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聽說張豐在成都開了家書店，總想著等自己的書出版了，也去那里辦一場小小的分享會。前幾日忽聞要閉店的消息，心里掠過一絲悵然。后來，又看見他在群里說，書店會繼續開下去。那一刻，真替他高興。

其實，也可以說替成都感到幸運。成都仍然是包容的。書店雖小，自有它的韻味，悄悄映著城的氣質。

如今諸多超級大城市圈，都在暗暗角逐“第四城”的稱謂。說起這三個字，總繞不開朱自清先生1941 年的《成都詩》，他開篇便寫：“據說成都是中國第四大城。城太大了，要指出它的特色倒不易。”

我倒覺得，在那些爭奪第四城的城市中，成都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包容和文化氛圍。

大家總愛調侃成都是“彩虹之都”，這份包容，早已是公開的默契。

我對成都最早的印象，是小時翻父親那本泛黃的校友紀念冊，封面是綠色的荷葉，襯托著紅色的鐘塔。冊子里反復出現“華西壩”三個字。1905年，英、美、加三國的五個基督教會，要在中國西部創辦一所“規模宏大、科學完備”的大學，最終選了成都城南那片土地。這里平曠開闊，北傍錦江，風景清雅，因“華西協合大學”之名，遂稱“華西壩”。

華西壩，代表著一種外來的現代性。

從經濟學的角度，一個城市，要成為中國的第四大城市，一定要離北上廣足夠遠。這是人口分布的齊夫定律。簡單地說，就是一個國家的人口，會向超級大城市聚集。日本韓國這個現象已經很明顯了。東京都市圈，匯聚了3700萬人口，占日本總人口的30%。可中國太大了，人們總舍不得離鄉太遠。于是，遠離超級大城市的地方，就會形成一個新的聚集目標。從經濟稟賦來看，成都的優勢之一，就是離北上廣足夠遠。

我是重慶人，對成都總是一種微妙的感覺，不過，我倒沒有什么鄉土情節，心安之處就是吾鄉。我的判斷，重慶似乎有更多的政策傾斜，但成都，卻是更多的人的市場化選擇。我更相信市場的長期力量。

文化，其實也是如此，當離中原文化足夠遠，所謂“西南蠻夷” 之地，反倒少了些固有的牽絆，對外來的現代性更容易敞開懷抱。

成都的獨特，在于它有一層適合現代性生長的鄉土氛圍。四川的袍哥文化里，義氣相助、豪爽自由的“江湖氣”，至今仍悄悄扎根在川渝的民間肌理里。而現代性的底色，本就是在尊重個體之上的彼此互助。清末新政時，四川的商業、實業、新軍、新式教育都走在前列，留學生也為數不少，也是這份土壤孕育的結果。

這種獨特的歷史際遇，在時間長河中，沉淀為成都如今的氣質和吸引力。

所謂歷史，其實就是人的故事的總和。就像張豐，一個來自河南的異鄉人，終究在成都找到了他喜歡做的事——開一家書店，和人聊天、交流。這正是哈貝馬斯筆下的市民公共空間，在這樣的空間里，慢慢生長出理性的社會氛圍。而這份理性，恰是如今網絡浮躁充斥時，中國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東西。

許多城市都有自己專屬的歌，可真正能唱進人心、流傳開來的，并不多。上海有《夜上海》《上海灘》的風情，北京有《北京北京》的迷惘與堅守，而成都，有趙雷的《成都》，一句“走到玉林路的盡頭，坐在小酒館的門口”，唱軟了多少人的心。

歌曲的流行，從來離不開市民的文化素養與城市的氛圍。記得從前在騰訊大家寫專欄時，細數下來，成都的作家竟有十幾位之多，這個數量，遠超許多同量級的城市。文化氣息、包容、自由的氛圍，甚至奇怪而有趣的人，這些都是一個現代都市最動人的情調，而這樣的情調里，注定少不了書店——就像張豐的有杏書店。

這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氛圍，終究會結出實實在在的經濟果實，讓生活變得更美好。

寫這篇文字時，恰好看到一則新聞：上合組織協同創新工委會、中國文化產業協會聯合發布了《2025 中國數字文創城市指數》，成都憑借獨特的人才吸引力、活躍的城市文化與產業生態，穩穩排在北京、上海、深圳之后，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國數字文創 “第四城”。

比起這些量化的指標，“第四城” 更微妙的氣質，藏在那些無法衡量的細節里。它不是數據的排名，而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由無數個普通人的日常感受織就：是張豐的書店，是華西壩的鐘樓，是《成都》里緩緩流淌的旋律，是異鄉人在此扎根的安穩，是本地人不愿離開的眷戀。

這些細碎的感受，最終決定了一座城市在人們心靈中的整體地位。

end

劉 遠 舉

央視網、第一財經、光明日報、騰訊大家、南方周末、新京報、南方都市報、FT中文網、澎湃等特約作家，多家智庫研究員。

關注時政、財經、科技話題，以深度、專業、理性的態度，去掘現象背后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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