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2月22日人民日報 第6版

新華社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訊 本社記者報道：為了在國內強化法西斯專政，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加緊利用“精神病院”作為鎮壓蘇聯人民的工具。他們對不滿和反抗其反動統治的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見者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后投入“精神病院”任意迫害，其手法之殘暴比希特勒當年的集中營和監獄有過之而無不及。

目前，蘇聯設立的精神病機構名目繁多，有精神病院、精神病診療所、精神病研究所、精神病療養所等，大部分是勃列日涅夫上臺后建立的。這些機構有一般和特殊之分，但一般的精神病院中也設有特別部。其中有許多由國家安全委員會即克格勃特務機構直接控制。住進這些精神病院的人中有的是真正的精神病患者，有的卻是精神正常的反對蘇修統治的人。蘇聯《真理報》曾不打自招地說：“蘇聯醫學能保證只使精神失常的人接受治療，但不能保證在這些人當中沒有所謂持不同政見者。”

利用“精神病院”鎮壓蘇聯人民，是蘇修叛徒集團在法西斯化道路上越走越遠的鐵證，也是它色厲內荏的表現。法西斯專政激起蘇聯人民越來越強烈的反抗，蘇聯當局對此恨得要命，怕得要死。他們害怕通過正常的審訊會造成被告對當局罪行的公開揭露和控訴，于是宣布那些他們認為的“危險分子”為“瘋人”，押送進“精神病院”，加以秘密迫害。

為了使這種法西斯暴行合法化，蘇聯當局炮制了一系列法律條例。蘇聯衛生部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規定：如果一個精神上有病者對他周圍的人或他本人構成明顯危害時，衛生部門有權不經病人本人或其親屬或監護人的同意，把他送進“精神病院”。根據俄羅斯刑法典第五十八條——六十條規定，無責任能力者犯罪或者有責任能力者犯罪而在法院判決前或服刑期間患精神病時，“得由法院裁定送一般或特種精神病院進行強制性治療”。

從西方報刊的報道和蘇聯國內透露出來的材料可以看出，蘇聯當局利用上述法律將成千上萬的人投入“精神病院”這種變相監獄。他們中有主張推翻蘇修統治的革命者，有反對民族壓迫和主張保衛人權的持不同政見者，也有反對蘇修叛徒集團對外侵略擴張的人民群眾。早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莫斯科紅場發生的著名的反對蘇聯侵捷的示威中，示威者打著“自由和獨立的捷克斯洛伐克萬歲！”“占領者可恥！”等標語，他們中有七人當場被逮捕。這七人，有的被流放，有的被關入集中營，有的被送進“精神病院”。美術家維·法恩伯格和女詩人納·戈班涅夫斯卡婭都被送進“精神病院”。法恩伯格被告知說：“你的病就是你持不同見解的思想方法”。連前蘇軍少將彼·格里戈連科也因持不同政見而兩次被關進“精神病院”。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蘇軍工兵中尉伊林在紅場槍擊蘇修頭目未遂，蘇聯官方宣布他“患有精神分裂性的慢性精神病癥”，并將他送特種“精神病院”進行“強制性治療”。一位工程師僅僅由于曾經在一次學生的會議上反對因政治理由開除學生而被關進“精神病院”。他不斷向“醫院”提出控訴，但這些控訴卻成為進一步對他進行“治療”的借口。

蘇聯的許多“精神病院”就是過去監獄的所在地。例如，加里寧格勒州的契爾尼亞霍夫斯克精神病院就是過去納粹德國的一座監獄。列寧格勒的阿爾塞納里納雅精神病院是沙皇時期關押女犯的地方。奧勒爾州的奧勒爾精神病院是過去中央監獄的舊址，沙皇曾在那里囚禁了大批布爾什維克。

關押政治犯的“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員都是從蘇聯特務機構中挑選出來的。高級和低級醫務人員都有軍銜，平時在白大褂內就穿著軍裝。臭名昭著的莫斯科謝爾勃斯基精神病研究所的負責人倫茨就是克格勃的上校。他曾當著一個“病人”說：“我說誰是精神分裂癥病人，誰就患精神分裂癥。如果我說一只煙灰缸害著精神分裂癥，它就有精神分裂癥。”

在這種“精神病院”中對“病人”進行“治療”的方法，實際上是一種酷刑。前少將格里戈連科曾譴責說：“‘精神病院’是所有監獄中最可怕的一種”。被宣布為“精神病”的政治犯被關進“精神病院”后與外界完全隔絕，一切權利被剝奪，每天都要遭毒打和侮辱。采用的“療法”無所不有，有一種叫濕裹法，即用濕帆布裹住病人，加捆寬皮帶，帆布逐漸干燥，越裹越緊，使“病人”呼吸都感困難。還有一種“療法”是強制注射有害健康的藥物。如注射一種烈性麻醉劑，注射后，“病人”發高燒，肌肉失去控制能力，記憶系統遭破壞，大腦嚴重被損害，體力極度消耗。另一種用來摧殘“不聽話病人”的意志的“療法”是注射一種治幻劑，它“對人體造成難以描述的苦楚和極大的破壞”。一位數學助教由于業余愛好寫詩而被扣上“反蘇宣傳”的罪名后被關進“精神病院”。他控訴說，注射氯丁嗪后，“病人”“失去個性，智力遲鈍，感情遭破壞，記憶消失，這是創造力的死亡：注射氯丁嗪后，甚至連看書能力都沒有了”。

列寧當年痛斥沙皇的黑暗統治時，曾經這樣寫道，警察的專橫、刑訊迫害、道德的敗壞“達到了如何登峰造極的地步，甚至頑石也將為之長嘆！”（《內政評論》，《列寧全集》第5卷第258頁）現在，新沙皇對蘇聯人民的野蠻迫害早已超過了老沙皇。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使用的這種迫害人民的辦法受到了蘇聯國內外的強烈譴責。

有的說：“使用所謂精神病治療法來鎮壓持異見分子的做法，可以同納粹德國的做法相比”。“把思想自由的健康人關進精神病院是精神謀害，這是希特勒‘毒氣室’的變種，甚至更殘忍：在那里，被殺害的人所受的苦刑更兇殘，折磨的時間更長。同毒氣室一樣，這些罪行決不會被人忘卻，那些犯下這些罪行的人，從活著到死后將永遠受到咒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