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丁毅超

當地時間2026年1月3日，美軍在“絕對決心行動”中抓走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在隨后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中，美軍新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丹·凱恩將軍介紹美軍共計出動了150架飛機，動用了超過20個基地。

獲得重大政治勝利的特朗普更是公開表示“委內瑞拉所有政治和軍事人物都應該明白，發生在馬杜羅身上的事也可能發生在他們身上。”他的目標直指被委內瑞拉前總統查韋斯強制國有化的石油產業，要求委內瑞拉新政府重新將這份利益讓渡給美國。

由于“1小時22分速通”（俄軍斬首失敗的梗，根據最新消息，整個行動時間持續4小時4分鐘）的戲劇性，本次事件也迅速成為輿論的絕對焦點。一時之間各種說法紛紛出爐。打臉論有之，泥潭論亦有之。在世界范圍內，輿論和表現都呈現出高度分裂且矛盾的鏡像。

委內瑞拉的反對派在上街歡呼馬杜羅的倒臺，而本來應該是他們支持者的民主黨人，卻在公開炮轟特朗普越權，認為這是伊拉克2.0。

一直強調反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部分歐洲國家，卻開始贊揚特朗普推翻了馬杜羅政府，要求特朗普迅速在委內瑞拉建立民主政府。英國和法國就是其中的代表。

烏克蘭人也呈現出類似的“精神分裂癥”。一半人高呼特朗普應該也對俄羅斯實行斬首行動，另一半人則提醒特朗普也批評過澤連斯基是獨裁者。

在外交政策這樣的專業媒體上，各路專家也打成一團。既有重提諾列加舊事，反對美國進行軍事干涉的；也有認為委內瑞拉不是巴拿馬，簡單類比這兩件事存在重要缺陷。不過，絕大多數專家都同意，特朗普政府的做法確實違背了現行的國際法。

不得不說，特朗普確實堪稱當代世界的頂流。而他的做法也可能遠比現有的輿論會產生更深遠的影響。這一事件不僅是對委內瑞拉首腦的“斬首”，更是對后冷戰時代國際法體系、主權豁免原則以及美國力量投射模式的一次根本性重寫。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動蕩很有可能會進一步加速。

特朗普的贏學勝利

無論喜歡還是討厭特朗普，本次斬首行動確實是特朗普巨大的政治勝利。原因很簡單，這是一次特朗普政府發布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后，教科書版的成功斬首行動。

在這份新安全戰略面前，西半球是美國毋庸置疑的優先事項，特朗普政府也明確在安全戰略中表示，毒品和移民問題是美國的安全危險，美國有權力采取非常規行動解決這一問題。

成功抓獲馬杜羅本身就是這份《國家安全戰略》的具象化。至少在抓獲馬杜羅之前，特朗普的反對者對這份戰略的態度是非常挑剔的，認為不符合美國的安全利益。而特朗普則用成功的行動證明了這份戰略在戰術上的可行性。往大了說，特朗普提供了證明新版門羅主義可行性，以及特朗普式贏學的重要素材。

特朗普進一步的政治勝利可以從內外兩個角度進行闡述。從外部看，特朗普政府的行動確實成功對拉丁美洲的反美勢力產生了強大的威懾力。至少拉丁美洲的反美政客在下次與特朗普爭論的時候就需要考慮自己是否存在現實的安全威脅，像之前被特朗普點名的哥倫比亞總統已經產生了某種明確的危機感。

特朗普政府實際上通過這種方式告訴拉丁美洲，美洲只能是美國人的美洲，如果這些美洲國家想與域外國家聯手，那么美國就會告訴他們，臥榻之側豈容他人安睡。

從內部看，特朗普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民主黨塑造的特朗普治理失敗形象。熟悉特朗普的讀者應該知道，在其二次上臺后，對美軍內部的整肅一直是他的工作重點。尤其是在特朗普召開全軍高級軍官大會之后，許多高級軍官選擇了提前退役或者辭職。

民主黨人將這種整肅解釋為美軍戰斗力下降，并不斷放大對美軍專業能力喪失的擔憂。事實上，剛才所提到的丹·凱恩將軍就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這件事也引發了親民主黨媒體的廣泛不滿，他們認為這位從未擔任過四星上將的將軍不適合擔任美國軍方的最高職務。

專業能力的下降是需要通過實績來驗證的。這場成功的行動足以在輿論上削弱民主黨媒體的說法，民主黨媒體被迫陷入到一個明顯的邏輯陷阱中：如果美軍戰斗力下降，那么為什么特朗普政府可以成功實施這次行動；如果美軍戰斗力下降還能成功行動，那么為什么拜登時代理論上更專業的美軍卻沒有做到這一點。

