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祿生說丨他政治地位比肩“總理”，曾在福建任職，如今鮮為人知

福建百家大院古建博覽園一期22棟古建筑，已于國慶期間全面開放。本人向百家大院捐贈的一大批歷史匾額，將用于創設國內獨具特色的匾額博物館。

在我收藏的數千片匾額中，每一片都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價值，收藏久了，我甚至對它們都有了某種感情。雖然萬般不舍，但為了弘揚匾額文化，讓百家大院更精彩，我并不吝將部分匾額捐出。

懷著惜別之情，對館藏匾額一一巡禮。無意間發現一塊堆在墻角被冷落許久的匾：【崇祀忠孝】。題匾人彭蘊章，題寫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其落款身份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福建全省學政”。

彭蘊章這個名字，今人或鮮有感覺，但它在清代末期極具影響力——彭蘊章是清朝最后一個擔任過領班軍機大臣的漢人！

在清朝的軍政高層人事結構中，軍機大臣一般有六至七人，他們的政治地位相當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國務委員；而領班軍機大臣，又稱首席軍機大臣，是軍機大臣中的首領，相當于總理。

如此類比詮釋，我們或許才能想象得到，彭蘊章在清末政壇曾是多么逆天的存在——他理應在清代史中留下深刻的印記。但令人困惑的是，坊間歷史輿論卻鮮少提及彭蘊章這個名字。在此，以前述匾額為媒介，回顧一下彭蘊章的政治高光時刻。

蘇州人彭蘊章，是道光十五年的進士，早年就在軍機處留值——職務名稱為“軍機章京”，即軍機大臣的文書助手。可見，彭蘊章在政治生涯早期，就已經深諳軍機大臣的工作。

道光年間末期，彭蘊章遠赴福州任福建全省學政，前述匾額【崇祀忠孝】即題寫于其間。大概在道光三十年，彭蘊章離任福建學政。此后他正式步入清朝軍政高位。咸豐元年（1851），剛滿二十歲的新登基皇帝，任命彭蘊章為軍機大臣，正式名稱為“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如前所述，同期軍機大臣人數多達六七個。早期的彭蘊章，在其中并不起眼，甚至為人沉悶寡言，人稱“彭葫蘆”。但彭蘊章的沉默，只是著眼于政治低調，而非實力不濟。彭蘊章信奉“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他果然做到了。

咸豐四年（1854）十月，湘軍領袖曾國藩率軍攻克被太平軍占領的武昌城，消息傳到京城，咸豐皇帝喜出望外，傳旨重賞湘軍，授予曾國藩湖北巡撫之位，賞戴花翎。一時之間，朝野上下莫不對曾國藩和他的湘軍大加贊賞，尊崇不已，而曾國藩的威望也在水漲船高。

但就在此時，向來寡言少語的彭蘊章，卻站出來潑冷水了，他在上朝時挺身而出，公然在大庭廣眾之下，向咸豐提意見，大意是：“曾國藩挾湘軍之威，一呼萬應，雖有利于破太平軍，但對朝廷不見得是好事呀！”

咸豐一琢磨有道理，自古以來，沒有哪個皇帝不怕大臣軍權重、威望高的，尤其是像曾國藩這種自擁軍隊的。從那以后，咸豐對曾國藩心懷戒備，不斷許以他兵部虛職，鼓勵他率軍征戰打太平軍，但長期不給他地方實權，以防他坐大，威脅到清廷中央。

也是從這開始，咸豐對彭蘊章刮目相看，處處倚重于他，逐漸視他為心腹大臣。咸豐六年（1856），領班軍機大臣文慶病逝，咸豐皇帝第一時間讓彭蘊章接替前者之位，晉文淵閣大學士，充上書房總師傅，任首席軍機大臣。

耐人尋味的是，研究彭蘊章和曾國藩的履歷發現，他們倆在清廷的影響力軌跡，呈此消彼長的關系。

從咸豐六年至咸豐十年，在彭蘊章任領班軍機大臣的五年內，曾國藩基本都在領軍打仗，要地方實權一概沒有。尤其是咸豐七年（1857）彭蘊章推薦何桂清出任兩江總督，極大地牽制了曾國藩的影響力。

咸豐十年（1860），太平軍李秀成部大破江南多城，直逼蘇州、常州，身為兩江總督的何桂清，竟然驚慌失措到遠遁上海去了。而何桂清的無能表現，直接連累到他的推薦人彭蘊章塌房！

何桂清逃離戰場，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首先何桂清被罷免兩江總督，后來更被治罪殺頭；其次咸豐火速任命曾國藩為新一任兩江總督，不久后更是讓他統管蘇、浙、皖、贛四省軍務。曾國藩的影響力達到頂峰；再有，既然彭蘊章推薦何桂清失察，那么咸豐也就不再信任前者了。彭蘊章被第一時間罷免軍機大臣之職！

饒是如此，彭蘊章還在向咸豐力陳要制約曾國藩的權力，以防止后者坐大威脅皇權呢。但事到如今，彭蘊章的建議，咸豐不可能再聽得進去一丁半點。彭蘊章的歷史高光時刻已經過去，只是他自己還沒有意識到。

咸豐十一年七月，咸豐皇帝駕崩。在新皇帝同治眼里，彭蘊章已然是過時人物，后者再也不可能重現榮光。一年后，同治元年（1862），彭蘊章也在郁郁寡歡中病故。

實事求是地說，彭蘊章是一個少有建樹的首席軍機大臣，他的平庸表現，也讓滿清皇室不再無保留地信任漢人大臣。在彭蘊章之后，清末再無漢人擔任過領班軍機大臣——哪怕影響力巨大的李鴻章也沒有企及這一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