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悲情名將：首戰失利，余戰又與秦基偉爆口角，劉伯承都唏噓不已

在抗美援朝戰爭時期，面對裝備十分精良的美軍，志愿軍在火力上和后勤補給上吃了大虧，戰斗非常艱難。

但志愿軍的指戰員們普遍經歷了抗戰和解放戰爭的洗禮，積累了豐富的指揮經驗，再加上戰士們舍生忘死，這才打開了局面。

縱觀抗美援朝時期的高級指揮員，幾位兵團司令的表現都十分亮眼，例如鄧華、宋時輪、韓先楚等人。但是有人表現優異，就有人表現的差強人意。一如3兵團代司令員王近山。而對于這位老部下，劉伯承都是唏噓不已。

結合朝鮮戰場的情況來看，有一點是沒法否認的，那就是這幾位兵團司令員都吃過虧。

剛開始和美軍交手的時候，都發現美軍的能力比預估的要強很多，這些看似養尊處優的美軍，其實打起仗來并不含糊。畢竟人家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強的軍隊，因此這幾位司令員一看情況不太對勁，果斷重新開會，調整了戰術，統一了新思想，要求前線必須總結經驗，及時向指揮部上報，這就是互相學習，一起進步。

所以這幾位司令員普遍越打越順手，后期取得了不少重大勝利，打出了威名和氣勢。

然而王近山卻并不是這樣，他一開始沒有打順利，之后也沒有扭轉這個趨勢，一直打的比較艱難，所以彭德懷元帥對他有些不滿意，一直讓他當3兵團代司令員，而不是正式的司令員。

彭總對他最不滿意的事情，就是關于180師未能順利突圍，造成重大損失的問題。

在這個過程中，180師的師長鄭其貴(鄭其貴甚至在開國大授銜中僅僅被授予了上校軍銜）確實有責任，但兵團總指揮王近山的責任其實難逃其咎。

人們之所以這么認為，有下面幾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是王近山沒有做好準備工作。在第五次戰役期間，3兵團的主力序列有調整，原屬于3兵團的12軍臨時調給了9兵團，這讓兵團的戰力明顯減弱。

為了補上這個不足，志愿軍司令部把39軍調給了3兵團。39軍的戰斗力是比較強的，完全可以補上12軍的位置和60軍并肩作戰，減輕60軍的壓力。但王近山沒有這么安排，而是讓39軍放在靠后的位置。

頂在前面的60軍壓力比較大，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更糟糕的情況，那就是60軍的三個師中有兩個師，60軍軍長韋杰無法指揮，179和181師被定為機動力量，由王近山指揮指揮。結果60軍只剩下一個師，卻要擔負整條戰線的撤退阻擊掩護任務，風險巨大。王近山顯然沒有做好充足準備，至少沒有為60軍多考慮一些。

第二個理由是低估了美軍的追擊能力。在解放戰爭時期，蔣軍戰斗力差，經常把握不住機會，反而讓五大野戰軍打的落花流水。因此當王近山下令撤退的時候，他沒有認真的協調各部隊互相配合，小心謹慎，有序撤退。而是讓39軍提前撤離導致60軍180師的兩側出現了漏洞，美軍第一時間就追了上來，等到180師再撤的時候已經遲了。

所以事后3兵團參謀長王蘊瑞在總結會議上表示，如果39軍兩個師在春川地區多堅守一天，不要早于180師兩天撤離，那么情況會大不相同。顯然王近山低估了美軍的能力，有些輕敵了。補救措施又不及時，也只能造成180師的悲劇。

180師遭遇重大失利后，王近山被彭總痛罵，彭總甚至有心換人，但考慮再三一方面害怕影響軍心，另一方面也沒有合適人選。然而在此戰之后，王近山也沒有像宋時輪等其他司令員那樣，及時調整思路，總結教訓采取補救措施，找到更好的戰略戰術。

在1952年9月的白馬山戰斗，志愿軍司令部把“萬歲軍”38軍調給3兵團指揮，進攻白馬高地。但在實際作戰中，情況比預想的復雜，敵人防御非常頑強，38軍傷亡較大。關鍵時刻，王近山沒有調整思路，依然堅持猛打猛沖，事實證明效果并不好。

后來在上甘嶺時期，王近山在指揮的時候也不夠靈活和秦基偉發生了言語沖突，但從結果來看秦基偉的思路明顯是對的。

所以一直到許世友來接替他的時候，王近山都是兵團代司令員，也就沒法升為志愿軍副司令員。

回國后他陸續在多個軍區擔任副職，職位再也沒有提升，比較關照他的劉伯承元帥在50年代末早早離開了部隊一線，沒有實權，想幫他一把也是力不從心。

這也不得不承認與其個人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