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有正常的政治氛圍良好的商業環境，就不存在跑不跑的問題

我是一個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給我戴上什么帽子，無論高的，還是矮的，我都不想有。因為我不是道德家、教育家、更不是什么陰謀家、政治家，我僅僅就是一個商人而已。

了解這一點，你就很容易讀懂我的自我辯護。很多時候，我的選擇，是因為我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不是因為我想進行這樣的艱難選擇。

1928年我出生在中國廣東潮州，出生時沒有什么特殊的異象，預示我以后成為一個偉大的企業家，或者是一名出色的奸商。目前各種關于我的各種傳記，絕大多數是基于文學演繹的牽強附會，你們都不要信。如果我可以選擇我的出生，我寧愿出生在富庶和平的國家。

和多數普通潮汕人一樣，父親安排我祭拜孔子儒學，進入觀海寺小學念書，讀的是一些傳統愛國愛家的思想書籍。我成績既不優秀，也不很差，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孩子，放在街頭，站在村口，和其他人沒有什么異樣。

如果沒有戰爭，或者我就留在潮州，不會來香港，那么我可能度過平庸的一生，也或者過早死于戰火，或者過早死于饑荒和疾病。當然，也可能僥幸度過這些劫難，現在潮州的某一個街道或村莊，悠閑地踱著步伐，沒有被批判，也沒有鮮花和掌聲。當然，很可能比現在貧窮很多，但不一定就不如現在幸福。

因為日本侵華，我逃到了香港。同時因為后來的中國內戰，我留在了香港沒有返回潮州，我的故事因此開啟，人生被徹底改變。請注意這個關鍵點，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不是我主動選擇的，我也被時代的大潮裹挾到了香港，不是榮耀的移民，而是逃離的難民。我到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是為了經商和學習，但是我回到潮州故里訪親，純粹是尋找一份家的感覺。

有一些東西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我主動能選擇的，這一點很重要。這就是我的命運，我的人生。但是我在最艱難的被動選擇里，選擇了相對較好的結果，這是我的成功之處。如果人生可以重來，我寧愿不要這些艱難的選擇。我希望我的孩子們、我的同事們、甚至每一個中國人，都能有主動選擇的余地，從容安排他們的人生，不像我李嘉誠。

我從普通的學徒、店員、街頭推銷員一步一步做起來的，直到塑料花廠的總經理。在其中我積累了不少經驗，那段時間雖然過得非常辛苦，但是非常充實而快樂。我早早失學，沒有讀過太多的書，但是社會就是最好的學堂，我一直在學習，沒有停止過，直到現在。我充分理解失學的痛苦，所以后來援建了汕頭大學。如果我能選擇，我愿意坐在汕頭大學的課堂，而不是香港的寫字樓里。

我也不是白手起家，我創業的時候得到妻子家族的幫助，這一點我從不諱言。不要把我打扮成白手起家的商業之神，我感謝在我創業之初支持和幫助我的所有人。不過我并不是什么富二代、也沒有去吃軟飯，我最終靠的是自己的能力，還有天時和運氣。網上流傳的白手起家和完全靠朋友支持的兩個極端，都非事實。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來料加工業興起，歐美的生產轉移到香港，這是我的機會。現在回頭看來，我成為所謂的“塑膠花大王”，并不是因為我多厲害，只是順應了時勢而已。即使沒有我，也有其他人能夠享有此名。事實上，我只是“塑膠花大王之一”，擅自稱王，是對其他成功同行的不敬。

真正困難的第一次抉擇，來自1967年香港的左派鬧事，導致香港的房地產一落千丈，那時候我的損失也很大。這時候有一些人賣掉了房子和土地，離開了香港。而我認為香港終將度過這些風波，于是買進了不少土地。很多人認為我有眼光、低價收購土地儲備。其實沒有人關心我暗地里的擔憂，私底下的恐慌。如果左派鬧事成功，我將一文不名，甚至成為資本家的反面典型，在香港跳樓的名單中，就有我的名字，而不是在福布斯富豪榜上。

在這個過程中，風險和利益都是巨大的，也是均沾的，我不認為這有什么道德準則和商業原則的錯誤，它就是一樁生意而已，可能賺，也可能虧，而且是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高風險生意。任何過度的解讀都是陰謀論，都是事后諸葛亮。

其后從我們長江實業的上市，到購入老牌英資商行“和記黃埔”的部分股權，都是地地道道的生意。有錢賺是生意人的根本價值，做生意要遵從雙方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則，當年購買我們股票的股民們也都有豐厚的利潤。雖然因為緣分我心懷感恩，但本質上是合法、合理的，相互都不需介懷什么。

說得比較遠了，我說一下現在網上各種對我的指責，說我忘恩負義，唯利是圖，占了便宜之后轉移資產到歐洲，面對經濟危機不是承擔責任而是全面撤資、影響到中國的面子和信心，并高呼“別讓李嘉誠跑了”。甚至說香港目前的經濟停滯困難，是我們這些“豪族”畸形的經濟手法導致的。

我想寫這類文章和贊成這些觀點的，也是抱持善意，他們愛國愛民的心我能理解。但是他們不懂起碼的商業原則，以及市場經濟的運作真相，甚至于，他們不懂真正的人性。

讓我們回到上個世紀70年代末文革結束、90年代初重啟改革、97年香港回歸之際，香港的社會波詭云譎，各種傳言甚囂塵上，對是否改革開放、是否會回到文革、是否會全面實現市場經濟、是否保持一國兩制等重大問題，抱有疑慮的非常多。在每一個政治關鍵的節點，都有大量的動搖者裹足不前，甚至逃之夭夭。每一個人都面對這些艱難的選擇。

