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馬遜裁員1.4萬人，普通人如何避免被算法「優化」掉？

亞馬遜于不久前宣布，計劃裁減約1.4萬名公司職員，占其公司職員總數的4%。

亞馬遜首席執行官安迪·賈西稱裁員主因是重塑企業文化及應對AI技術變革，而非財務壓力或直接AI替代；

亞馬遜人力體驗與技術高級副總裁貝絲·加萊蒂在致員工信中表示，這是（裁員）必要的，因為“世界正在快速變化”。

這一事件揭示了一個更深刻的趨勢：AI對就業的沖擊，遠不只是崗位替代，更是一場涉及組織架構、工作流程與核心文化的系統性重塑。

當“適應AI”成為比“利潤下滑”更具說服力的裁員理由時，一種普遍的焦慮感也隨之蔓延——是否有人能在這場關于AI的變革中幸免？

在這片普遍性的憂慮中，中國的情況尤為特殊且復雜：我們擁有世界最大的勞動力規模，身處AI發展的第一梯隊，卻同時面臨著未富先老的人口結構、尚未完成的城鎮化，以及深刻的產業轉型升級壓力。

中國綜合技術實力位居世界第二

圖片來源：哈佛大學《2025全球關鍵和新興技術指數》 (涵蓋AI、半導體、生物技術、太空、量子技術五大領域)

著名經濟學家蔡昉在其新著《中國就業新趨勢：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勞動力市場》中指出：

鑒于人工智能革命的性質，其造成的就業沖擊和就業破壞的程度將史無前例，因此我們說情況變了，“這次真的不一樣”。

AI作為一種“通用目的技術”，其就業影響兼具“創造”與“破壞”雙重效應，但兩者在節奏和數量上并不對稱——崗位破壞往往先于并大于崗位創造。書中特別聚焦于中國的獨特國情，揭示了在人口老齡化加劇、勞動力市場出現“一老一小”結構性矛盾的背景下，AI的滲透如何進一步加劇技能錯配與收入不平等。

全書的核心思路清晰而有力：

1直面挑戰，剖析“人工智能+”產業如何顛覆就業市場，并點明傳統經濟學范式在解釋新現象時的局限。

2重新定義未來，探討在AI時代，何謂“高質量就業”，并明確指出，不能假設其可以自動產生所謂的“涓流效應”解決分配問題。

3提出中國方案，系統性地提出了培育“新人力資本”、加強社會保護、利用AI自身能力應對其沖擊，以及通過制度安排確保生產率成果被廣泛分享等一系列前瞻性的政策建議。

“這次真的不一樣”在哪兒？

歷史上每項通用目的技術的誕生都具有顛覆性，或早或遲引起產業革命。人工智能賦能，特別是智能和生命系統革命，不僅注定引發全方位的產業革命，而且只會更早，不會太遲。

AI革命具備根本性的不同，其沖擊的深度、廣度和速度是史無前例的。它與蒸汽機、電力、互聯網一樣，屬于能重塑所有產業的“通用目的技術”。但AI的獨特之處在于，它首次將變革的矛頭直接指向了“智能”本身——人類在勞動力市場上的最后堡壘。從體力到腦力，從規則性任務到創造性工作，AI的替代范圍是“無遠弗屆”的。

歷史經驗表明，新技術破壞舊崗位和創造新崗位之間存在一個時間差。但AI時代，這一時間差可能被急劇拉大，甚至永久化。因為新創造的崗位所需的人力資本，與被替代崗位所擁有的技能之間，存在著“萬里之遙”。

蔡昉在書中將AI造成的就業沖擊的性質和程度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人工智能賦能的自動化既創造就業也破壞就業，破壞的是人力資本要求較低的崗位，創造的是人力資本要求更高的崗位，所以人力資本培養的速度制約著新創崗位的數量。

例如，一個被AI替代的卡車司機，幾乎不可能通過短期培訓成為一名AI工程師。這種技能鴻溝使得就業結構調整的痛苦期更長、更劇烈。

第二個階段，人工智能模型具有了與人同等甚至更高級的智力，并通過人工智能代理、具身智能、機器人等形式，越來越傾向于替代所有人類崗位。

圖片由 AI輔助生成

中國獨特的“三重擠壓”：AI的滲透、人口老化、結構性就業矛盾的凸顯。

中國作為AI應用大國，機器人安裝量全球第一，數字經濟發展迅猛，這將對現有就業崗位產生強大的替代效應。

而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老齡化加劇，本應意味著勞動力稀缺、工資上漲。但在AI時代，這反而成了企業加速推進自動化、用機器“替代”人的誘因之一。蔡昉引用阿西莫格魯的研究指出，人口老齡化是自動化加速的重要動因。

