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荔枝哪家強？蘇東坡告訴你……

*本文為「世界博覽」原創內容

改編自馬伯庸小說《長安的荔枝》的電視劇與電影接連上映，把“一騎紅塵妃子笑”的唐代故事再次搬到大眾的眼前。到了宋代，產地的擴大讓荔枝更大眾化，帶來大量以之為題材的作品，也令南食和文人之間的恩怨情仇浮上水面。

文｜莊語樂

圖｜莊語樂

荔枝，在古代也寫作荔支，是宋代院體畫（宮廷畫）的一大主題，藏于上海博物館的一幅冊頁《荔枝圖》（圖1）就是其中的典型。冊頁這種形制興起于唐代，將多張小幅書畫作品分頁裝裱成冊，便于欣賞和收藏，因此在后世也十分流行。這幅《荔枝圖》沒有款識，橫25.3厘米，縱24.3厘米，以絲絹設色，工筆描繪荔枝的樣貌，彰顯了宋代院體畫的寫實風格。

圖1：《荔枝圖》

上海博物館藏

宋人心頭好

今天，四川、福建、兩廣地區都是荔枝的重要產地，但在宋代以前，荔枝種植北界雖到蜀地，但主要在嶺南，也就是今天的兩廣、海南地區。由于交通不發達，嶺南荔枝進貢到中原，非常勞民傷財，以至于漢和帝曾經禁止進貢荔枝。“一騎紅塵妃子笑”的荔枝自唐代以來長期被認為來自嶺南；近來雖有學者依據《輿地紀勝》等材料指出，楊貴妃吃的荔枝其實來自蜀地，但嶺南說也沒有就此被否定。到了晚唐五代，中原動蕩，大量中原移民入閩，給閩地帶來巨大的發展，也就直接導致了當地荔枝種植業的進步。

據宋初筆記《清異錄》記載，當時閩地士人進京趕考，對家鄉荔枝大加吹捧，說：“我土荔枝，真壓枝天子。”面對他人質疑，更是直言天底下哪有能和閩地荔枝并駕齊驅的水果。有江西人以楊梅與之相爭，最后兩人竟大吵一架。雖有閩人自夸之嫌，但在宋代，閩地荔枝勝過嶺南，也是士人中的共識，比如宋初大臣陶榖，身為陜西人，就認為嶺南荔枝確實比不上閩地荔枝。

閩地的荔枝種植大盛，也讓研究荔枝成為一門學問，用以記錄和鑒賞不同種類荔枝的譜錄也隨之涌現，其中福建人蔡襄（字君謨）的《荔枝譜》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直到明末，鄧慶宷編纂《閩中荔支通譜》時，仍將這部書列為第一卷，題作《宋蔡君謨荔支譜》（圖2）。蔡襄開篇就說“荔支之于天下，唯閩粵、南粵、巴蜀有之”，此后，又將嶺南和巴蜀的荔枝批評了一番，說它們“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并且表示就算是其中的優等品也只比得上東閩所產荔枝的下等品。蔡襄官居高位，不僅以書法揚名天下，也擅長研究吃喝，茶葉、荔枝皆在其列，經他這么一說，荔枝以閩地最優的印象也就刻入了食客心中，據當代學者陳燦彬統計，此后的各類荔枝譜中，鑒賞福建荔枝的“以絕對的優勢壓倒嶺南”。凡此種種，都是宋代荔枝種植和研究發展的體現。

圖3：《寫生翎毛圖》

大英博物館藏

南食入詩畫

荔枝種植的發展當然帶來荔枝文學的興盛。宋人承唐人“解酒荔枝甘”“舊識唯應有荔枝”之后，更是把荔枝當成寂寞生活中的亮色。宣和年間，李綱被貶福建沙陽（即沙縣），嘗到荔枝的滋味，立馬寫下了《荔支賦》，標舉“且食荔支，此非我力”，面對貶謫生活的無奈，不如放下焦慮，吃荔枝吧。

荔枝作為詩文主題不是宋代才有，宋人創作的大量荔枝圖畫，卻是前代所未見的。而且，不少荔枝圖隨荔枝譜一起發行，蔡襄的《荔枝譜》最初便是如此。這大抵是因為當時的中原人大多沒見過生在樹上的荔枝，故而需要附圖以更直觀地呈現其外貌。荔枝作為圖畫主題的高光時刻，無疑是被著名的藝術家皇帝宋徽宗畫進《寫生翎毛圖》（圖3）。這幅《寫生翎毛圖》今有四本，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分別題為《寫生翎毛》和《翠禽荔枝》的兩幅明代仿品，遼寧省博物館亦藏有一副，形制與臺北所藏相同，亦出明人之手。大英博物館藏的這幅《寫生翎毛圖》，最初同樣被認為是明人偽作，近年，經專家辨正，已基本可以確定是宋徽宗真跡。總而言之，荔枝在宋代不僅成為專門的研究對象，有專書描寫，也延續著在詩文中的重要地位，同時還成為畫作的描摹對象，乃至進入宮廷，被皇帝選作“御筆”的主角。一種水果能享受這樣的待遇，在古代也是十分特別的了。