尤其是根據現在新的消息顯示，本次斬首行動并非建立在委內瑞拉領導層集體放棄馬杜羅這一點上。美軍也不是在臥室中，而是在馬杜羅夫婦轉移的過程中抓獲兩人。期間也發生過交火，只不過美軍憑借著絕對的火力優勢成功突圍。這種戰術素養水準顯然很難用民主黨媒體一直宣傳的專業能力下降來形容。

現在更準確的問題是，特朗普在已經通過斬首行動贏了之后，他如何進一步擴大自己的贏的分量。這就涉及到失去馬杜羅之后，委內瑞拉的政治重組問題。

特朗普的直接態度非常明確，那就是委內瑞拉政府必須交出之前被查韋斯強制國有化的石油產業。除了軍事打擊的大棒之外，特朗普還提供了胡蘿卜。用特朗普的話來說，解除制裁后的委內瑞拉石油業將由于美國的參與而產量大幅上升，對委內瑞拉來說，這意味著更多的收入；對美國來說，這意味著安全和更多廉價石油；甚至連中國都被特朗普考慮到，他認為委內瑞拉石油產量的上升也可以增加對我國的石油供應。在特朗普看來，這是一場完美的多贏。

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實際上明確表達，只要能夠滿足美國的核心訴求，它并不在意委內瑞拉究竟由誰上臺執政。畢竟委內瑞拉的反對派大多是由民主黨人所扶持的，且缺乏民意基礎。特朗普本人都強調，馬查多在委內瑞拉國內“缺乏尊重”。相比之下，尋求保障自己政治地位的前馬杜羅政府官員可能是更好的合作對象。

在特朗普的構想中，只要委內瑞拉政府配合，美國無需占領整個委內瑞拉，傾向于保留現有的行政結構，只派出特種部隊和黑水公司這樣的軍事承包商控制關鍵的油田和港口就足夠了。這使得美國能夠保持一種“輕足跡”的存在，隨時可以撤離，從而避免了陷入需要長期駐軍的泥潭。

這也是特朗普與小布什這樣的新保守主義者決定性的不同。在新保守主義者的認知中，他們的目標不是占領國家，而是要將美國的制度復刻到這些國家。這才是美國長期陷入治安戰的關鍵原因，它嚴重破壞了本地政治精英網絡，導致一種長期的反抗結構存在。特朗普則對制度復刻毫不在意，反而與本地政治精英擁有更多妥協的空間。

當然，上面也只是特朗普的構想。委內瑞拉石油產業的現狀很難用理想來形容，就算其石油產量在制裁接觸后逐漸恢復，也首先需要大量的美國資本投入進行翻新升級。

換言之，至少在特朗普本屆任期內，這可能都是一個需要先投錢但看不到收益的項目。除此之外，還有可能的人道主義危機問題、地緣政治博弈問題、國際油價波動問題都會都特朗普的多贏構想產生影響。

但還是需要強調的是，特朗普構想的可能失敗并不會阻礙斬首行動本身是一場政治勝利。甚至退一步來說，就任總統的委內瑞拉副總統依舊維持馬杜羅時期的反美立場，特朗普至少也可以宣稱自己獲得了一場象征性勝利，并可以通過保留二次打擊的可能性，對委內瑞拉政客產生強大的威懾力。

更何況委內瑞拉反美勢力缺乏打破美國在加勒比海封鎖的能力，這也是為何運輸委內瑞拉原油的油輪都蹲在領海內不敢出海的原因。長期的僵持更有可能加劇委內瑞拉國內民眾因為生活成本的上漲而產生的大量不滿，進而削弱新任政府的穩定性。

霸主美國的終結

特朗普顯然用這次成功的斬首行動證明他的西半球戰略不是空洞之詞。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本次行動的成功，特朗普會進一步加快自己“美洲優先”的做法，嘗試建立起一個完全由美國主導的排他性美洲產業鏈。

不過與特朗普贏學當道的氛圍不同，西方世界的建制派，尤其是自由國際主義的支持者則陷入了嚴重的輸學循環。這種輸學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哀嘆國際法的死亡。他們認為特朗普的做法已經嚴重摧毀了本就脆弱不堪當國際秩序，美國也將更加沒有正當性去批評俄羅斯的行為，以及未來我國可能對臺灣地區的行動。

用邁克爾·赫什的話說，“北京和莫斯科可能會決定對他們認為構成威脅的地區領導人采取類似行動——尤其是在烏克蘭和臺灣——而不必擔心此類行動的合法性。”

