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 何

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太快。

11月25日，最高檢召開發布會，副檢察長、全國婦聯副主席葛曉燕介紹，

• 隨著社會交往方式的多樣化，檢察機關依據刑法、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規定精神，將具有共同生活基礎事實的婚前同居關系認定屬于家庭成員關系，并將家庭成員身體傷害以外的精神虐待認定為家庭暴力行為，對受害者的保護更加立體全面。

消息一出，許多媒體直接將其提煉為《婚前同居認定屬于家庭成員》，

相關話題討論也是沖上了微博熱搜第一，引起網友熱議。

為什么一件看似旨在保護弱者的司法解釋，會引發如此廣泛而復雜的討論？

這背后，顯然觸動了我們這個時代某些敏感的神經。

一方面，在結婚率持續走低的今天，許多人本能地感覺到，婚姻與非婚的邊界正變得越來越模糊。

這個話題一出來，很多人本來就不想結婚，這下徹底不用結婚了，因為婚前同居也算。

二來，這個話題如果細究的話，確實有很多可以聊的點。

首先一個話題討論的點，是將具有共同生活基礎事實的婚前同居關系認定屬于家庭成員關系這句話該怎么理解？

我認為一些官媒的標題多少有點斷章取義之嫌。

法律術語有其嚴格的適用范圍，要準確理解這句話，必須將它放回最初的語境中。

這次發布會的背景是“國際消除家庭暴力日”，主題是“依法懲治家庭暴力犯罪”。

因此，這項解釋的根本出發點，是為了讓反家暴的法律武器更有力、更精準。

這事的推力應該就是牟林翰案（北大包麗案），他精神虐待他的女友一年多，導致其女友多次自殘自殺，最終于20年死亡。

包麗案是從立案到宣判歷時二年半，其中在法院階段就接近一年半，遲遲未判的很大原因應該是在法律適用上存在很大爭議。

這個案件在法律上最棘手的難題之一，恰恰是如何界定“精神虐待”以及非婚姻關系中的暴力行為。

實際上，在刑法領域，“家庭成員”的范疇早已不局限于婚姻和血緣。

根據全國人大法工委的解釋，它包含了四種情況：婚姻、血緣、收養以及事實上的扶養關系。

婚前同居，如果存在共同生活、經濟上相互扶助等事實，便可以被歸入這第四種“事實上的扶養關系”。

所以，當我們討論“婚前同居被認定為家庭成員”時，必須牢記一個至關重要的前提：這個認定是在《刑法》和《反家庭暴力法》的框架下，為了追究“虐待罪”等刑事責任而提出的。

這個前提是很重要的。

這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在《民法典》里談論的“家庭成員”不是一回事。

法律概念在不同語境下有不同含義，就像刑法上的“輕傷”可能意味著骨折，遠比我們日常理解的“蹭破點皮”要嚴重得多。

因此，更準確的表述應該是：在涉及虐待罪等刑事案件時，為了保護受害者，司法系統可以將有穩定共同生活的同居伴侶，參照家庭成員來對待。

這并非要在民法層面，比如財產繼承、社會福利上，將同所有居者都等同于法定配偶。

央視網后來將標題修改，特意加上了“虐待罪”三個字。

雖然有點拗口，但是更嚴謹了。

但，就像副檢察長開頭第一句疊的buff，“隨著社會交往方式的多樣化”，法律的定義也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隨著社會觀念的演變而流動。

今天，這個“家庭成員”的廣義解釋僅限于刑法領域的反家暴，那么明天，它會不會延擴到民法領域，比如財產分割、繼承權等問題上？

這才是那句簡化標題能引爆輿論的深層原因。

更有意思的是，這個看似旨在保護受害者（通常被默認為是女性）的司法解釋，卻在女性群體中引發了不小的爭議甚至反對。

這恰恰是這件事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為什么？

因為在司法實踐中，家庭暴力行為在行政和刑法方面來說都屬于“減輕項”。

一場發生在陌生人之間的暴力，可能被清晰地認定為“故意傷害罪”；

但如果同樣的暴力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它就很容易被定性為“家庭糾紛”。

后者在處理上，往往會因為“清官難斷家務事”的傳統觀念，導致處罰力度大大減輕。

本意是為受害者撐開一把保護傘，結果槍口抬高一寸，放了施暴者一馬。

一根筋變兩頭堵了。

更深層次的擔憂，指向了執行層面的不確定性。

進步是好事，但假如群眾里有壞人呢？

任何一個模糊的概念，都可能在執行中被無限放大，甚至扭曲。

“共同生活基礎”怎么界定？

“精神虐待”的標準又是什么？

親密關系中的爭吵、冷戰、一方因自身原因產生的抑郁情緒，會不會被另一方用作“精神虐待”的證據？

這些定義上的模糊性，在司法資源和水平尚不均衡的當下，尤其令人不安。

我們當然相信大多數司法判決是公正的。

但我們國家的特點是地域發展不平衡，司法資源的分配和基層人員的水平也參差不齊。

但近年來一些僅憑單方口供、證據鏈并不完整的爭議性判決，也確實動搖了公眾的信心。

在一些地方，一個案子的走向，可能更多地取決于人而非法律文本。

在這樣的現實下，一個模糊的概念，可能會在不同地區被截然不同地解讀和執行。

正因如此，越是在基層法治水平尚需提高的現實下，法律條文的“嚴摳字面”就越重要。

說到底，隨著社會的發展，婚姻對人的約束是越來越弱了，社會運行的最小單位已經從家庭轉化為個人。

法律試圖通過解釋和調整來跟上這種變化，回應新的社會需求，比如保護非婚同居關系中的弱勢一方。

但這又不可避免地與人們對個人自由、財產邊界和關系自主權的珍視產生碰撞。

這或許才是“婚前同居算家庭成員”這一法律議題，能夠激起如此廣泛社會共鳴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