不過，如果把荔枝放在“南食書寫”的傳統中來看，就會發現它鮮亮明快的色澤下暗藏著更為復雜的辛酸之情。飲食詩一直是古詩創作的重要題材，所謂南食，就是南方的食物，尤其是南方特有的食物。在唐宋時的中原人看來，這些化外之地的食物有著可怕的魔力。韓愈被貶潮州，初見嶺南飲食，便被牡蠣、蝦蟆（蛙類）、章魚等奇特的食物嚇到了，在《答柳柳州食蝦蟆》一詩中，大呼“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唯恐自己因食用南食而沾染“蠻夷”之風，并且斥責柳宗元（柳宗元被貶柳州，故稱柳柳州），認為他視蝦蟆為美味，簡直是泯滅人性。這種情緒雖然夸張，但也很好理解，就算是現代人，若不習慣吃蝗蟲一類的昆蟲或是福建的沙蟲（一種環節軟體動物）做的“土筍凍”，見到這些食物還是會天然排斥乃至厭惡。到了宋代，人們對南食的接受程度雖然高了不少，但仍然不乏抗拒。當時“閩、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廣南食蛇”，引得中原人每每發笑。對中原士人來說，南方人吃蛙、吃蛇的行為是不可理喻的，甚至就連喜愛荔枝的李綱，也在《檳榔》詩中表示，隨俗食用檳榔、荔枝，要背負“端憂化島夷”的心理負擔：島夷是南北朝時北方對南朝的蔑稱，一吃南食，就要擔心變作蠻夷，這也是當時人的一般認識。而荔枝作為典型的南食，縱然備受追捧，也無法完全擺脫化外之物的底色。

荔枝與蘇軾

宋人中最愛談荔枝的，恐怕非蘇軾莫屬，他還沒去過南方的時候，就心心念念吃荔枝。元祐三年（1088），他送同僚曹輔赴閩地任職，在送別詩中感慨：“一從荔支食，豈念苜蓿盤。”期待自己能吃到荔枝，也就不用再吃乏味如苜蓿的食物了，為此他甚至急切地說“我舟何時發”；元祐八年（1093），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市）時，友人提議食用蜜漬荔枝，他也欣然賦詩。這時候的荔枝在他筆下還是一種美食的形象，蘇軾也許沒有想到，在之后漫長的南貶生涯中，吃荔枝的時候還多著呢，而那時，荔枝的含義也沒這么簡單了。

蘇軾被貶惠州時，姬妾遣散，只有王朝云執意相隨，但不久后，朝云就因水土不服而死。究竟為何水土不服呢？朱彧的《萍洲可談》說：廣南的市場販賣用蛇熬制的羹，王朝云原本沒見過這種食物，隨東坡一起到惠州時，以為蛇羹是一般的海鮮，便買來食用，一問才知道是蛇，她一聽就大吐不止，大病數月，最終病死。朱彧隨父朱服游宦，與蘇軾、王安石等朝中重臣多有來往，蘇軾從海南儋耳（今海南儋州市）北歸時，朱彧又正好和他相逢，這則信息想必是直接得自蘇軾或其身邊人。朝云究竟多大程度上是被杯弓蛇影的心理作用嚇死，自然已經無從證實，但究竟是這可怕的南食帶走了她的生命。蘇軾當然悲痛萬分，寫下了大量的悼念文字。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他創作出了那首最有名的荔枝詩：“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在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南宋孝宗刊本《東坡集》中，這首詩是《食荔支二首》中的第二首，其后半部分則寫作：“日啖荔支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圖4）詩前，蘇軾還寫了小序交代具體的故事，即傳聞這棵荔枝樹是宋初大臣陳堯佐（謚文惠）手植。后來，這首詩單獨析出，題為《惠州一絕》，詩中的個別字也發生了變化，這當是流傳過程中的訛變，并未影響詩意。

今人并非沒有注意到，無論荔枝還是盧橘（枇杷），都是貶謫詩中的重要意象，于是認為“日啖荔支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是蘇軾苦中作樂，這當然沒錯；但往往被忽略的是，這句詩還暗含了每日吃荔枝這樣的南食，會讓人變作嶺南人之意。蘇軾是眉州人，雖然并非傳統意義上的中原人，但與嶺南尚有不少距離，他不僅不甘長留嶺南，而且也正是嶺南的惡劣環境和南食，帶走了他心上人的生命。荔枝雖然好吃，但蘇軾懷著這樣的心緒寫荔枝，恐怕也少不了幾分仇怨，而這些情緒最終化作一句無奈的“不辭長作嶺南人”。當時的蘇軾究竟是怨恨還是已經釋然，當然任由讀者自行體悟，但在之后暗無天日的貶謫生涯中，每每看到荔枝，念及王朝云，又想到自己幾年前輕佻的一句“我舟何時發”，這位飽經風雨的文豪胸中，還是會泛起波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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