這也是民主黨人將本次輿論反擊的重點幾乎全都在特朗普違反憲法這一點上。畢竟從實績上看，他們很難找到對自己有力的輿論戰場，但他們的輿論宣傳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對自己的支持者產生效果。正如筆者一開始所指出的那樣，絕大多數專家都承認特朗普違背了國際法，但他們對于這種違背的意義解讀并不相同。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如何看待自由國際秩序為分界線的。大多數自由國際主義的支持者傾向強化特朗普行為的負面效應，認為這會加速美國與其過去數十年來精心構建的盟友體系脫節，最終導致美國國際影響力的衰弱，這也是他們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基本立場。

小部分學者則認為，美國主導的國際自由秩序已經成為美國的負擔。所以維護盟友恰恰是虧本行為。所以如何盡可能快速出清，將美國收縮為正常國家，才是當下最重要的問題。

特朗普的MAGA基本盤和民主黨的進步主義基本盤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涇渭分明。在民主黨人看來毀滅國際法是災難性的，但在特朗普支持者看來，這恰恰是美國終于擺脫過去束縛，積極捍衛自己權利的表現。

但我們確實可以指出，特朗普的斬首行動確實是全球美國衰弱的表現。至少處于新自由主義鼎盛期的美國，并不傾向采用如此簡單粗暴的做法處理問題。它喜歡我們過去經常提及的軟實力輸出。具體來說，它試圖通過好萊塢、麥當勞這樣的符號向全世界展現美式生活方式的優越性，將對這種優越性的向往轉化為對美國政治制度的崇拜。阿拉伯之春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這種軟性意識形態輸出的最后絕唱。

這是今日正在進行大幅戰略收縮的美國難以做到也不愿去做的事情。一方面，這種美式生活濾鏡已經在越來越多的國家破產，我國最近對斬殺線的討論就是一個側面的寫照；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也沒有意愿將美式生活制度進行輸出的想法。畢竟在傳統保守主義的理解中，不存在普世制度，只存在以各自歷史文化傳統塑形的具體政治制度。用埃德蒙·伯克那句經典的話來說，英國人的自由不是法國人的自由。

美國持續的戰略收縮對世界秩序的影響也比很多人想象得更大。在新自由主義鼎盛期，美國實際上試圖扮演的是仁慈的霸主這一角色。所以它會相對更謹慎地使用自己的力量，避免引發其他國家對霸主的反感。但實現戰略收縮的美國，不會特別在意這層顧慮。避免反感是為了維持全球霸權而存在，而鄉土美國連全球霸權都不在乎，又何嘗會考慮附帶的道義，信譽，規則，盟友等等問題。

整體上，傾向自由國際主義的國際學界還專門對這種收縮中的霸權進行了定義，稱之為“流氓帝國主義”。

聯合國這樣的戰后多邊治理機構的進一步儀式化就是典型的代價。盡管歐盟、法國及拉丁美洲多國表達了深切關注或譴責這一行動違反了國際法原則。但這些聲音在華盛頓的決策邏輯中幾乎沒有激起任何漣漪。可以預見到是，雖然哥倫比亞要求召開安理會緊急會議，但在美國的一票否決權面前，安理會甚至無法通過一項象征性的譴責決議。

進一步說，這種癱瘓不同于冷戰時期的僵局。冷戰時期，聯合國是兩個超級大國博弈的平臺；而在2026年，聯合國淪為了一個純粹的清談之地。包括美國在內的越來越多國家，不再尋求通過多邊機制來合法化其行動，而是直接繞過它們。這種做法將聯合國等機構推向了類似國際聯盟后期的境地——存在，但無關緊要。

國際法從一種具有約束力的規范，退化為一種僅供弱國引用的修辭工具。安理會則從名義上的最高決策機構，演變為對既定事實的事后改變。阿塞拜疆、敘利亞還是加沙，都是安理會日益退化的表現。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特朗普確實在大贏特贏，但曾經作為主導性霸主的全球美國正在大輸特輸，不得不面臨鄉土美國日益強烈的反撲。

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回歸

在可以預見到未來，聯合國這樣的國際機構雖然繼續履行其程序性職能（開會、投票、發表聲明），但其行為與國際政治的實質性結果會出現完全脫鉤的現象。直到某次標志性事件之后，由于再也沒有大國愿意維持這一多邊治理結構，而消失在歷史的舞臺。

特朗普的行動對于主權平等的多邊時代自然是倒行逆施，不過從更深層次看，這也是近代政治制度的自我建構的結果。作為近代政治制度的奠基人，霍布斯創造的主權是一個無所不能的利維坦，其目的是終結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問題是，主權在國家內部終結了自然狀態，但在國家之間，主權者依然處于原始的自然狀態中。

