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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AI的預測模型有助于識別HER2陽性乳腺癌放療獲益人群并優化治療策略
乳腺癌亞型中,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HER2)陽性乳腺癌往往增殖率高、遠處轉移傾向強,且肺部為最常見轉移部位之一[1]。放射治療(RT)作為腫瘤局部治療的重要手段,可幫助局部控制并緩解癥狀,但由于腫瘤負荷、治療時機及患者反應存在異質性,RT在HER2陽性乳腺癌肺轉移中的作用尚未完全明確[2]。近年來,人工智能(AI)已成為腫瘤學決策中的有力工具,基于影像組學的機器學習模型有望篩選最可能從RT中獲益的患者、優化放療計劃并實時監測治療反應[3]。然而,專門探索AI工具在指導HER2陽性乳腺癌肺轉移RT中應用的相關研究仍較少。近期一項回顧性研究針對HER2陽性肺轉移乳腺癌患者基于AI建立了新的RT預后預測模型,并對其性能進行了評估[4]。本文特此整理關鍵信息。
研究方法
隊列特征
研究回顧性納入了2006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間在兩家醫療機構接受治療的248例HER2陽性乳腺癌伴肺轉移患者。HER2陽性定義遵循ASCO/CAP指南。對于IHC 2+病例常規進行FISH檢測以確認HER2狀態。僅納入經確認的HER2陽性患者。肺轉移主要通過影像學檢查(包括胸部CT和PET/CT)由經驗豐富的放射科醫師診斷。
患者納入標準:(1)經組織學確認為HER2陽性乳腺癌;(2)影像或病理證實的肺轉移;(3)臨床資料完整可用。排除標準:(1)年齡<18歲;(2)男性;(3)總生存期<3個月;(4)合并嚴重基礎疾病不宜接受放療。
治療方案
放療采用調強放療(IMRT),以實現適形劑量分布并降低毒性。中位放射劑量為42 Gy。治療決策綜合考慮腫瘤負荷、癥狀控制、患者整體臨床狀況及治療費用等因素。
統計分析
分類變量采用卡方檢驗進行比較。連續變量(如年齡)的正態性通過Shapiro–Wilk檢驗評估:符合正態分布者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非正態分布者采用Mann–Whitney U檢驗。為減少放療組與非放療組的基線差異,應用傾向性評分匹配(PSM)。采用Kaplan-Meier法繪制生存曲線,組間差異通過log-rank檢驗評估。
為識別與OS相關的潛在預后因素,采用最小絕對收縮與選擇算子(LASSO)回歸并進行10折交叉驗證。根據交叉驗證偏似然偏差最小值(λ.min)選擇最優正則化參數(λ),以優化模型預測精度。在λ.min處系數非零的變量被保留,并進一步納入多變量Cox比例風險模型以確定獨立預后指標。根據最大選擇秩統計量確定最優截斷值,將患者按模型風險評分分為高風險組與低風險組。采用風險評分可視化圖(ggrisk圖)、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及決策曲線分析(DCA)評估模型的預后性能。
研究結果
患者基線特征
PSM前,248例HER2陽性乳腺癌患者的基線特征總結于表1。結果顯示,放療組與非放療組在年齡、激素受體狀態、Ki-67指數、T分期、N分期及化療方案方面均無統計學顯著差異(均p>0.05)。此外,放療組接受曲妥珠單抗聯合帕妥珠單抗治療的患者比例較高(19.4% vs. 11.3%),盡管差異未達到統計學顯著性(p=0.083)。兩組間的激素治療比例呈臨界差異(p=0.054),放療組激素受體陽性患者比例更高(48.4% vs. 35.5%)。
表1 患者基線特征(PSM前)
PSM后,兩組間基線特征無顯著差異(表2)。
表2 患者基線特征(PSM后)
總生存期
截至末次隨訪,放療組124例患者中有80例(64.5%)死亡,非放療組124例患者中有98例(79.0%)死亡。PSM前,放療組患者中位總生存期(mOS)為50.4個月,非放療組為34.0個月,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01;圖1A)。PSM后,放療組的生存獲益依然顯著,其mOS為51.5個月,而非放療組為32.3個月(p<0.001;圖1B)。
圖1 接受放療與未放療的患者的OS(Kaplan-Meier曲線)
AI模型的建立與驗證
LASSO回歸分析確定放療、激素受體狀態、T分期、N分期、化療及激素治療為OS的預后因素(圖2A、B)。
圖2 LASSO 回歸分析
多變量Cox回歸分析證實,RT是OS的獨立預后因素(圖3)。
圖3 OS多變量Cox回歸分析(森林圖)
基于Cox模型計算每位患者的風險評分,并通過最優截斷值(cutoff=0.01)將患者分為高風險組和低風險組(圖4A)。如圖4B所示,高風險組患者死亡數更多、OS更短。圖4C的熱圖顯示,兩組間放療分布的差異較為明顯。
圖4 風險評分模型評估和臨床結局的相關性
ROC曲線(圖5A)證實Cox模型具有良好的區分能力,其1年及3年AUC值分別為0.716和0.722。決策曲線分析(DCA;圖5B)進一步證明了該模型的臨床實用性和穩定性。
圖5 風險評分模型的性能評估
文章小結
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證實,RT可顯著延長HER2陽性乳腺癌肺轉移患者OS,中位生存獲益超過16個月。結合LASSO-Cox回歸構建的AI風險預測模型,整合了放療、激素受體狀態、T/N分期等預后因素,顯示出良好的區分能力與臨床適用性。該模型有助于識別高風險患者、指導個體化治療決策,體現了AI在優化晚期乳腺癌治療策略中的應用潛力。
參考文獻:
[1]Xiao W, Zheng S, Liu P, et al. Risk factors and survival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nd lung metastasis: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Cancer Med. 2018;7(3):922-930.
[2]Qi YJ, Su GH, You C, et al. Radiomics in breast cancer: Current advanc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Cell Rep Med. 2024;5(9):101719.
[3]Díaz O, Rodríguez-Ruíz A, Sechopoulos 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breast cancer detection: Technology,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Eur J Radiol. 2024;175:111457.
[4]Ren T, Wang X, Luo S and Ke S (2025) Radiotherapy improves survival in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with lung metastases: a retrospective study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ased prognostic modeling. Front. Oncol. 15:163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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