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學 | 蒙文通：治學雜語 （其三）

編者案：蜀學是近現代思想史中一個極為重要并很有特色的“流派”，其中多今文經學家，但也有不少維新人士和新學代表，比如劉光第，宋育仁等，不過說到思想性，則其最重要的人物大概可以廖季平，劉咸炘為代表。而本文的作者蒙文通先生大概可以算是蜀學最后一位大家，他是廖季平的學生，其學問精湛，明經治史通佛。本文是集合他在各種書籍中的筆記，學生的記錄，手稿的整理等等多方面的雜錄而成，可以看作他論文著作之外的論學論世箴言，因此嚴格來說不是一篇文章。其中每每有令人警醒之句，如“一個心術不正的人，做學問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也有卓識遠見的思想火光，如“周也、秦也、春秋，一王大法也，截然而為三”，真是通人的絕妙經典之語。其中很多治史經驗值得后世學者好好學習。蒙文通先生的哲嗣蒙默先生，將之整理成一本書，名之為《蒙文通學記》，由于內容較多，不能一次錄完，也不適合一次讀完。因此《學術與社會》將之分為幾次掃描整理，分享給諸位。

西周甸、稍、都、鄙，可同都家之制合并研究，似可從溝洫之制 著手。因王朝貴族不斷增多，有釆地的人也不斷增多，六鄉之人也不 斷增多，這就是都家的來源。這些人口向都鄙移殖，應當仍是以五起 數的編制，而不是以八起數的編制。

幾十年來，疑古辨偽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績，但總覺過火點。從前的人不考慮材料的真偽，不分別哪些是后人所增益，把唐、虞三代認 為是中國歷史的黃金時代，顯然是愚蠢的，這是傳統派的錯誤。后來的疑古辨偽又一概抹殺，把歷史縮得太短，把文化壓得太低，任何一 部書都可以挑點問題指為偽書，而確實證據究又難尋。有些疑古派學者一方面既疑某書之偽，卻有時又還引用I既不信歷史之真，卻時又在講述，就表明疑古者也自信不過。故信古、疑古皆為一偏，對歷史應當客觀考察。要從社會發展的法則、歷史繼承的脈絡來理解，否則 信古、疑古都是玄學，不是科學。我從前也犯這個病，不喜歡讀《周 官》這類書（但也還相信其中的部分)。但現在從社會法則、歷史法則 來考察，覺得內容十分豐富，提供很多有用的材料，值得深人研究。

漢代州牧郡守的掾屬與天子還沒有君臣關系。只皇帝一人是君的觀念起于劉宋。

專門史最易反映事物發展的階段性、可從此進而探討社會發展的 規律性。如土地制度史、商業史、文學史等等，從一個部門研究，比 較容易掌握，從一個階段全面考慮就要困難得多。

歷史是客觀的，研究歷史也必須是客觀的，但又總得通過自己的主觀作用，有自己的認識，這就與自己原有的認識水平、政治觀點 有關。

歷史人物的個別事跡是否重要，應從它對人民、時代、歷史的關 系上看，看它的關系是大或小。隋煬帝這人毫無足取，但他修運河， 這事對人民、對當時、對歷史都關系重大。

中國歷史上中央王朝對少數民族的政策，與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大不同：殖民主義一是移殖，二是掠奪；而中國、中央王朝常常 是禁止漢人進人民族地區墾殖，禁止從民族地區帶出金銀。

宋朝的社會生產遠較漢、唐發達，但王朝卻經常處在貧窮狀態， 主要是冗兵，冗官，歲幣賞賜，開支太大。

宋與西夏的關系最為重要，商稅猛增即以西夏之故。過去學者都只重宋與遼、金的關系，而對西夏多所忽視。

宋初君主，鑒于唐之藩鎮，遂用文人掌兵，以收兵權，而宋遂無可用之兵。

唐中葉文學、哲學、經學皆一反初唐。趙蕤《長短經》亦有此反 映，反對舊傳統。當時唐尚處統一之時竟提出恢復五等分封，此亦一奇特思想，豈中唐時確有此種思潮，遂下啟晚唐之割據乎？

