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陜北黃土高原的溝壑梁峁間，夕陽已經沒了溫度，深秋的寒風刮過，黑亮亮的“烏金”揚起一層煤灰，彌漫在空氣里。

就是這片土地下的“黑金”，與榆林經濟深度綁定20余年。最直觀的表現是GDP數據，從1990年19億元躍升至2024年7548.68億元，34年時間翻了397倍，陜北的造富故事聲名遠播。

2025年上半年，形勢急轉直下，榆林市GDP增量同比下滑19.31億元，名義增速轉負；1-8 月財政收入下降18.8%，增速全省最低；企查查顯示的榆林4923家煤炭相關企業中，1642家陷入經營異常，每三家就有一家停擺。

煤價的震蕩引發經濟波動，在榆林時常上演。2021年煤炭坑口價突破1600元/噸的“煤超瘋”，2025年跌至500元/噸以下；2022年行業利潤超萬億，2025年前5個月利潤腰斬、虧損面達53.6%。煤價變動帶來的連鎖反應，深刻地影響著這座城市的經濟指標。

因煤而興，受煤所困的資源型城市轉型難題，榆林也不是沒有預料到。2011年，榆林官方就曾聯合國務院相關部門，出版了《榆林百年發展戰略研究》，對如何跨過“資源陷阱”進行了深入探討，并為榆林設定了百年內GDP總量、產業結構、城鎮化率、煤炭轉化率等一系列發展指標。

如今再對照現實，城鎮化率提前達標，可GDP總量、產業結構調整進度仍未完全契合規劃，這些指標的“達標清單”與“待辦清單”，值得持續關注。它們不僅是榆林發展的“成績單”，更是這座城市突圍的“路線圖”。

煤城的靜默面

9月底，乘車前往神木縣城西北方向，駛過檸條塔工業區的高速干道旁，重型運煤車的輪胎印還刻在路面的波浪紋里，卻被厚厚的灰塵覆蓋。稍一跺腳，細碎煤塵便裹著泥土揚起，黏在鞋底結成黑痂。

往日噪音轟鳴的大型挖掘設備，此時一片寂靜。正對著干道口的陰灣煤礦，是這片區域的縮影。井架靜靜立在半空，天輪裹著薄塵像蒙了層霜，傳送帶旁的檢修梯積滿枯黃落葉，“陰灣煤礦”四個紅色大字蒙著灰。

“對外說是搬家倒面，歇了快三個月，哪有施工這么久的？”常年在片區做生意的老王停下車，朝礦區方向看去，聲音壓得低，“周圍幾家私營礦都一個樣，就留幾個看設備的，其他人全回家等信兒。不遠處的河西煤礦雖沒停產，鏟車半天動一下，每天只出兩三車煤；就前面的陜煤檸條塔煤礦這家國企，還維持著正常運轉。”

同樣在榆林府谷縣的廟溝門工業園區里，一家年產60萬噸蘭炭的煤電化工企業空無一人。住宿區的樓道積滿了灰，辦公區的玻璃門緊鎖，門口保安刷著手機打發時間，“就等復工通知，沒別的”。

煤炭價格的震蕩，逐漸傳導到了個體身上。

出租車司機李翔最近總在火車站附近來回打轉，以前一天能拉兩三趟去礦上的活，現在跑一整天也未必能接到一單。“收入直接砍半，以前每月能掙七八千，現在也就三四千，夠糊口就不錯了。”他拍著方向盤嘆氣，儀表盤上的里程數好久沒大幅跳動過。

比李翔更難的是貨車司機。在神木礦區周邊的村莊里，家家戶戶蓋著小洋樓。這些是早年靠煤炭發家的村民留下的，如今大多移居榆林、西安，房子租給了運煤司機。

以前司機們忙得日夜顛倒，只把這里當歇腳點。現在幾輛車等一個司機，不少人整天待在出租屋里，盯著手機里的貨運群，盼著能有一單活。“以前一個車請一個司機，現在三輛車共用一個，剩下的只能閑坐著。”司機王師傅說，他的貨車已經停了半個月，輪胎都快沒氣了。

煤價振蕩起伏

煤炭市場的寒冬，對于這片黑金土地上的人們來說，并不陌生。回望二十年，榆林的煤炭史就是一部周期波動史。

上世紀90年代西部大開發的東風里，鄂爾多斯盆地2720億噸優質煤炸開了這座貧困城的殼子，“村村開礦、戶戶挖煤”讓經濟起飛，人們的荷包也鼓了起來。

之后，2003年開始的“黃金十年”，是榆林煤炭行業的高光時刻，煤價一路上漲，礦區里機器轟鳴，運煤車絡繹不絕，陜北的造富故事不斷上演。2012年后，行業進入艱難調整期，不少小礦關停，市場開始洗牌；2016年供給側改革后，行業重回正軌，煤價逐步穩定。