最后，中國的就業主要矛盾，已從“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錯配”。一方面是企業喊著“招工難”，另一方面是大學生“就業難”，“有活沒人干”和“有人沒活干”并存。AI的介入，不僅沒有緩解這一矛盾，反而可能使其惡化。

勞動年齡人口的年齡分布及其變化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24)，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 Online Edition.

當然，這一次之所以不一樣，還在于中國沒有重復歷史，不再與科技革命和浪潮失之交臂，也不再是亦步亦趨的追趕者，而是和美國一起站在了第一梯隊。

這一前所未有的站位，意味著我們必須率先探索一條屬于自身國情的發展路徑。

蔡昉在書中指出，破解這一時代課題的關鍵，在于打破傳統范式，進行一場從個人到國家、從觀念到制度的系統性應對。一方面，構筑強大的社會保護網，化解轉型陣痛；另一方面，培育與AI共生的“新人力資本”，讓AI的“破壞性”轉化為“建設性”。

于個人：聚焦“不可替代能力”

1 強化非認知能力的培養

在人工智能革命性突破并賦能數字經濟發展的條件下，人力資本的內涵正被重新定義。

蔡昉在《中國就業新趨勢》中指出，人力資本仍然是勞動者在就業市場上保持競爭力的法寶，但競爭的維度已發生根本性轉變——從人與人之間的競爭，轉向了人類與人工智能之間的競爭。

想要在這場較量中勝出，在于揚長避短，著力培養人工智能難以復制的“人類特有能力”，這主要包括三類核心能力：

一是與同理心、情商、溝通力、領導力和團隊工作相關的能力；

二是那些從未或者難以記錄下來卻可以直接傳授的

“隱性知識”；

三是能夠恰如其分地融合理性、情感與經驗的

“實踐智慧”。

這類能力的培養需要盡早開始，并在一生中不斷維護與強化，它們不僅能直接構成競爭力，更能保護我們的認知技能不過早被技術迭代所淘汰。

圖片由AI輔助生成

2 從“一次學習”到“終身學習”

然而，擁有這些能力并不意味著可以一勞永逸。蔡昉在書中提醒，人工智能的進化速度始終碾壓人類既有的知識體系。

因此，我們的學習模式就必須徹底轉向。從“一次學習”到“終身學習”，不再是一種提倡，而是生存與發展的必然選擇。

我們要擁抱覆蓋全生命周期的技能更新，利用AI賦能的教育平臺，在實踐中學習，再帶著新知識回到實踐中去，形成“干中學”與“學中干”的持續循環：

在工作中“干中學”，比如通過AI輔助工具優化工作流程時，同步掌握工具背后的邏輯；

在學習中“學中干”——把新學的跨領域知識快速應用到實際工作，讓技能更新跟上AI進化的節奏。

3 重新定義職業規劃

最后，想要讓人力資本持續發揮作用，還需要重新定義職業規劃。

蔡昉建議重點關注那些具有“鮑莫爾成本病”特點的行業。這些領域（如教育、衛生和社會工作、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等）雖然生產率提升緩慢，但社會需求旺盛且持續增長，其核心價值在于提供不可或缺的“人類體驗”。它們因人性化的連接與創造而顯得珍貴，因而在AI時代展現出更強的就業韌性。

同時，新就業形態也可成為應對AI就業沖擊的主動選擇。書中提到，靈活用工、自由職業、平臺經濟等形態憑借彈性工作模式，既能幫助雇主分散經營風險，也能讓勞動者通過多元化收入來源緩沖宏觀經濟波動帶來的影響，進而更好地化解勞動力市場可能出現的沖擊，為人力資本的持續發揮搭建更靈活的就業場景。

