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譯叢上新！一場被歷史刪除的南美奴隸革命

《百年孤獨》

1763年，距美國獨立戰爭還有12年，距海地革命還有28年。

在荷蘭殖民地伯比斯（今圭亞那），5000名奴隸突然起義，占領種植園、建立政府、發行貨幣、與荷蘭總督平等談判。這是美洲歷史上規模最大、組織最嚴密的奴隸反抗之一，險些終結殖民統治。

但它卻被遺忘，連許多歷史學者都從未聽說過它。

幸好，歷史學家瑪若琳·卡爾斯在荷蘭檔案館發現了 900多頁奴隸審訊記錄：被俘起義者在嚴刑逼供下的陳述、起義軍寫給荷蘭總督的親筆信、甚至還有奴隸之間的密談記錄。

在《血流成河：18世紀南美奴隸起義與自由紀事》中，作者讓非洲裔奴隸、南美土著和基層殖民者用自己的聲音講述這段歷史，生動展現了“革命時代”開端時被奴役者的政治愿景。全書附30余幅珍貴歷史圖片，圖文并茂，讓以往面目模糊的被奴役者變得形象清晰，讓他們所處的境遇被深入理解。

他們奮起反抗，以各種方式要求解放和自治。人們可能會認為奴隸將在解放的愿景中團結一致，但他們并非如此。起義領導人希望自由地管理自己的領地，并施行一定程度的奴役。自我解放的普通人想要自主經營自己的園地。這種差異是革命時代的一個共同主題：精英想要一種東西，平民則想要另一種東西。二者都稱之為“自由”。

本書斬獲坎迪爾歷史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獎等重磅獎項，被美國國家公共電臺評為年度最佳圖書。著名歷史學家沈艾娣指出：那個時代的奴隸和殖民者究竟是怎樣的，他們如何生活，其行為及背后動因是什么，他們是怎樣性格的人，這些比探究事件本身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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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義軍的統治

科菲及其副指揮官阿卡拉擴大了他們對殖民地的控制范圍，甚至在荷蘭人逃往海岸之前，奴隸們就組建了政府。他們借鑒阿坎人和新世界的政治認識和實踐，拓展了起義最初幾周建立的初級組織。科菲制定了政策并領導民政事務。他在致范·胡根海姆總督的第一封信中稱自己為上尉，此時則將自己的頭銜從上尉升為總督。

阿卡拉上尉負責軍事事務。政治和軍事相分離也是蘇里南和其他地方的馬隆人的普遍做法。科菲挑選了幾名議事會議員、一名檢察官和一名劊子手。和科菲總督一樣，他們因自身職位的荷蘭語名稱而為人所知。他們分到了從起義的反對者和支持者中挑選出來的仆人。

他們增加了儀式感。高級官員和他們的妻子身著華麗的歐洲服裝和珠寶，象征著他們新的權威、權力和地位。鼓聲和槍聲宣告了他們的駕臨和離去。一些人得到了種植園所有者的帳篷船。薩布利馬斯特的奴隸監工貝倫德在議事會議員埃本塞茨的船上“像一個主人”或曰老大哥“一樣四處擺渡”，由埃本塞茨以前的幾名奴隸劃船。

雖然一開始起義者太忙，沒有時間舉行精心策劃的慶祝活動，但很可能——盡管沒有記載——在后來的幾周里，一些身居要職和擁有威望的人參加了阿坎“授勛” 儀式，好讓他們新的精英地位合法化，這也帶來了擁有奴隸的權利。

起義軍領導人選擇自己信任的領主來管理繼續投入生產的種植園，并確保種植園工人留在自己的崗位上。就像奴隸監工總是很感激他們的歐洲主人一樣，領主如果想保住自己的新職位，那么他們也有義務感謝科菲——以及起義的成功。

其他人被鼓勵或被迫留在以前的崗位上，但現在是為了幫助起義。一名男子被人曝光曾是一名屠夫，他意味深長地稱，那是“在前任總督治下”。知曉這一點的現任總督科菲同樣安排這名男子做屠宰工作。揚·卡特是一名受過鐵匠訓練的前殖民地奴隸，總督科菲命令他用金屬尖端制作箭頭，鉆開荷蘭人釘上的所有大炮。其他人做木匠、石匠和廚師。

除了建立民政和軍事管理機構外，科菲和阿卡拉還儲存和分發物資。起義軍受命將所有沒收的物品，特別是槍支和彈藥，以及食物、衣服、珠寶、金錢、煙草、烈性酒、獨木舟、帳篷船和牲畜帶到大本營，以換取獎勵。科菲將補給重新分配給軍隊和忠誠的追隨者，或留著以備來日使用。

起義軍領導人還仔細清點了形形色色的種植園里留下的東西和人。一名起義奴隸后來報告說，科菲派他的中尉阿塔前往上游距離為幾個小時航程的薩沃內特公司種植園，“清點人數和奶牛數量”。一些牛被留在種植園里，留待來日屠宰，但大多數被立即牽走。

正如人們估計的戰時情形，大部分物資流向了軍隊。科菲和阿卡拉將他們收集到的三四百支槍分給他們最信任、最能干的男子。一些起義奴隸，“不知道如何使用槍”。這樣的人得到了斧頭等利器，用于肉搏戰。弓箭手依靠他們從家鄉帶來的技能。科菲總督為他們制作了鐵頭箭。但是，就像在西非前殖民時期的阿坎人王國阿散蒂一樣，權貴會攜帶槍支。軍官的衣服上配著腰帶，與普通士兵區別開來。鐵一般的紀律得以強制執行——人們后來做證說，當軍官命令士兵發動突然襲擊時，士兵“不得不襲擊”。

