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剛：《資治通鑒》為何備受推崇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度，中國的歷史典籍浩如煙海。古希臘則是一個哲學的國度，希臘人重視哲學和科學，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希臘三杰名震古今。中東、北非（閃族來自北非）、南亞分別是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佛教的誕生地。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人最重視歷史。在汗牛充棟的歷史著作中，《資治通鑒》是最著名、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資治通鑒》的第一個特點是通。它是我國最大的一部編年通史，可以說是大而通。它篇幅大、字數多、年代長。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戰國初期韓、趙、魏三家分晉，下迄后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宋太祖趙匡胤建國前夕，凡1362年，含周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各朝的歷史。全書正文有三百多萬字，司馬光參考了三百多部著作，對于史料矛盾或記載不清之處，還進行了比較、考訂，撰寫《考異》三十卷。為了編撰這部書，司馬光和他的團隊（當時著名史學家劉攽、劉恕、范祖禹等）前后花了十九年時間。元祐元年（1086）最終定稿，六年后刊行。現在通用的版本是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加入了元代史學家胡三省的“注”及有關附錄，排印出來有六百萬字。

因為“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廣為流傳，這使得《資治通鑒》的總主編司馬光成為一個婦孺皆知的名人。他編纂這部書，不僅出于自己的喜好和責任感，也和北宋前期提倡文治教化、重視總結歷史經驗得失有關，所以這部書是“奉敕”編撰的。因此，《資治通鑒》這部書的第二個特點是正。不僅符合儒家正統價值觀，而且內容通于大道，取材專取事關國家興衰、民生休戚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其撰述目的是為了借鑒歷史上治理國家過程中，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原名《通志》。神宗以該書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故賜名“資治通鑒”。

正是因為司馬光的經世情懷，鑄就了《資治通鑒》的第三個特點是經世致用。全書按時間先后編次史事，但往往用倒敘、插敘或總結的方式，交代史事的前因后果。重要人物逝世，重大事件的得失，作者會有一段蓋棺論定的評價，或者引據史書，或者用“臣光曰”的形式，使紛紜的歷史事實與人物，呈現出系統而明晰的頭緒。它的內容以政治史、軍事史為主，尤其對于戰爭的記述，精彩紛呈，充滿了辯證法，借以展示歷代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提供給閱史者借鑒。寫“四庫提要”的館臣評述《資治通鑒》“網羅宏富、體大思精”。曾國藩更向人推薦說：“竊以為先哲經世之書，莫善于司馬溫公《資治通鑒》。”為什么曾國藩認為《資治通鑒》是最好的經世治國之書呢？因為這部書不光講道理，還通權變。因為這部書不光講道理，還通權變，即所謂“窮物之理、執圣之權”。一本書能講清楚道理已經難得了，除了講道理，還通權變，懂得講操作，這當然是了不得。據說朱元璋就對《資治通鑒》情有獨鐘，清朝康熙、乾隆等帝王也都閱讀通鑒學習治國之道，并作“御批”（讀書筆記）傳世。

史書的價值可以從兩個方面評價： 一個是史料價值，一個是史著價值。作為歷史材料，《資治通鑒》的隋唐五代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作為史學著作，《資治通鑒》具有不可替代的閱讀鑒賞價值。明清之際的著名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評述《資治通鑒》“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后世不可無之書”。清代史家錢大昕說：“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

錢大昕的意思是《資治通鑒》的取材多有超出正史之外者。這是因為司馬光的史料選擇確實還參考了正史之外的幾百部著作，并為《資治通鑒》寫了《考異》，對不同的記載進行考訂。錢大昕的評價道出了《資治通鑒》搜羅史料求博、考訂史實求真的特點。

《資治通鑒》這部書得到了后世學者、帝王的交口稱譽。王夫之寫過一本《讀通鑒論》，專門對《資治通鑒》記載的史實進行評點。王夫之認為閱讀《資治通鑒》，知歷代興衰，明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自淑，就是可以提升自己；誨人，就是可以與人分享；知道而樂，就是知道治國之道、為人之道、處事之道，而感到很愉悅、很快樂。所以自淑、誨人、知道而樂，就是我們學《資治通鑒》的宗旨，也是我們讀《資治通鑒》要力爭達到的三重境界。

其實，歷史就是前人在應對各種挑戰后，給我們留下的一些經驗總結。人生、民族、國家，都會有不同的挑戰。為了應對這些不同的挑戰，人們相關應對的措施、應對的辦法、應對的智慧，所有的成敗得失的記錄就構成歷史。讀史就像看高人下棋，他們每走一步都留下來一些歷史的印記，這就構成了一個棋譜的殘局。我們熟讀這種殘局，我們就能下棋了；我們熟讀歷史，我們對人間的這些不同的挑戰，就能做到心中有數。道理往往是抽象的，歷史是具體的。抽象的道理在具體的歷史情境當中，就能使我們明白權變的道理。

◎本文原載于《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作者：張國剛），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