2021年全球能源危機再次引發價格異動，彼時5500K動力煤坑口價突破1600元/噸，“煤超瘋”的話題在街頭巷尾發酵。

可到了2025年，煤價又跌入低谷，礦區重回寂靜。

中國煤炭工業協會黨委委員張宏在2025年夏季全國煤炭交易會上提到了一組數據，煤炭行業利潤總額由2022年的10202億元依次回落到2023年的7629億元和2024年的6046億元。今年前5個月，利潤總額降至1264億元同比下降50.6%，行業企業虧損面達到53.6%。

根據我的鋼鐵網數據顯示，2025年整個9月的榆林神木市場動力煤價格平均值為531元/噸，相較2023年的同期平均值下跌了30%。

這輪“跳水”，是進口煤沖擊、國內需求疲軟與產業政策調整共同作用的結果。

盡管今年前8個月全國煤炭進口總量同比下降12.2%，但進口煤憑借價格優勢持續壓制國內市場情緒，尤其在煉焦煤領域，俄羅斯、印尼等國資源雖品質稍遜，卻以低價成為中國主要供應來源，對國內價格形成持續牽制。

同時，國內需求整體乏力。國家統計局發布的1-8月規模以上工業發電量數據中，火電同比下降0.8%，而太陽能與風電分別增長23.4%和11.6%，清潔能源替代效應顯著增強；非電行業同樣不振，粗鋼、水泥產量分別下降2.8%和4.8%，港口貿易商采購積極性驟降，環渤海港口庫存較去年同期增加近750萬噸，高庫存下市場交投陷入“冰點”。

此外，在“雙碳”目標持續推進的背景下，國家嚴控煤炭消費總量、優化能源結構的政策導向日益明確。國家能源局在《2024年能源工作指導意見》中明確要求嚴格控制煤炭消費總量，并大力推動風電、光伏等清潔能源發展。一系列政策組合拳，共同強化了煤炭需求側的中長期收縮預期，加速了本輪價格向基本面回歸。

國慶假期剛結束的10月9日，榆林神木區域內的動力煤單日均價上漲至575元/噸。但僅隔1日，煤價便跌至511元/噸，又向市場潑了一盆冷水。業內人士分析：“此前煤價的上漲，最關鍵的原因并不是下游需求的明顯改善，而是更多的產地煤礦的減產。”

隨著11月北方氣溫的驟降，民用電負荷增大，下游終端冬儲需求有所增加，煤廠及貿易商采買活動增多，煤價目前穩定在580元/噸，仍較以往水平存在較大差距。

經濟失速

覆巢之下無完卵。

榆林能源集團作為榆林本土能源龍頭企業，大部分收入來自煤炭銷售業務，2025年上半年營收455.27億元，同比下降17.74%，歸母凈利潤17.13億元，下降15.17%。

再如陜西煤業，作為扎根榆林的國內煤炭行業頭部企業，其在陜北礦區的煤產量占比達60%以上。2025年上半年營業收入779.83億元，降幅14.19%。歸母凈利潤下降31.2%，自產煤售價420.41元/噸，同比下降117.92元/噸，降幅21.90%。短期業績受煤價拖累較為明顯。

除此之外，私營企業尤其是這場浪潮中最先觸底的群體。

企查查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10月末，榆林煤礦相關企業共4923家，有1642家處于異常狀態（包括注銷、吊銷），占比33%。相當于每三家企業就有一家陷在經營困局里。

即便注冊資本超500萬的1989家規模企業，也有489家異常，占比25%；而122家國企中僅7家異常，6%的占比，更凸顯出私企在寒冬里的脆弱。

當然，企業的困境，也是城市經濟下行的縮影。

靠著煤炭發家的榆林，其GDP曾靠著煤價上漲而一路攀升：1990年只有19億元，2019年突破4000億元，2024年達到7548.68億元。

但是到了2025年上半年，榆林GDP總量為3485.74億元，增量同比下滑19.31億元，實際增速5.4%，名義增速-0.55%。要知道，在2021-2024年間，榆林上半年的名義增速均超10%。名義增速反映的是GDP的“賬面價值”，受價格和產量雙重影響。

而如今“量增價跌”的現象成了榆林的增長模式。原煤產量2.8億噸，同比增5%，均價卻從2024年同期的800元/噸降至680元/噸，直接導致能源工業產值減少約372億元，GDP名義增速轉負。

財政收入也跟著承壓。根據榆林市地質礦業協會提供的數據，2024年，榆林煤炭采選業占地方稅收達92%-93%。這也意味著，財政對煤炭產業的依賴度極高，煤價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迅速反映到政府的"錢袋子"上。

2025年榆林1-8月財政收入為341.1億元，同比下降18.8%，增速為全省最低，持續呈現負增長態勢，好在總量仍維持在三百億級別，顯示能源城市財政基本盤仍在。

直視問題

煤價震蕩牽動產業鏈甚至城市經濟的困境，早在十多年前便有深入探討。

2011年，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劉世錦在《榆林百年發展戰略研究》中即提到，“今后10年，是中國工作化、城鎮化‘雙加快’時期，是對以煤炭為基礎的能源材料產品的需求快速增長的時期……能否抓住機遇，加快發展以現有技術為基礎的能源和化工產業 ，能否使之在今后的五六年里形成較大規模的生產能力和較強競爭力，是榆林面臨的最現實、最直接的挑戰”。