乾嘉學者咸宗鄭玄，然又喜斥范寧《谷梁集解》，良以范氏注《谷 梁》而又非《谷梁》，不合漢學家法，然宗鄭而斥范則又未妥。鄭玄 遍注群經，而《春秋》則付闕如。《六藝論》言，“《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谷梁》善于經”，是《谷梁》正為鄭氏說《舂秋》所 宗，唯未為之作注耳。范氏注《谷梁》當正以宗鄭，注中并非三傳， 亦鄭玄注經并用今古之法，是范氏實為鄭學，故清儒之宗鄭而斥范之未為是也。

乾嘉諸儒，有僅事考據者，有事考據而不囿于考據者，如惠氏之于《易》，有考據而煩瑣者，有考據而不煩瑣者，如段氏之注《說文》。

近人多推崇王充，以其為唯物論者則是，惟充之于經學，淵源于 今文，史有明文，書有明據。《程材》以春秋為“孔子制作，垂遺于漢”即公羊家說。《談天》言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 亦歐陽《尚書》說。然充不為經學，必謂其反對今文，則未必也。

司馬相如少時，文翁尚未于蜀置學，就相如文章案之，其所用詞語多本《六經》，是知蜀于文翁置學之前，六經之學已傳于蜀矣。

為學要能傳世，歷史上有過很多學者，不少人是被稱為“聞名當 世”的，但多數都不為后世所知，其著作也不傳。而有一些在當時并 不為時所重，而死后其名顯著，如杜甫、章學誠。

元魏、北周、唐代的三武之厄，都曾滅佛，滅佛則漢文化得以復興。

對老子和孔子可以從反神權論來評論。《道德經》中的“天”，是 自然之天，這很清楚，毋庸多說。《論語》所載孔子在談到“天”的 時候，有時候明顯是有意志的“天”，“獲罪于天，無所禱也”，“予所 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但他確實又講過，“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萬物生焉，天何言哉。”這又顯然表示天是沒有意志的。這就看此種 思想在孔子全部學說中所占的地位。孔于學說的中心是倫理道德，但 他并沒有把倫理道德建立在有意志的“天”的基礎上，倒是相反，把 倫理道德建立在自然法則的基礎上。孟子曾說：“《詩》云‘天生蒸 民、有物有則，民之秉懿，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 乎，夫有物必有則，民之秉懿也，故好是懿德。’”

講論學術思想，既要看到其時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學脈淵源，孤 立地提出幾個人來講，就看不出學術的來源，就顯得突然。可先論述 當時的變化和風氣，突出某些人物。如明代中葉正德、嘉靖以來，學 術界就已逐步發生變化，產生了一個反對宋人傳統的新風氣，提出文 必西漢，詩必盛唐，不讀唐以后書的口號，從文學首先發動，漫衍到 經學、理學等各個學術領域。王陽明正是在這一風氣下起而反對朱學 的，李贄也是從這一風氣接下來。這樣看，縱把李贄寫得突出些，也 不會顯得突然。講清初，從一般風氣如胡石門、謝秋水、張蒿庵、陸 桴亭等講起，再突出論述黃梨洲、王船山。又如晚清今文學，應從張 惠言、孔廣森、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以至陳喬樅父子講起，否 則，龔、魏的出現將為無源之水。至乾嘉學術亦應并敘凌廷堪、焦理 堂、洪頤煊，以見一時風氣，再突出戴東原，比較好些。

文化的變化，不是孤立的，常常不局限于某一領域，因此必須從 經、史、文學各個方面來考察，而且常常還同經濟基礎的變化相聯系 的。唐前唐后是一個大界限，文學上的變化最明顯。唐前文學盛行漢 陚，《三都》、《兩京》，排比對仗，而唐后的陚則是《秋聲》、《赤壁》 之類，實為散文。經學上更明顯表現為漢學、宋學，哲學上則產生了 理學。其他政治、經濟也有較大變化。

讀一部書，要能用它，如不能用，講不出如何用，必然困倒書下。像《水經注》是部古地理書，就貴能在解釋古地上起作用。在讀 經史常常查閱《水經注》，它提供不少有用的東西，但同時也發現一 些與經史所言捍格者，進一步探尋，才看出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這樣，才能把《水經注》的用處講得更落實些，那些東西應該怎么用， 就更清楚些。清代一大批搞《水經注》的學者，把《水經注》當作一 門專門學問來搞，跳不出酈道元的圈子，常常死于注下，就很難如實講出《水經注》的用處來。楊、熊注疏也難免于此，等而下者就更無論了。

