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保琳
在明末清初的金陵(今南京),曾出過一個鐵桿書迷。這位癡迷于讀書、藏書且家中典籍宏富的藏書家叫黃虞稷,為方便讀書他還專門訂立了互換借書的君子協約。
黃虞稷(1629-1691),字俞邰。明代晉江(今泉州)人。從小受父親熏陶,七歲能詩,且刻苦好學,嗜書成癖。其父黃居中一生酷嗜典籍,為官前就經常四處借書閱讀,每得異本,即使鼠咬殘破、蠹魚蛀蝕,也無不珍重攜歸,并親手補綴、抄錄;為官后他的俸祿多用于購書。黃居中一生藏書達六萬余卷,為了收藏這些書籍,他在金陵建“千頃齋”,其中以明人的著述最為齊備,上迄明代十六朝帝王大臣下至百姓文人詩文筆記,無不搜討網羅。
定居金陵的黃虞稷,十六歲入縣學,博洽群書。父親去世后,母親對他要求嚴格,“汝宜引避,有先人遺書在,當盡讀之,勿躁也。”黃虞稷謹遵母命,一邊慎守先世藏書,整理先父遺藏,“曉夜孜孜,不忘讎勘”;一邊廣搜博采,使家藏增至八萬余卷,且多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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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著名學者、大藏書家錢謙益的《黃氏千頃齋藏書記》中載:“戊子之秋,余訟系金陵,方有采詩之役,從人借書。林古度曰,晉江黃明立先生之仲子守其父書甚富,賢而有文,盍假諸?余于是從仲子借書,得盡閱本朝詩文之未見者。”連錢謙益這樣的大藏書家到黃虞稷家中,都能讀到未曾見的明代書籍,可見其藏書之獨特和豐富。
為了豐富藏書,黃虞稷四處搜討,每見善本,常常不惜重價收購,每當聽說親朋好友間有人得罕見之書或是善本,他一定設法借閱、抄錄。
距離黃虞稷金陵“千頃齋”十余里的龍潭,有位著名的藏書家叫丁雄飛,藏書兩萬余卷,黃虞稷經常去丁家借讀、抄錄,兩人很快成為摯友。他們二人還制定了借書的君子協約,作為借讀對方藏書時須遵守的行為規范:“每月十三丁至黃,二十六黃至丁。為日已定,先期不約。要務有妨則預辭。不入他友,恐涉應酬,兼妨檢閱。到時果核六器,茶不計。午后飯,一葷一素,不及酒。逾額者,奪異書示罰。輿徒每名給錢三十文,不過三人。借書不得逾半月。還書不得托人轉致。”為了借書時招待對方,還要給對方的車夫賞錢。二人在約定的日子里,彼此總是盡出家藏本,談書論學,互通有無,讀書相長,相互質疑問難,成就了藏書史上的一段佳話。黃虞稷也從丁家抄錄了許多秘本古籍,大大地豐富了自己的家藏。
更可貴的是,黃虞稷還與明末清初官員、文學家、收藏家周亮工的兒子、藏書家周在浚商定,從各自家中精心挑選出唐宋秘本藏書九十六種,詳細校訂編寫了《征刻唐宋秘本書目》一卷,刊刻發布,征求有實力的有識之士刊印出版。
此舉得到許多學者的積極響應,后來清代最早闡釋儒家經義的大型叢書《通志堂經解》就收錄了黃虞稷、周在浚提供的經部書籍。接著,官纂《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及私刊《知不足齋叢書》中,都刊印了《征刻唐宋秘本書目》中的絕大部分珍籍,使得許多本來很有可能亡佚的珍本古書能夠流傳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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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家學深厚的黃虞稷深諳經籍目錄之學,在其父親所編《千頃齋藏書目錄》六卷的基礎上,編成《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目錄之富,體例之嚴,冠于明代以后諸家目錄。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為:“考明一代著作者,終以是書為可據。”
到清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開館纂修《明史》,內閣大學士徐元文擔任總纂修官,他聽說黃虞稷“學問淵博,文筆雅健”,推薦其參與纂修《明史·藝文志》,黃虞稷所編纂的《藝文志稿》備受當時以及后世學者稱贊;康熙二十八年(1689),他又被推薦參與編纂《大清一統志》。由此可見,在編纂典籍上,讀書迷黃虞稷也做出了突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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