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東窗事發。

進一步了解一下，這件事真不簡單，因為它與兩個人的生命有關，直接或間接。

1959年，在公私合營的大背景下，我國收藏大家龐萊臣的孫子龐增和，將祖父的137件藏品，全部無償捐贈給南京博物院。

當時，江蘇省政府進行了嘉獎。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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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后，2014年，捐贈人之女龐叔令發現，南京博物院的一個展覽這樣描述：

“龐萊臣也沒有想到，他的子孫會敗落到賣畫為生。”

龐叔令大驚！什么，明明我們龐氏子孫把傾家之珍無償捐贈給了你們，怎么說我們“賣畫為生”呢？

龐叔令趕緊聯系南京博物院，要求對方改正這一謬誤。

沒想到，南京博物院根本不理會龐叔令。

這時候，龐叔令的媽媽，也就是捐贈人龐增和的夫人，知道了這件事，氣不過，突發心臟病去世了。

應該說，龐萊臣沒想到的是，他的孫子捐了畫，他的孫媳婦也因此丟了命。

那還跟你廢什么話，法庭見！

上了法庭，更讓龐叔令驚掉大牙的是，南京博物院竟然拿出了龐家“賣畫”的“證據”！

仇英的《江南春》上世紀90年代被南京藝蘭齋美術館購買，還被展出了。

也就是說，南博當時的應訴人，不知是真忘了，還是裝不知道，他們竟然不知道，仇英的《江南春》圖卷，龐家已經于1959年無償捐贈給南博了，他們可能真不知道，變賣這件《江南春》圖卷的，不是龐家，而是南博。

此后的龐叔令，十年間帶著家族恥辱和喪母之痛，百思不得其解一個問題：《江南春》圖卷怎么流入市場的，被賣了難道是捐贈方的問題？

2024年，她要求南博把父親捐贈的137件文物當面展示一下。

南博繼續裝聾作啞，不予理會。

龐叔令繼續找法院評理。

南博再耍無賴，說龐叔令不是捐贈人本人，沒資格起訴。

法院判決，龐叔令是捐贈者直系親屬，她有權知曉文物情況。

但是顯然，從1960年到現在，龐家人對捐贈藏品遭遇的變故一無所知。

就在這時候，龐叔令做夢都沒想到，2025年的冬天，父親當年捐給南博的《江南春》圖卷，以8800萬的身價，現身北京的拍賣會。

龐叔令，這才和全國人民一起，知道了父親捐贈的藏品，確定是從南博流入了文物市場！

捐贈人后代龐叔令花了10年沒有了解到的捐贈藏品信息，官媒一個電話就把南博的嘴撬開了。這家博物館真是欺軟怕硬啊！

大家這才知道，1962對這幅《江南春》圖卷的處置信息，以被專家鑒定為“偽”或“假”為依據，以不夠館藏標準的理由，1997年劃撥給了江蘇省文物商店，該商店于2001年以“文物”的名義給賣了，賣了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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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知道是“偽作”，是“假的”，還劃撥給文物商店，讓商店賣了，真特么壞啊！

但是要注意，形式上，它是合規的，請看官方回應：

1997年4月15日，南京博物院向原江蘇省文化廳提交《關于處理不夠館藏標準文物的報告》，請求“將不夠館藏標準的文物（即博物館的處理品）進行調劑，價撥給省文物總店處理”。原江蘇省文化廳于1997年4月21日同意調劑。

好一個“撥給文物總店處理”，好一個“文化廳同意”。把違法亂紀說得如此理直氣壯，真的上上下下爛透了。

必須倒插20年，把當時這幫倒賣文物的貨，現在這幫百般刁難龐家人的貨，通通一插到底！

但是，以前南博還是有好人的，而且是大好人，他的名字叫姚遷，南博原院長，為了守護文物，搭上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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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遷（1926-1984）

以下內容根據馮其庸先生口述：

馮其庸先生是我國著名紅學家，他因為研究江寧織造的關系，1980年代和南博院長姚遷先生交往甚密。

馮其庸從姚遷那里了解到，因為江蘇省委有一些老同志喜歡文物，尤其是字畫，經常到南京博物院去借有名的字畫去看。

但是，好幾位老同志借了博物院的字畫不還，姚遷非常頭痛，當然，他職責所在，不能不去催。

但是姚遷非常認真，他都記錄了，誰借什么，借的時間多久，到時間他就去催，催不回來他也去催，經常是隔段時間就去催。后來這些老同志心里有點不高興了。

后來，有一位老同志就跟馮其庸打招呼，說，你以后有事不必去找姚遷，你們紅學方面的事找我們就行了，姚遷有問題，估計要退下來了。

后來，南京博物院的姚遷手下的幾個人告訴馮其庸，姚遷遭到了誣陷。他們想把他弄下來，先是誣陷姚遷生活上有問題，結果沒發現問題，后來，終于因為一個事情誣陷了姚遷。

他們誣告姚遷剽竊。其實，是別人聽了他的講話，私自發表，是他剽竊了姚遷。

然后，不知怎么，《光明日報》為了連發兩篇文章，批判姚遷剽竊。

后來，姚遷覺得有冤無處訴，下決心以死抗爭了，最后上吊了。

馮其庸說：

《光明日報》在這件事情上是起了非常壞的作用。

后來，馮其庸先生開始了為姚遷的漫漫申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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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其庸（1924-2017）

最后，是在耀邦同志的關心下，成立調查組，為姚遷翻了案：

經過這一番調查，一清二楚，姚遷是為了保護國家的文物，最后遭到種種打擊、誣蔑，弄得他覺得已經走投無路了，國內外都傳開來了，所以他上吊自殺了。

最后由江蘇省委給他正式平反了。

馮其庸先生回憶：我去參加悼念的時候，跟我一起去的還有咱們北京的文博部門的老前輩謝辰生同志，兩個人一起坐火車到南京的。

馮琪庸先生還說，當時省委書記也去了。

蔣常識的總結：

1，守護文物，何其難也！捐贈文物的人，守護文物的人，弄不好都要搭上性命。抗戰年代如此，和平年代亦如此。

2，南京博物院公布的1997年處置單據，和2001年的文物外銷發票，是真跡嗎？怎么證明不是現補的？

懂行的可以仔細鑒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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