古人學問深廣，所著書雖有其中心的一面，其他方面也未忽視。如許慎《說文解字》，主要是文字學，而書中的禮制也是自成體系，其水道也可與《水經注》比美。

《顏氏家訓》切不可以“家訓格言”視之，實為一南北文化交互 融合之作。書中所載南北文化風格之異雖多，然其意在合南北文化于一爐，此實為唐代統一南北文化之先聲。

漢代《易》學至京房為一變，京房不為《易》學正宗。承田何 《易》者，當為王弼。馬融《易解》頗生異說，鄭玄、陸績之主象 數，皆非《易》義正宗。此皆自其《易》學精神言之，未可取證于文 字也。

西漢學術，應當明確由儒家轉變到經生的過程，伏生《尚書大 傳》，韓太傅《詩外傳》，董生《春秋繁露》，還是儒家，而劉向、匡衡之輩，則為經生。儒家則猶意氣風發，經生則章句之徒而已。

廖先生謂大小戴為大小統，應從氣度上看，大戴廣而博，氣魄 大，小戴深而純，但規模小。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不僅有北方民族的南下，同時也還有南方民族的北上。兩湖地區的廩君蠻、槃瓠蠻、板楯蠻都有北上的史跡，分散到陜西、甘肅、河南、安徽；四川西部氐人北上，兩湖蠻人自峽口入蜀，等等，都對歷史有著不小影響。而牂牁僚人入蜀一事， 猶為影響重大。僚人入蜀，在《北史》中不過數十字的記載，《蜀鑒》 及《太平寰宇記》引李膺《蜀記（益州記)》比較詳悉。至于《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與《輿地廣記》所載，僚人在蜀 分布之廣，甚可駭異。此時蜀境長江南兩岸都是僚人，嘉陵江川東整個巴山山脈直到漢中也是僚人。岷江東西兩岸直到今之崇慶縣，沱江兩岸直到今之簡陽縣，涪江兩岸直到今之三臺縣，也顯然是僚人居住。由井研東至資中一帶也是僚人居住。由李蜀之末僚始入蜀，直到唐時僚人來蜀不絕。如唐之榮州（即后榮縣、井研各地)，唐志載舊戶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二，口五萬六千一十四，到開元僅有戶五千六百三十 九，口萬八千一十四。開元戶口是唐的全盛時代，但榮州反減少了一 半以上，豈非異事！求之史跡，就因鐵山為生僚所據。也就知道生僚是在開元稍前遷來。史言桓溫入蜀，歲歲伐僚，但其大軍數萬人曾在瀘州全部覆滅。梁、周、隋、唐和僚人沖突之事至多。唐時中央強盛而蜀獨衰，正因僚人騷擾之故，以致對南詔、吐蕃侵擾都須調東兵入援，因蜀無力抗御。也因援兵來蜀，而唐以衰，到唐末僚人與漢人漸融合，到宋時蜀之生產發展，經濟文化不斷提髙。宋為中央最弱之時，而蜀獨強盛。金、元相繼南下，如入無人之境，金百年中始終不能入蜀。蒙古入蜀后，連戰四十余年不能得逞。宋人說有蜀則有宋，無蜀則無宋，這反映蜀對宋王朝盛衰關系之巨。宋人只知蜀在南宋關系之大，而斥東晉不知用蜀，實不知僚人入蜀后蜀已荒殘，故《南齊書》比蜀于蠻陬之邦，蓋蜀已不足用。及至僚人與漢融合之后，而蜀之經濟文化都大為發展，僚人與四川歷史關系之重是很清楚的。

