一般立功，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重大立功可以減輕、免除處罰。所以，在刑事辯護過程中，立功其實是不可忽視的重要量刑情節。

常見的立功情節，比如檢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亦或者阻止他人犯罪活動，再比如，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

▲筆者所代理的兩起案件判決書節選

但是，對于規勸同案犯自首，雖然法律、司法解釋并沒有將之明確規定為立功的典型表現形式。但是，結合現有的判例以及散件的文件，規勸同案犯自首，可以認定為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或者協助抓捕同案犯，可以認定為立功。

一、規勸同案犯自首，可以認定為立功

▲刑辯旅拍

在最高檢印發的檢察機關依法懲治開設賭場犯罪典型案例一劉某某、曾某某等11人開設賭場案中，在【典型意義】部分就有提到：“對于認罪悔罪，成功規勸同案人投案的被告人，依法認定為立功，建議對其減輕處罰?！?/p>

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的《全國法院毒品案件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的通知【法〔2023〕108號】中，更是將規勸同案犯自首的行為，明確作為立功的表現形式，即：“具有到案后規勸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投案、提供線索協助公安機關查獲大量案外毒品等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p>

再比如在最高法的公報案例【江蘇省建湖縣人民檢察院訴張少山等32人非法采礦、馬朝玉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中也提到“被告人王元靖、柯勝富規勸、陪同同案犯到案，系立功，依法對其從輕處罰。各被告人均自愿認罪認罰，依法對其從寬處罰?！?/p>

因此，規勸同案犯自首，屬于立功，并無較大爭議。爭議點僅僅在于規勸同案犯自首屬于哪種立功，部分司法機關認為，規勸同案犯自首屬于“協助抓捕同案犯”型立功；部分司法機關認為該情況屬于“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型立功。筆者認為，同案犯自首與“抓捕同案犯”本身就存在著一定的矛盾。故，在一致性的基礎上，規勸同案犯自首應當屬于“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型立功。

例如，安徽省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2015）滁刑終字第00073號案就講到過這個問題：“經查，許加周、李某甲經李讓義電話勸說，向公安機關投案，并如實供述犯罪事實。據此，原判一方面認為李讓義協助公安機關抓捕許加周、李某甲，構成立功。而另一方面又認為許加周、李某甲主動投案，如實供述犯罪事實，構成自首，二者顯然存在邏輯矛盾。故原判認定李讓義構成立功所適用的法律錯誤。但李讓義勸說同案犯自首，省去了抓捕的環節，可以較快地查明犯罪事實，既節省了司法資源，又提高了辦案效率，符合立功的精神，應適用該《解釋》“具有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的，應當認定為有立功表現”的規定，認定李讓義構成立功，并結合其坦白情節，對其予以減輕處罰。故原判適用法律錯誤，予以糾正。”

當然，最高法在《全國法院毒品案件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也明確了這個問題，即規勸同案犯自首應當屬于“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型立功。

二、委托律師規勸同案犯自首當然可以認定為立功

▲刑辯旅拍

在實踐中有較大爭議的是辯護律師經過委托會見嫌疑人、被告 人后，轉述或者轉交關于嫌疑人、被告人規勸同案犯自首的話語或者信件，同案犯投案自首是否能夠認定為立功。

筆者認為，當事人在看守所被羈押的情況下，委托辯護人或者親友規勸同案犯自首的行為，當然可以認定為立功。

首先，轉述或者轉交關于嫌疑人、被告人規勸同案犯自首的話語或者信件，符合立功的立法本意。

轉述或者轉交關于嫌疑人、被告人規勸同案犯自首的話語或者信件 ，這表明當事人在積極地勸說同案犯歸案，同案犯亦因行為人的規勸而主動投案，這具有突出的社會意義和價值。這不僅為司法機關破案減少了人力、物力，節約了司法資源，還及時實現了國家對犯罪分子的刑罰權，符合立功制度的立法本意。