我只是一個商人，在每一個關鍵節點的選擇上，我認為風險與利益同在，和很多人判斷不同。于是我在大陸遍地投資，港口、地產、金融、科技等領域都有涉及。指責我的文章說我與官方走的很近，利用了權力資源。這是典型的事后判斷。

回到當年，我選擇與官方進行合作，官方在政治上同樣獲得了巨大的回報，這本質上依舊是一門生意，尤其是風險和利益同在且巨大的生意。我感謝當時的官方和政府，我也幫助了他們，帶來了急需的資金、技術和人才，讓香港乃至全球商界對中國更有信心。在本質上，我們可以相互感恩，但是互不相欠，這就是生意。

中國經濟整體依舊是向好的，這個我肯定。13億的人口和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機會肯定是無限的。但是經過了這么多年的高速增長，以及信貸過度，已經來到了一個峰值，下一步會怎么樣，我也不會貿然下結論，但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商人的首要目標是讓資本更安全，其次才是增值更快。我當年大舉投資大陸和現在全球布局，時間點不一樣，考慮的自然不一樣，但都是基于這樣的考慮。除此以外，沒有其他原因。就是現在，我在大陸依舊還有不少投資。

如《別讓李嘉誠跑了》一文所說，1967年、70年代末、90年代初、97年香港回歸這些重要的節點，我的選擇正確，因而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事實上，正常的商業是不需要經過這種政治選擇的，而是相對純粹的經濟考量。有正常的政治氛圍和良好的商業環境，就不會存在誰跑不跑的問題。存在這個問題，恰恰就是問題的根源所在。

在職業上，我是一個純粹的商人，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來衡量我。如果不能做一個成功的商人，那我的職業是失敗的，人生也是殘缺的。不賺錢的商人不是好商人，也沒有資本利潤去做善事。很多人認為，商業賺了錢之后，應該回報社會。這個我是認同的。但是如何回報社會，這個分歧巨大。難道商人應該虧本，去補貼國家和政府嗎？這顯然是荒謬的。

我們回報社會，首要條件就是盈利、賺錢，這樣才能回報人民。企業沒有教導人民的責任和義務，宗教和教育才是。我們通過守法經營以身作則，同時用資本捐助學校來達到教育的目的，通過捐助貧民來達到扶助的目的。如果我們虧錢，那什么都不可能去做。如果我直接去搞教育，一定比專業的大專院校來的差。這就是最好的商業，最好的教育。

香港需要尋找未來，大陸需要尋找未來，大中華區需要尋找未來，全世界都需要尋找未來，但是我需要尋找的只是利潤。地產、金融可以，教育、科技也可以，對我來說，誰是趨勢、誰利潤更大才是我要考慮的，而不是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虛假的道德說教。不要試圖讓商人去承擔國家的政治責任，也不要試圖用政治去影響商人的經營理念。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商業的歸商業，政治的歸政治。我就是一個商人，會去努力理解政治，但是我絕不僭越政治，那是政治家們的事情。

我已是古稀之年，安全比利潤對我來說更重要。我從來就不是大家說的是什么超人，我可能算是一個成功的商人，但我其實更是一個普通的人，甚至是一個老人。我希望我的人生能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而不想在晚年再橫生枝節。我也希望我的家人和我的商業在我故去之后，正常運轉，得到良好的繼承。

我最后反復強調一點，我是一個商人，也是一個慈善人士，但絕不是政治家、教育家等。我參與興建汕頭大學、汕頭大學附屬醫院、潮州的安居工程等，前后達到150億港元，且絕大多數都花在大中華區。這都是純粹捐獻，沒有任何利益可圖。這是我最引以為驕傲的所在。

能為家鄉人做事，能為祖國盡一份力量，是我的榮幸。我只是可能用的錢多一點，但是和其他人的捐獻一樣，同是一份心意而已，不高什么，也不低什么。汕頭大學的畢業典禮，我風雨無阻地前去參加，力所能及地以過來人說說一些人生經驗，但絕沒有任何姿態，那里純粹是老師們的課堂。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神化，也不要把我妖魔化，其實我像你們現在的同事，也像你鄰居的老頭而已。我和他們一樣犯過錯誤，也和他們一樣慈祥友愛。我承擔了我的錯誤，也獲得了我的榮耀，我的人生由我自己負責，你們每一個人同樣也是。

不要給我過多的褒揚，也沒有必要潑給我很多臟水，雖然我不在意自己的感受，但是我在意你對你自己心靈的灼傷，以及毒化中國人脆弱的輿論環境。

我的生意或許部分不在中國，但是我的心一直在這里，根依舊扎在這里。我是潮汕人，也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也是加拿大籍，最終我們都是地球村的居民。我愛我的家鄉，我愛我的故鄉，我愛我的祖國，我也愛我們共同居住的地球，我的愛真摯而深沉，和你一樣。

李嘉誠不會跑，也不愿跑，更跑不了。這是我的真心話，也是我的誓言。

【編者注：十年前的2015年9月，“瞭望智庫”發表羅天昊（本名羅建法）撰寫的文章《別讓李嘉誠跑了》，引發廣泛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