于國家：構建“技術向善+就業優先+成果共享”體系

然而，個人的努力需要宏觀制度的支撐。蔡昉強調：技術進步的紅利不會自動“涓流”到每個勞動者身上，必須依靠強有力的制度引導和保障。應對這場前所未有的就業沖擊，國家必須構建一套“技術向善、就業優先、成果共享”的系統性治理框架，將AI的巨大潛能轉化為全民福祉。

1 投資全生命周期人力資本

①打破戶籍壁壘，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農民工、跨城就業青年平等享受技能培訓等服務，消除體制性障礙。

② 重塑全生命周期教育體系，將學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納入義務教育，強化素質與職業啟蒙；同時建立從早期教育到大齡勞動者“急用先學”式技能培訓的全程機制，系統性應對“一老一小”的結構性矛盾。

圖片由AI輔助生成

2 引導AI技術向善

①在算法里植入向善基因

為實現人工智能創新向善，需在技術研發與應用的全過程中嵌入“就業優先”理念。同時推動與人工智能接觸最密切的開發者、投資者與使用者形成“就業友好”的技術倫理共識。

②激勵相容，引導技術走向“正確”路徑

通過稅收優惠、研發補貼等政策，激勵企業研發“人機互補”型技術；同時對單純以替代勞動力為目的的技術應用進行必要規制，使企業的技術選擇與社會的就業穩定目標相協調。

③構建就業友好的規制框架

政府應該通過立法和政策，構建一個就業友好型或崗位保護導向的法律、規制和產業政策框架。相關的內容應該包括：

反歧視與促進公平就業，如推動算法透明化，避免在人工智能招聘工具中出現算法性別歧視和年齡偏見；

建立“人類最終決策權”機制，確保涉及人機協作方式、員工雇傭、大規模解聘及其他重大勞動關系的決策，均通過人為的程序和機制做出，或經由人工的嚴格復核；

保護和拓展勞動者權益，把“平臺零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和勞動力市場制度的覆蓋；

保障“人機協作”場景下的工作安全與健康標準。

通過以上途徑，致力于使AI技術的發展與更廣泛的人類福祉和社會穩定對齊，將AI塑造為提升就業質量、創造共享繁榮的強大工具。

3 構建普惠福利體系，共享增長紅利

正如蔡昉所說，技術進步的紅利不會自動“涓流”到每個勞動者身上，必須通過普惠性福利制度與再分配機制，讓全民共享AI時代的增長成果：

①推動社會保障向普惠性福利轉型

就社會保障來說，必然要求把以往采取嚴格手段識別受益人、具有區別性和排他性的社會保障模式，轉向更具普惠性的社會福利制度，做到隨時隨地向任何人提供保障，既沒有死角也沒有時滯。

②強化再分配政策縮小收入差距

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等手段，防止AI加劇收入極化，確保生產率提升的成果被廣泛分享。

③ 以高質量發展夯實共享基礎

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是“成果共享”的前提，需依托AI發展新質生產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在半導體、新能源、數字經濟等領域創造高質量崗位；同時提振居民消費，打破“人口金字塔消費悖論”，通過完善公共服務釋放內需潛力，為教育、醫療、文化等“鮑莫爾崗位”創造持續擴張的市場空間。

AI對人類生產生活的深刻影響，已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樂觀與悲觀的論調交織，但問題的本質并非一場你死我活的“人機大戰”，而在于我們能否為技術注入人性，讓智能真正服務于人類福祉。

《中國就業新趨勢》揭示的，遠不止于經濟層面的政策建議，它更是一場關乎未來道路的社會對話與文明抉擇。這本書為我們撕下了盲目樂觀與消極恐慌的面紗，直面挑戰的嚴峻性與復雜性，同時也堅定地指出：解決方案，就在我們手中。

通過前瞻性的制度構建、顛覆性的教育革新與包容性的社會建設，我們完全有能力駕馭AI的滔天巨浪，將其從潛在的沖擊，轉化為推動社會走向更加公平、更具韌性、并促進每個人全面發展的歷史性機遇。

人工智能并非人類的終點，而是我們重新審視自身價值、重塑發展路徑的全新起點。

站在“十五五”即將啟程的歷史節點，無論是個人、企業還是國家，唯有主動重塑人力資本、構建包容性制度、堅定引導技術向善，才能在AI的浪潮中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最終抵達一個人機協同、人人發展的嶄新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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