近作《成都二江考》，二江就是郫江、流江，就是《禹貢》之 江、沱。自漢至唐、宋無異說，至清《一統志》始悍然以湔為沱，以鄯 為江，這一觀念遂成為牢不可破之說。于是研究古地理的人（清代考 據家）都不免從這一錯誤觀點去研究《禹貢》、《漢書》諸問題，不能 出《一統志》之看法而認為已得古人之真，結果都是錯誤。這一錯誤 是由于清人素不喜宋、明人書，以為都是錯的，不屑研索。我從前也是如此，于宋人書只作參考，合則用，不合則棄而不顧，于其錯誤之由，從不理會。這次考二江問題才知道宋人于此全不錯而錯在清人（胡渭、顧祖禹諸人)，由清人之誤以讀古書，自然以宋、明人之不錯為錯。好在這一缺點也還容易糾正，就是把宋、明人幾部書仔細一讀， 也就可解決很多問題。清人于古地山水不甚明白者總喜以大山大川來解釋，這是根本錯誤，他們不信郫江、流江即是江、沱，就是因為是小水，而不知古人居處耕耘之區才為記載所重。成都平原郫、流二江關系灌溉至為重要，《禹貢》不能不記。其他髙山大川無資于民用者如峨眉之類，何須記錄。胡氏必以峨眉為蔡山，是不根，而且是荒謬的。古地之學不能憑空去講。我是在經史中遇著很多問題不能不從地理探討，積累久了，地理也熟了，問題也多了，好像專門講古地。其實我與清人治《水經注》的學問全不相同。他們是專搞地理，盡讀地 理書。我是從經注、史注中去，而不專從地理書去，所以與他們的結果不同。這可說是學有本末。地理是史學一工具，如其專研地理，方法就不外楊惺吾，結論也應相同。即以這次作二江考，始見楊、 熊《水經注疏》謬誤不少，也很可笑。我本不喜校勘板本之學，但論巴蜀問題和二江考就無法不追究版本和校勘了。因五經四史之類不校 勘也可以讀，若《華陽國志》或《齊民要術》及古地理書之類，在前代不必人人皆讀，又很容易因傳寫而誤，不校就無法用。而校勘一事也不是鑿空而來，如清人那樣專治校勘學者，是不會成功的。必于此學積累稍多，涉獵稍廣，自然提出要校的問題也才能校，必治此學者才可校此書。若專從版本或類書下手，是用處少而害處多，所以清末有反對校書的說法，是有道理的。這也是學有本末之意。講古地不能離開人事（歷史）常志：二江上有七橋、大城小城等，都只能從人事上來理解：蜀何以獨有大城少城？秦滅蜀后，有蜀侯、有蜀守，又移秦民萬家實之。秦民、蜀民、蜀守、蜀侯，自當分別居住。少城何以分南北，南是市場，隔江是錦官、車官二城是工商業區、經濟區，州學在城南，郡學在江南，是文化區；而北是政治區，故張儀樓諸古建筑皆在北城。漢、晉間郡守住少城，刺史住大城，趙厥謀據大城以 叛，羅尚退保大城，都說明大城是軍事區。二江上有七橋，上應七星：在南出石牛門曰市橋（郫江上)、笮橋（流江上)，出南門曰江橋（郫 江上)、萬里橋（流江上)，此南之四橋。過笮橋道西為錦官城，道東 為郡學，此道即出石牛門而走廣都（雙流）之大道，故吳漢、桓溫攻 蜀自外水（岷江）上至廣都，即進而戰于市橋，戰于笮橋。西有三橋，應是城有三門，西門曰定明門，其北曰陽城門（所謂“陽城之阿 閣，飛觀榭于云中”。見《蜀都賦》），其南曰章城門。南四橋二門， 則北亦應二門，曰咸門，曰朔門。西三門以少城繁盛故三門，東則二 門，共有九門。《華陽國志》說：漢武帝立成都十八郭，顧校依《文 選?蜀都賦》注作十八門，實則張儀城成都周回十二里，斷無十八門 之理。《續漢郡國志》引《蜀都賦》劉淵林注作立成都郭十八門。《后 漢書?公孫述傳》引亦同，知今宋本《文選》仍有脫誤，應是城有九 門，郭亦九門共十八門。知《周地圖經》、宋《成都志》都說大城九 門，少城九門是臆想之說，毫不足據。郭亦有門，于臧宮攻公孫述入 小雒郭門是其證。總之，地理是人生的環境，總要適于人用。從民生 日用著想去解決亦不患無證。楊守敬、熊會貞，上至顧祖禹、胡渭說 二江都是錯。明人省志、府志，清二部《一統志》、府志、縣志無一不錯，楊圖二江橋更荒唐。熊稍有進，亦大錯。明人也錯得可笑。熊 所謂七橋鐵案，根本是錯。他以《蜀中名勝記》引李膺《益州記》為 據，而不知《古文苑?注》之引《益州記》但有七星之名才是李義。曹引今名云云，是南宋祝穆的解釋，何為鐵案？《華陽國志》說七橋 正確，但有誤字，《水經注》取志文甚明而去永平橋加昇（升）仙 橋，是重視司馬相如之故，誤說始此。升仙不在二江上，又在城北， 不可能像七星。此文最小巧，深可笑。但方法最精巧，結論亦奇 而確。