其次，嫌疑人如實供述案件事實，并知曉同案犯地點和聯系方式等情況下，轉述或者轉交關于嫌疑人、被告人規勸同案犯自首的話語或者信件，只是行為方式方法不同，本質上還是在規勸同案犯自首。

安徽省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陳石松法官，在《人民司法》2016年第8期分析(2015)滁刑終字第00073號案提到“本案中，被告人李讓義到案后因被監視居住，人身自由尚未被完全控制，通過電話勸說同案犯許加周、李井梅投案，許加周、李井梅基于李讓義的規勸行為主動向公安機關投案，并如實供述犯罪事實”屬于立功。

電話勸說同案犯與委托律師轉述規勸自首，本質上是具有一致性的。因為不論是通過電話勸說，還是委托律師轉述或者轉交信件，對于規勸同案犯的行為而言，均具有直接性。雖然辯護人在其中存在轉述與轉交的情況。但是并不影響被規勸人歸案是基于對規勸人的勸說與信任。因此，同案犯自首與律師轉述或者轉交信件之間具有直接因果關系。

而且，對于該種規勸行為，必然需要考量嫌疑人、被告人被羈押的狀態。在嫌疑人、被告人被羈押的情況下，人身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規勸行為必然也只能通過辯護律師轉述或者轉交信件的方式完成。

另一方面，雖然福建省建陽市人民法院林滿山法官曾撰寫的案例“委托親屬尋找并規勸同案人自首能否認定立功”的問題，（案情：被告人全某歸案后在被羈押期間，欲規勸同案人劉某自首，但不知其下落，全某遂委托妻子許某去打聽、尋找到同案人劉某的下落后，勸說劉某于2013年7月31日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提到嫌疑人“全某不知劉某的具體下落，劉某投案是全某妻子許某去打聽后才尋找到劉某的下落，并規勸劉某自首，全某沒有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行為，故不能認定為有立功表現?！钡窃谠摪咐?，福建法院主要考量的是同案犯的線索以及住址是由親屬自己獲悉的，從而區分了親屬立功與當事人立功的情況。因此，若同案犯的線索系當事人本人提供，那就不應當排除立功的認定。

例如在蕪湖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審理的（2019）皖0291刑初141號刑事案件中，法院也明確講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五條的規定，按照司法機關的安排，以打電話、發信息等方式將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約至指定地點的，屬于“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應當認定為有立功表現。根據“舉重以明輕”的原則，對于被告人向親屬提供線索，要求親屬勸說同案犯投案自首，同案犯據此投案自首的，也應當認定為被告人有立功表現。因此，被告人李曉超應當認定具有立功情節，依法從輕處罰?！?/p>

再比如，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2020）湘01刑終808號刑事案件，一審法院未認定其通過家屬規勸同案犯自首構成立功的情節，二審法院在審理后查明，“上訴人肖志清到案后，通過女朋友劉某2規勸同案人陳某3自首”。法院最終認定肖志清構成立功。

最后，坦白和立功并不存在重復評價。

有的觀點認為共同犯罪具有復雜性，尤其是嫌疑人、被告人到案后如實供述罪行的，極易形成自首或坦白與立功的競合。倘若如實供述的內容既是自首或坦白的表現，又是立功的表現，則只能擇一認定，選擇有利于犯罪分子的情節。

但是，雖然嫌疑人、被告人的坦白情節中，必然包含了向司法機關提供了關于同案犯有效的線索。但是并不會直接導致同案犯投案。因此，有效規勸同案犯投案，即同案犯自首與勸說之間具有直接因果關系的，不存在重復評價問題。

因為，認定規勸行為是否構成立功，關鍵在于審查判斷規勸行為對司法機關抓捕同案犯是否確實起到了作用。需要說明的是，經規勸，同案犯自動投案，但未如實供述犯罪的，不影響認定規勸人成立立功；同案犯的行為構成犯罪，但因法定事由不追究刑事責任、不起訴或終止審理的，不影響對規勸人立功表現的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