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理案例｜反訴逆轉！家理律師助當事人追回百萬房屋貶值損失

引言

一場由前夫發起的離婚后財產糾紛，卻以我方當事人李女士（化名）反訴訴求全額獲支持收尾——這是家理（深圳）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吳華萍、專職律師何怡姍、律師助理林婕芳近期代理的典型案例。離婚協議中明確約定6個月內出售的房產，因前夫張先生（化名）多次拒絕合理報價、惡意拖延，導致房屋價值從近300萬跌至180余萬，百萬貶值損失一度看似“難以追回”。吳華萍律師介入后，通過精準反訴策略與關鍵證據構建，不僅為李女士爭取到房屋分割補償，更讓法院全額支持百萬貶值損失，實現從“被動應訴”到“主動勝訴”的逆轉。

案情介紹

張先生與李女士早年登記結婚，2021年協議離婚，《離婚協議書》核心約定：雙方共有的廣州市某房產需在離婚后6個月內出售，售房款扣除剩余貸款后，張先生得40%、李女士得60%；名下車輛歸張先生所有，李女士配合過戶。

然而離婚后，李女士積極聯系中介推進賣房事宜，多次促成合理報價，卻均被張先生以“價格不滿意”“需實收固定金額”為由拒絕，甚至以拉黑、失聯方式逃避配合，導致房屋錯過最佳出售窗口期。2024年，張先生反而率先起訴，要求房屋歸其所有并按低價支付補償款，同時主張李女士分擔離婚后代付的供樓款及相關費用。面對前夫的“倒打一耙”，李女士委托家理律師提起反訴，主張張先生賠償房屋貶值損失、中介費、律師費等全部損失。

辦案經過

難點一：突破“間接損失認定難”，鎖定違約與貶值因果

房屋價值下跌屬于“間接損失”，司法實踐中常因舉證難不予支持。律師團隊核心動作聚焦“因果關系與損失量化”：

●固定違約證據：梳理李女士與張先生的溝通記錄，明確張先生多次無理解拒報價、拒絕配合看房的違約行為，證明其主觀惡意拖延；

●申請價值評估：向法院申請對房產在“約定出售期滿日”與“起訴時”兩個關鍵節點進行價值評估，報告顯示房屋貶值超160萬，為損失主張提供量化依據；

●論證因果關聯：結合同期同小區房價走勢，說明若按約定6個月內出售，房屋可按近300萬成交，因張先生違約，李女士直接錯失60%份額對應的百萬貶值差額，讓法院認可違約行為與損失的直接關聯。

難點二：反駁不合理訴求，還原協議真實意思

針對張先生“分擔供樓款”的主張，律師團隊從條款解讀與實際履行雙管齊下：

●厘清協議條款：明確《離婚協議書》中“共同清償提前按揭貸款”指房屋出售時的一次性還款，而非每月供樓款；結合張先生離婚后曾承諾“不讓你出錢”的記錄，佐證雙方真實約定為“每月供樓款由其自行承擔”；

●舉證實際履行：提交張先生離婚后獨自償還供樓款的流水，說明其此前從未要求分擔，此次主張系惡意訴訟，削弱其訴求合理性。

難點三：主張維權費用全額承擔，契合協議約定

依據《離婚協議書》“違約方承擔全部維權費用”條款，律師團隊整理完整支出證據鏈：

●提交李女士為賣房墊付的中介費憑證、為維權支出的律師費合同及發票、為量化損失支付的評估費票據，證明費用均因張先生違約產生且金額合理，主張全額由違約方承擔。

案件結果

廣州法院作出判決，全面支持李女士反訴訴求：

1.案涉房屋歸張先生所有，剩余貸款由其承擔，張先生向李女士支付房屋分割補償款50余萬元；

2.張先生向李女士賠償房屋貶值損失100萬元。

家理律說

本案的核心突破在于，成功打破“離婚后財產糾紛中間接損失難支持”的慣例，關鍵策略有三：

一是精準錨定違約核心，未局限于財產分割表層爭議，而是以張先生“惡意拖延賣房”的違約行為為切入點，讓所有訴求均有明確追責依據；二是用專業評估量化損失，將模糊的“房價下跌”轉化為具體金額，解決間接損失舉證難的核心痛點；三是緊扣協議約定與誠信原則，依據離婚協議中“違約方擔責”條款，結合張先生不誠信行為，讓法院從維護契約精神角度支持全部訴求。本案判決不僅是對守約方的保護，更為同類案件中“間接損失追償”提供了清晰參照。

案外說法

在婚姻關系的終局，離婚協議本應成為雙方理性分割、各自新生的基石。然而當一方以消極對抗拖延履行，致使共同財產在漫長的拉鋸戰中持續貶值時，法律所捍衛的不僅是數字上的補償，更是對契約精神與誠信原則的堅守。本案中，房屋價值從296萬跌至186萬的背后，是兩年時光的蹉跎與信任的消耗。法院對百萬貶值損失的認定，清晰傳遞出一個信號：婚姻關系的結束，并不意味著責任與約定的終結；任何企圖以不誠信行為獲取額外利益的做法，終將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

真正的體面分離，不在于勉強維持表面和平，而在于尊重白紙黑字的約定，在規則范圍內妥善處理共同利益。即便情感已逝，仍應保有最后的理性與尊重——守約履約、減少損耗，不僅是對過往感情的負責，更是對彼此未來的善待。法律從不鼓勵對立，但它永遠保護那些尊重規則、積極履行約定的人。當一場離婚能以法律明辨是非、以誠信厘清得失，或許才是對兩人曾共同走過歲月的最好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