如今回頭來看，挑戰依舊存在。2007年，榆林市煤炭轉化率為22.67%，到了2020年，該數據僅增長至25%，遠不及45%的預期。

不難看出，榆林煤炭產業仍停留在"挖煤賣煤"的初級階段，煤炭深加工產業鏈條短、附加值低的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能源資源的優勢未能充分轉化為經濟發展的優勢。

隨著新能源、新材料技術的進步，煤炭產業的升級轉型已經錯過黃金時代，所以直到今天，煤價震蕩的“老梗阻”依舊在深刻影響著這座資源城市。

在《榆林百年發展戰略研究規劃》的預測中，榆林市在2020年地區生產總值可達到8000億元左右，人均生產總值可達到2.90萬美元。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占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為1.4%、68.6%、30%。

如今距離2020年這一預判節點已過去五載，截至2024年，榆林地區生產總值為7548.68億元，不僅未能觸及五年前設定的預期目標，更凸顯出增長動能的后勁不足，人均生產總值勉強達到2.94萬美元，且產業結構調整仍顯滯后。

具體來看，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占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為4.2%、69.2%和26.6%，農業在經濟中的占比仍舊較多，遠沒有達到預期。

另外，《榆林百年發展戰略研究規劃》還提到榆林2020年城鎮化率達到56%。事實上，榆林在2016年已經達到56.3%，2024年城鎮化率為64.48%。

這表明榆林人口向城鎮集聚的速度和規模遠超預期，城鎮化硬件建設，如城市基礎設施、居住空間等環境正在推進迅速。但這也意味著城鎮在吸引人口后，未能同步發展出足夠的高端工業和現代服務業來承載就業、提升經濟質量。

如今煤價動蕩，既讓這座資源城市再次直面“靠煤吃煤”模式的脆弱性，也將轉型發展的緊迫性推到了更關鍵的節點。

正在突圍

頗有預見性的《榆林百年發展戰略研究規劃》明確提到：“資源型城市在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如果沒有成功轉型，不能解決好產業升級和接續產業培育等問題，那么其在發展后期將面臨資源枯竭，環境惡化、增長停滯等挑戰，最終使現代化進程受阻。”

這本書同時指出了榆林市當時發展的關鍵制約因素：水資源總量較少，生態環境總承載力不夠強，人力資源自身儲備少，經濟結構比較單一，市場經濟和商業文化的發育程度較低。

當下看來，面對這些發展瓶頸，榆林市已展開系統性攻堅，在多個關鍵領域取得階段性突破。

在水資源制約破解方面，當地改善成效較為顯著。據陜西日報10月最新報道，投資超過150億元的榆林黃河東線馬鎮引水工程已實現部分試通水。這項榆林有史以來投資規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建成后年供水量可達2.5億立方米，將為主要工業園區提供穩定的工業用水支撐。

生態環境承載力提升領域同樣成果頗豐。2024年，全市4.7萬畝流動沙地已全部完成治理。2025年，計劃完成營造林及種草面積189萬畝。

且榆林正在積極探索林業碳匯（CCER）市場化交易，未來可通過碳票發行與交易，將生態優勢直接轉化為經濟收益。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正在持續推進。傳統產業“延鏈補鏈”上，不再止步于出售原料，而是向下游延伸。例如，煤炭可被轉化為聚乙醇酸可降解材料，用于制作手術縫合線等高端產品。培育新興產業上，陜煤集團榆林恒神年產2萬噸高性能碳纖維項目，成功打破了國外技術壟斷，產品可用于風電葉片、航空航天等領域。

同時榆林正大力發展氫能產業，利用可再生能源制取“綠氫”，榆林零碳產業園氫能（制氫）示范一期項目可年產3000噸綠氫，年產值約7500萬元。

與此同時，人才儲備短板的彌補工作也在積極優化，七普數據顯示，榆林市全市常住人口中，大學、高中、初中、小學的學歷占比分別為15.15%、11.92%、28.42%、29.03%。相比六普數據的7.65%、13.30%、35.72%、28.55%，大學人數占比顯著提高值得肯定。

2024年，榆林授權專利4035件，技術交易合同登記額20.17億元。相比2020年授權專利1895件，技術交易合同成交額4.99億元。五年間實現了數量上的翻倍增長，這表明區域創新活力正在逐步釋放，技術成果轉化的渠道正在不斷拓寬。

顯然，榆林當前的突圍動作，已抓住了轉型的關鍵抓手。

但真正的考驗在于，能否將這些碎片化的突破整合為系統性優勢，能否擺脫“政策驅動為主、市場活力不足”的現狀，能否讓城鎮化進程中集聚的人口，真正轉化為產業升級所需的人力資本。

“與同為煤炭重鎮的鄂爾多斯相比，兩者均因煤而興，但鄂爾多斯更早跳出 ‘挖煤賣煤’的單一邏輯，通過布局文旅產業、打造新能源裝備制造基地，實現了產業結構的柔性調整，其能源+多元業態的融合模式，恰好反襯出榆林產業鏈延伸不足、非能源產業支撐薄弱的短板。”上述業內人士提到。

（文中李翔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