在寫《巴蜀史的問題》時，已疑成都早有灌溉，因勞動人民是歷 史的創造者。在成都平原，知稼穡必知灌溉，知灌溉就應早有二 江（意指成都平原上的河道)，不必待李冰守蜀。“深淘灘，低作堰” 是總結了長期治水經驗的結論，不是李冰短期所能提出的。所以漢人 認二江就是《禹貢》的江、沱，是正確的，自成都平原地理條件考 察，有此廣大平原以來，不會沒有水流。李冰守蜀前，司馬錯已以六 百萬石米浮江伐楚，說明農業早已發達。如認為李冰始鑿二江，就忽 視了自然規律。但我們也不能反對人工河，人對自然的利用總是要加 工的。李冰之為漢人所稱道，也如江淮通流見于《禹貢》、《墨子》、 《孟子》諸書，而吳通邗溝也是事實。李冰之功在于秦滅蜀后對水利 更合理地調整，迸行大規模的治理。章樵說李冰穿二江只是用二江引 渠為灌溉，是很合理的，用作全文寫作骨干。

我很贊同搞古代史，但不能放棄現代。從來沒有只搞古代不搞現 代或只搞現代不搞古代而成功的史學家。現在古史部分仍是待發掘的 荒地，問題多，尤其是社會經濟問題。兩漢材料不多，你可專力六朝 和唐代。我從前搞先秦，后來感覺大家治先秦多是猜謎，自漢以下具 體一些，才有可講。后來看宋代。歷史是愈后材料愈詳備，探討社會 情況較有把握。但材料多也受到一定的拘束，不能信口亂說。先搞 唐、宋，由后推前，然后兩漢、晚周才會明白。所以我建議你可從六朝、隋、唐著手。我從前本搞經學，后來教史學，十年后才稍知道什 么是史學，應如何治史。治經、治史方法，目的都不同，但也有部分 人始終不免以清人治經之法治史，就是以考據治史，所以不免于支離 破碎，全無貫通之識，這遠不如以治諸子之法治史。其實，經學也不 是單憑考據可了。考據是工具學問，經、史都用得著，但它卻不是經 學或史學。也有不諳考據而治史的，卻也是缺點。治史應專治一二時 段，但通史終不可忽。每一代有些問題還是要從通史中才能求得解 決，以免滯固不通。總的說來，學問是循環反復的事。哲學和文學都 不可忽，這對理解歷史是大有幫助的。乃至書畫藝術之事應該都要留 心，不過有輕重緩急之分而已。社會經濟是治史的首要工作。我在 1953年草寫農產量一文也是這個看法，后寫熙、豐變法也是從社會經 濟著眼。

《孔子與今文學》，也可說是我的經學研究告一段落，比之《經學 抉原》是有改變。昔在峨眉讀兩漢各家書，并及先秦諸子，讀到《韓 詩外傳》時，恍然感到：先秦時儒家何以變而為兩漢經師之業，其間 問題顯然有個脈絡過程，惜于已讀之書未能將有關材料錄出。現在要 寫這篇稿子至少需半年時間重讀一遍周、秦、兩漢著作，但始終無此 時間，私心以為甚可惜。

人或有談到我對《水經注》的研究，這項工作我估計至少也要五 年專力為之，未敢懵然展開，若有助手當徐圖之。漢、晉人經注中有 很多古地理解釋，史漢注中亦多，皆比道元為優。而清人解經乃 至《說文》和《段注》之解說，亦每每比《酈注》、《楊疏》為長。清 人過信道元之注，至以《酈注》易《班志》，而不察此乃六朝晚期之 說，于古事多不合。東漢、魏、晉人說頗自相同，安得以道元為是而 悉廢鄭玄、服虔、許慎、應劭、文穎、孟康、杜預、京相瑤、郭璞、 高誘、王隱、司馬彪以來之說。道元于南方水地之誤，清人敢言之| 道元于北方水地之誤則未敢言。清人治經自乾、嘉漢學者皆能以漢師之說正六朝之誤，獨于地理之學信六朝而背漢、晉，事亦大奇。楊氏 之疏可謂集清儒地學之大成，亦頗有突過清人處，惜其謬誤矛盾亦復 不少。近人迷信楊疏亦太過，況其墨守道元棄清人經解于不顧者乎? 非敢謂我可竊比楊氏，徒以有兩經解耳，非我敢輕議道元，徒以有 漢、晉諸家經、史注說具存耳。這一搜討工作豈衰年如我者能之耶! 倘有一二得力青年商量著手，此或不失為巨業、為奇作。嘗作《古地 甄微》，略啟其端而已。

