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道光十九年（1839年）至二十年（1840年）間，江夏人陳鑾以江蘇巡撫身份署理兩江總督，其署理過程可分為“接署背景與職任確立”“署理期政務履職”“病逝與身后恤典”三階段，全程圍繞“實授總督缺位”的核心背景展開，且始終保持“署理”（代理）屬性，未獲實授兩江總督銜。
一、接署背景與職任確立（道光十九年二月至三月）
陳鑾署理兩江總督的直接動因，是實授總督崗位出現空缺：
1. 初始缺位：陶澍病免
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兩江總督陶澍因重病陳請開缺，奏請將總督關防、兩淮鹽政印信等交由江蘇巡撫陳鑾接署，并飭令藩、臬、道等官員遞補分工（如委牛鑒護理江蘇巡撫、裕謙署布政使），為陳鑾署理鋪路（《陶文毅公全集》）。
2. 正式諭令：林則徐未到任，陳鑾暫署
三月初九日，清廷正式下諭：兩江總督陶澍因病解任，調湖廣總督林則徐補授兩江總督；因林則徐當時仍在廣東辦理禁煙事務未到任，命江蘇巡撫陳鑾以原職署理兩江總督，同時明確牛鑒、裕謙等官員的署理/護理職任（《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三百二十、《東華續錄》）。
3. 職任落地：接篆謝恩
三月初一日，陳鑾已完成“交卸江蘇巡撫篆務、接署兩江總督兼兩淮鹽政篆務”的手續，并具折恭報接篆日期，獲道光帝朱批“資任非輕，諸事務當認真，從實勉之”；三月二十六日，陳鑾再上《署理兩江總督謝恩折》，正式確立署理身份（清史檔案、《芝楣行述》）。
二、署理期政務履職（道光十九年四月至十一月）
陳鑾署理兩江總督期間（共9個月），核心職責是代行總督職權、維持兩江政務運轉，因“署理”屬性，政務多以“延續舊規、奏請定奪”為主，關鍵履職內容包括：
1. 政務銜接與代奏
四月初九日，代病免的陶澍奏謝“恩準開缺靜養”；六月初十日，代病逝的陶澍奏報身后事宜；八月二十二日，代陶澍之子陶桄奏謝朝廷對陶澍的贈恤（清史檔案、《陶文毅公全集》），體現署理官員“銜接前任政務”的核心職責。
2. 地方實務統籌
民生與財政：四月二十二日，奏請調撥江寧、江浦二縣銀兩，用于漕運幫船積欠填補（《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三百二十一）；六月初一日，疏報婁縣開墾草蕩地，請照例升科（《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三百二十三）。
海防與禁令：五月初二日，奏訂《吳淞海口商船夾帶鴉片章程》，獲清廷認可并令各省參照；九月二十四日，與江南河道總督麟慶合奏“秋汛安瀾”，獲下部議敘（《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三百二十二、三百二十六）。
職權臨時擴展：十月二十一日，因江南河道總督麟慶進京陛見，清廷命陳鑾“以署兩江總督兼署河道總督”，臨時兼管河工事務（《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三百二十七）。
3. 政務奏請與執行
七月初四日，奉旨籌議漕運變通事宜；十月初四日、三十日，聯合江蘇巡撫、學政奏請“推闡《圣諭廣訓》、頒行鄉塾”，獲清廷批準推行（《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三百二十四、三百二十七），全程以“署理總督”名義奏請，無獨立決策權限。
三、病逝與身后恤典（道光十九年十一月至二十年四月）
陳鑾的署理職任以“病逝”終結，其身后恤典亦對應“署理”身份，未按實授總督規格追贈：
1. 病逝與職任終止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陳鑾在金陵（江寧）總督署因病出缺（林則徐日記、江寧布政使唐鑒奏報，清史檔案）；二十五日，署江蘇巡撫裕謙奏報陳鑾病逝，請求清廷簡員署理兩江總督，標志其署理職任正式終止。
2. 朝廷恤典：按署理身份定規格
十二月初一日，清廷下諭：贈陳鑾“太子少保”銜，按“總督例”賜祭葬（非“追贈兩江總督”），賞其子陳慶涵舉人身份；十二月初九日，禮部尚書奎照奏請為陳鑾定謚，進一步確認其“原任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的身份（《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三百二十九、清史檔案）。
3. 恤典落地：諭祭與認同
道光二十年四月十四日，清廷派官員宣讀《諭祭陳鑾文》，明確其“原任江蘇巡撫、署兩江總督”的履歷，肯定其“辦事實心，不辭勞瘁”的署理政績，至此完成身后恤典流程（《芝楣行述》）。
綜上，陳鑾署理兩江總督的全過程，是清代“實授官員缺位時，以本省巡撫暫代總督”的典型行政案例——從“陶澍病免、林則徐未到任”的接署背景，到“代行職權、奏請定奪”的履職特點，再到“按署理身份定恤典”的收尾，均體現“代理而非實授”的核心屬性，與史料中“署理”的表述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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