女性顧問

雖然絕大多數領導人是男性，但是少數女性顧問在起義初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領導作用。在阿坎人中間，女性顧問會充當社會評論家，幫助規范人們的行為。在種植園，年長婦女在處理盜竊、性侵犯和投毒等社群違法行為的非正式奴隸特別法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科菲在中央航道結識的妹妹，荷蘭迪亞-澤蘭迪亞種植園奴隸阿梅莉亞，毫無疑問借鑒了這些習俗，據說她會就人們忠誠與否向科菲提供建議。后來被荷蘭人指控和審問的其他起義奴隸稱，這個有權勢的女人一發話，就會有人掉腦袋。但阿梅莉亞反對這種說法，她為自己辯護，稱自己只是“（科菲的）廚師”。

《百年孤獨》

阿梅莉亞的奴隸同伴對她的說辭并不買賬。一名男子表示，他甚至看到她“像男人一樣拿著大刀走來走去”。阿卡拉之妻芭芭拉也來自勒連堡，她在行事時有類似的能力。同樣，后來成為總督的阿爾滕克林根種植園奴隸阿塔據說非常關注安東尼婭種植園一位名叫帕拉斯的女人的建議。荷蘭人指控她“借助想象的魔法煽動造反”。他們指的是奧比巫術，即引導特殊的精神力量來治愈疾病或糾正社會弊端。奧比巫術為西非社會的婦女提供了一條通往權力之路，在這些社會中，女占卜師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據勒連堡的維羅妮卡所言，充當丈夫阿卡拉之顧問的芭芭拉，敦促判處維羅妮卡反對起義的丈夫，即勒連堡的奴隸監工死刑。阿卡拉按照芭芭拉的建議行事，她一邊抽著長煙斗，一邊贊許地看著這位奴隸監工被處決。然后她讓維羅妮卡做她的仆人。

也許，像芭芭拉和帕拉斯這樣的婦女在達荷美（今為貝寧）是作為“女性共治者”或者說王太后存在的，她們幫助新的統治者建立合法性和控制權。雖然這些婦女沒有正式頭銜，但她們是與之關系密切的男性高層領導人的非正式顧問。隨著起義的進行，戰爭讓統治黯然失色，資料中不再有女性擔任領導角色的記載。起義為男性提供了社會流動性；作為士兵和領導人，他們有許多獲得聲望的機會——而婦女多半被排除在這些機會之外。

處理人質與反對者

除了組織軍隊和政府，科菲和阿卡拉還得決定如何處理人質。他們的部下在皮爾博姆種植園和整個殖民地的其他地方俘虜了大約 24 名歐洲人。起義軍懲罰、殺死囚犯，或讓他們勞作。俘虜的命運取決于人們憎恨他們的程度、他們在起義軍中是否有支持者，以及他們的潛在用途。

寡婦揚森在皮爾博姆種植園被捕，并在起義軍大本營被戴上手足枷。她曾擁有一座名為“自由”的小種植園，有四個奴隸。其中一個名叫法沃里特的奴隸此時一再威脅要割下她的耳朵———這很可能是對從前寡婦自己使用的懲罰手段的報復。起義軍中的女人也經常鞭打她。女奴懲罰起歐洲婦女來特別積極，因為歐洲婦女的白人性別特權建立在黑人婦女卑微的地位上。寡婦揚森在荷蘭迪亞-澤蘭迪亞種植園河對岸的起義軍刑場上被殺，她的苦難就此結束。一名后來獲釋的歐洲女性俘虜稱，她看到了七名死去的殖民者，所有人同時被殺。

《百年孤獨》

盡管起義者渴望復仇和報復，但至少此時他們還是讓一些歐洲人活了下來。寡婦霍施和她的三個女兒被安排在菜園里干活。但她們最終被殺。科菲讓一位大約20 歲的年輕女子喬治娜·薩拉·海倫娜·喬治成為他的“妻子”之一，她的父親曾在皮爾博姆種植園管理歐洲人。喬治娜十歲的妹妹是她的侍女。

盡管歷史學家記錄了大西洋世界普遍存在的歐洲人對起義奴隸娶白人女性的焦慮，但喬治娜似乎是唯一一位嫁給起義奴隸的荷蘭女子。其他人質得以幸免，這樣起義奴隸就能通過她們與荷蘭人交流。例如，在皮爾博姆種植園大屠殺發生的第二天，科菲派出“一個與上帝對話的人”——拉林牧師給總督范·胡根海姆捎了信。

除了處理歐洲俘虜之外，起義軍領導人還必須決定如何處理解放奴隸中的反對者。這是一項微妙的任務，因為忠誠和社會紐帶存在著重疊和沖突。反對者的家人、朋友和鄰居極有可能是起義者。起義不僅在各個種植園內部組織起來，還跨越種植園按照民族組織起來。為了取得成功，起義軍必須將不同的社群整合起來。

因此毫無疑問，科菲、阿卡拉和他們的議事會議員興許是作為一個正式法庭，在決定每個人的命運時有很多因素需要考慮。就像處理歐洲俘虜一樣，一些反對者受到的懲罰是被毆打或戴上手足枷，然后就被派去勞作，而其他人則被殺死。反對起義的奴隸監工通常會被斬首，這樣他們就不能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來抵抗新政權。另一方面，起義軍放過了背叛起義的荷蘭迪亞-澤蘭迪亞種植園奴隸監工庫皮多，據稱是出于憐憫，因為他“有很多孩子”，而其中一些孩子可能已經到了可以作戰的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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