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沒有想過這樣一個問題：現代醫學延長了人類的生命，卻也讓有些死亡變得更加漫長且痛苦。當生命已無法靠醫療手段挽回，我們該在哪里離世，又該由誰來做出這個決定？

一、醫學進步下的尷尬：被“強制搶救”的生命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一位六十歲的英國醫生被確診胃癌。他接受了胃部切除手術，可癌細胞轉移壓迫脊柱神經，疼痛難以緩解，之后肺部又出現巨大血栓。手術摘除血栓后，這位醫生懇求醫院，若再出意外不必搶救。但兩周后他心臟驟停，當晚被搶救了四次，醫生們拼盡全力，直到他的心臟徹底停止跳動。

那個年代，這樣的故事屢見不鮮。醫學進步讓醫生陷入尷尬境地：面對重大疾病，他們常常無視患者主觀意愿，單方面決定是否繼續積極治療。這導致輿論質疑：醫生只想著“有一線希望就不放棄”，卻忽視了患者承受的痛苦和家屬的經濟壓力。

為緩解這種醫患矛盾，美國一些醫院開始實施“慢速警報”。通常ICU病房里，病人床頭有個藍色按鈕，按下后醫生會迅速趕來搶救心臟驟停的病人。而對于失去治療希望的臨終患者，醫生會提前做好記號，若出現狀況就拉響“慢速警報”，一場作秀式的搶救后，燈光熄滅，生命落幕。這種做法曾成為很多醫院心照不宣的慣例，前提是醫生已和患者或家屬提前達成共識。

二、昆蘭案：撬動“死亡權”的里程碑

放棄搶救真的這么難嗎？凱倫·安·昆蘭的故事，給了當時不知所措的人們一個答案。1954年出生的昆蘭，21歲時因意外成為植物人。入院五個月后，她病情惡化、體重驟降，父母再三考慮后決定撤去呼吸設備，甚至寫下聲明希望醫生免責，卻遭到拒絕。

所有人都清楚昆蘭無法蘇醒，任何治療都無濟于事，但法律上醫生無權撤下呼吸設備，否則可能被視作謀殺。昆蘭父母將醫院告上法庭，這起案件牽扯出的“死亡權”問題，成為美國法庭首次正式討論的臨終患者護理議題，引發全美關注。

起初法官認為，是否撤呼吸機應由主治醫生決定，可征求父母同意但不受其管轄，再次強調了醫生的主導權。昆蘭父母不服判決，上訴至新澤西州最高法院。此時輿論幾乎一邊倒地支持他們，部分醫生也發聲：延長生命的決定應由患者或直系親屬做出。1976年1月26日，最高法院推翻原判，同意撤去呼吸設備，且醫生無需承擔刑事責任。

這一判決讓全美醫生松了口氣——他們不必再獨自背負道德包袱，決定患者生死。此后昆蘭案多次被援引，解決了美國臨終患者治療及醫患共同決策的難題。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尊重患者自主權的理念，取代了漠視患者尊嚴的父權醫療主義，成為西方發達國家醫患關系的新共識，放棄搶救也逐漸得到廣泛認可。

三、DNR：不是“放棄生命”，而是“允許自然死亡”

這里要說明的是，DNR（全稱Do Not Resuscitate）并非“不尊重”，而是“放棄搶救”，婉轉來說是“允許自然死亡”或“尊嚴死”。它與半主動安樂死界限模糊但本質不同：后者是提前終結生命，涉及重大倫理問題，而DNR在國外也被譯為“Letting Go”，有些地方稱為“不要嘗試搶救”，以寬慰患者和家屬。

根據新加坡國立大學2021年發布的全球死亡質量評估，中國在81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53位，這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部分患者生命最后階段的生活質量有待提升。面對這一現狀和人口老齡化問題，我國在放棄搶救和臨終關懷方面也在不斷探索。

四、中國的探索：生前預囑制度的落地

在中文網站搜索“選擇與尊嚴”，會發現這個倡導尊嚴死的公益網站，核心關鍵詞是“生前預囑”。2006年，生前預囑開創者羅點點創建了中國首個相關公益網站，2013年又成立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倡導尊嚴死和緩和醫療。

經過近二十年的討論和籌備，2022年6月23日，深圳經濟特區醫療條例正式通過，其中第七十八條以立法形式確立了生前預囑制度。條例規定，個人可在生命末期放棄插管、心肺復蘇等維生措施，或不進行延續性治療。與普通遺囑不同，生前預囑不涉及財產，僅表達患者喪失決策能力后拒絕特定醫療措施的意愿，且需以書面或影像形式呈現，并經公證或見證，二者缺一不可。

生前預囑既能減少患者臨終前的痛苦，也能降低醫療費用，但實施過程中仍面臨諸多問題。法律層面有法可依，可倫理層面的鴻溝難以跨越：有人是家屬不愿繼續治療，有人是患者自身難以忍受痛苦；擁有自主意識的成年人，其主觀意愿優先，但也存在因醫療費用過高被迫簽訂的情況；若患者失去意識，親屬作為代理人如何做出沉重決定，更是難題。

五、臨終關懷：不止于“放棄”，更在于“關懷”

簽訂生前預囑后，患者并非只能在醫院絕望等待死亡。除了回家與家人共度最后時光，還可以選擇臨終關懷——這是由醫生、護士、心理咨詢師、社會工作者、志愿者等組成的綜合醫療服務。1967年，英國在護士建議下創建了世界第一所臨終關懷機構。

我國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探索引進臨終關懷理念，1988年7月成立了天津醫學院臨終關懷研究中心，這是中國首個臨終關懷機構。截至2022年7月底，全國已有71個城市成為安寧療護試點，但臨終關懷在社會上仍未得到足夠重視，不少醫務人員對其認知也未達預期。

六、正視死亡：一場與生命的認真告別

從文化和情感來看，中國人尤其是家屬，往往難以接受放棄搶救，也不愿將親人送往臨終關懷機構。更重要的是，包括我國在內的很多地方，嚴重缺乏死亡教育。我們不愿面對死亡，假裝它不會到來，可千萬年來從未改變的事實是：每個人都會走到生命的終點。

其實，在死亡到來前，與生命中重要的人好好討論它，這種觀念轉變或許比任何科技都更能改善死亡方式。比如死后是否捐贈器官、葬禮上是否留下彩蛋、選擇土葬還是海葬……在日本，有些年輕人甚至會躺在棺材里拍照，提前挑選心儀的樣式。

這種對死亡的積極討論，是對生命的善終，也能無形中減輕親屬的壓力。在思考死亡的過程中，我們更能找到活著的意義。當一切準備就緒，每個臨終患者都能以自己想要的方式離開這個世界，即便疾病最終獲勝，這也何嘗不是一場完美的告別。

在準備這期內容時，我嘗試在“選擇與尊嚴”網站上填寫了“臨終前的五個愿望”。即便身體健康，無法完全感同身受，但面對那些問題時，仍感受到了難以言說的沉重。歡迎大家在評論區暢所欲言，聊聊你對放棄搶救和臨終關懷的看法，我們下期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