進一步說，按照霍布斯的理論進行推演，主權是至高無上的，所以在主權國家之上不存在一個更高的裁決者。那么當兩個主權者的意志發生沖突時，沒有任何法律可以裁決，只有力量可以決定結果。這也是今日被稱之為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核心政治困境。

特朗普的行動遵循了純粹的霍布斯邏輯，是對國際無政府狀態本質的回歸。主權平等只是一個脆弱的法律虛構，而全球利維坦的缺位必然導致國家間的生存斗爭退化為赤裸裸的暴力。

絕對主權意味著主權之間是零和博弈。強者的絕對安全必然意味著弱者的絕對不安全。美國作為更強大的利維坦，宣稱其安全利益高于委內瑞拉的主權形式。當美國宣稱要管理委內瑞拉時，它實際上是在否定委內瑞拉作為一個主權實體的資格，將其降格為美國主權的附屬物。

這一點從特朗普抓走馬杜羅的手法中也有所體現。理論上而言，馬杜羅作為委內瑞拉總統具有刑事豁免權，因此特朗普政府以販毒名義起訴和抓捕馬杜羅缺乏法理上的依據。

問題是，特朗普政府在此之前并不承認馬杜羅政府是委內瑞拉的合法政府，所以在美國法律的框架下馬杜羅只是普通的委內瑞拉公民。或者更學術一點來說，這種邏輯剝奪了馬杜羅作為政治主體的資格，將戰爭降格為警察行動或者治安行動。

作為一個可能的參考例子，美國對諾列加的處理手法也具有類似的表現。正是在這樁案件中，美國法院裁定，由于美國政府不承認諾列加為巴拿馬合法領導人，因此他不享有國家元首豁免權。

這一判例顯然為特朗普政府的行動提供了慣例法的支撐。只不過在特朗普政府的定義中，馬杜羅被視為"太陽"販毒組織的頭目，所以政府有理由在反毒品執法的框架下繞過國會授權直接抓捕馬杜羅。

或者說得更明白些，特朗普的做法不是一種暫時的失序，而是一種本體論上的必然。只要國家是主權的，它就必然保留了最終的判斷權，包括判斷什么是危險、何時發動先發制人打擊的權利。聯合國這樣的多邊機構的生存性危機同樣在于此，它試圖模擬一個全球政府的功能，但從未擁有全球主權者的絕對權力。

這反過來擊碎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下最大的政治神話，即主權平等。現行的國際法是建立在所有國家無論大小強弱在法律上人格平等的假設之上。但真正促使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對主權平等的認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相對均勢的歐洲政治博弈為基礎的。換言之，任何一個政治集團都無法徹底摧毀對手。

這也是霍布斯構建的平等基礎，即平等來源于能力的均衡。但在核時代和不對稱戰爭時代，國家間的物理能力差異巨大，導致這種“自然平等”蕩然無存。畢竟很少有人會覺得超人真得能夠和普通人平等。

特朗普的做法實際上徹底揭穿了自由國際主義在邏輯上的軟弱性。當自由國際主義者還在擔憂這會成為俄羅斯和我國進行“修正主義”活動的借口時，特朗普只會認為這才是國際政治的真正游戲規則。國際自由秩序對本真政治的扭曲才是問題的關鍵。

總而言之，2026年開年美國針對馬杜羅的抓捕，或者可以稱為綁架，遠非一次單純的軍事突襲，它是后冷戰秩序解體的里程碑。在具體局勢層面，美國通過私有化占領和利用舊政權殘余，試圖走出一條區別于伊拉克戰爭是干預路徑。

在國際秩序層面，這一行動通過繞過所有多邊機制，加速了聯合國的空心化與儀式化。這看似是美國力量的張揚，實則是其無法在全球范圍內提供公共產品、只能退回西半球進行防御性整合的霸權衰退信號。

在政治哲學層面，這是霍布斯式主權對抗邏輯的極端演繹。通過將敵對主權者刑事化并剝奪其政治身份，美國不僅消除了戰爭與執法的界限，更確立了一種危險的先例：在這個新世界里，主權不再是防御強權的盾牌，而是明確的等級制。

這一邏輯的終局是顛覆性的。它意味著全球不再有“國際關系”，只有各國的主權行政。邊界不再是法律的界限，而僅僅是管轄權擴張的物理障礙。不得不說，那些高喊烏克蘭2026年的命運將決定國際秩序的人被迫發現，原有的國際秩序現在已經被特朗普的美國扔進歷史的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