戰國局勢的發展，初年是“晉國天下莫強焉”，是魏國獨強。魏 要并吞韓、趙，桂陵、馬陵兩戰敗于齊，徐州之役，齊又敗于楚，七 國之中沒有獨強之國，于是縱橫之事起。“五國相王”是這一時代的開 始。到齊、秦稱帝是國最強；到樂毅合六國之兵破齊，于是秦人獨 強。縱橫之說也就不行了。而白起、王翦專用武力。縱橫為一時期， 其前為一時期，其后為又一時期，可分為三段。

《尚書大傳》：“東方之極自碣石至日出榑桑之野。西方之極自流 沙，西至三危之野。中央之極自昆侖，中至太室之野”。知此之昆侖必 在三危之東，此為漢人舊義。劉逵注《吳都賦》云：禹所受地理書曰：昆侖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禮記?正義》引《地統書 括地象》曰：“地中央曰昆侖，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尚書?正 文》引鄭玄云：禹所受地理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曰神州，西 王母在流沙之濱，樂民、拏閭在昆侖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淮 南?地形“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 南海。”《漢書?地理志》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張掖郡刪丹縣：“桑 欽以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居延縣“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 為流沙”。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西 有弱水、昆侖山祠。”流沙為今居延澤，弱水為今居延水，皆在甘肅。有昆侖障之廣至縣在今甘肅安西境，其西有昆侖山祠。臨羌縣治今青海 西寧市，與昆侖有關之地皆在今青海東部及甘肅西部，而非今昆侖山地。《后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舜流四兇，徙之三危， 河關之西南憲地是也。濱于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李賢注：“謂 憲地是也。以上，并《續漢書》文。”《水經?河水注》引司馬彪 曰：“西羌者，自折支以西，濱于河首左右居也。河水曲而東北流，徑 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折支屬雍州。在河關之 西，東去河關千余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河關為后之青海貴 德縣，三危所在應于貴德西千余里求之，即河曲也。知三危在大積石以 東。漢、晉所說三苗徙處，其時亦惟知河出積石，此與張揖、王隱說三 危在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連，是最早之昆侖，只能于岷山求之。

從地理看古今之變，在水而不在山。水之變遷多在北而不在 南。《水經注》正是解決這一問題之重要典籍。《水經注》于南方水道 之誤，前人多已指出。且為對歷史關系較多的地區。酈道元本北人，許 多地方皆曾親自探訪，且記載詳細，脈絡分明，不易看出有誤。茍一水 有誤，則將涉及三、四水道是否亦誤，較為繁難。故雖明知《水經注》 與他古書不合，亦皆多疑他書而不疑《水經注》。清代考據家無人不 讀〈冰經注》，說經之家于經中地理無不考之《水經注》。經中地名 除《禹貢》、《爾雅》外，皆因事偶見，既不全面，也不系統。《禹貢》、 《爾雅》、《職方》雖全面、系統，卻又太略，注者不易提出相矛盾的問 題，但如王先謙注《漢書?地理志》，就不能不提出，但他卻認為都是 班固錯了。專治《水經注》的人都是從唐、宋地理類書取材，從正史、 m理志》之類取材，就都不容易發現《水經注》的錯誤。我三十歲以 后才稍治地理之學，四十以后因專在史學系教課，才放開了經學，五十 以后始確知《水經注》與《漢書》的矛盾是大量的。

近年整理先君遺稿，其可以獨立成篇者.皆分別整理編入各集?其短箋札 記如（膚淺小書>.論學書翰之類，多無所屬.雖多信手所記，末必定論.然 率皆治學經驗之談.讀史會心之論，或探究問題之思考過程.咸足以啟迪思路。1957年后，默得侍先君講席，時有所記，亦多此類。茲并整理如上。非謂必皆有益，要不愿深藏于秘而私之耳。

蒙默整理后記

1986年11月

《蒙文通學記》增補本，三聯書店，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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