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躺平”，對個人而言，這或許是一種比較安逸的生活方式，但對國家來說，它是非常不好的。

這個問題也確實沒轍，人不愿意上班，總不能說不上班犯法吧？但在蘇聯時期，不上班的后果極為嚴重。

蘇聯社會上曾流傳著這樣一句玩笑話：領導假裝發工資，我們就假裝上班。說的是當時蘇聯經濟發展陷入停滯，單位發不出工資，工人便出工不出力。

您可能會問，都不發工資了，為什么不干脆在家休息呢？答案很簡單：在蘇聯，不上班真的犯法！

在蘇維埃政權建立時，掌權者們就已經奠定了基調。

1917年12月20日，全俄肅反委員會成立。

世人只知該機構便是大名鼎鼎的“契卡”，但大部分人不知道，它真正的全稱是“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

沒錯，在蘇維埃革命的領袖們看來，消極怠工就是對政權的破壞，一個人敢上班摸魚，被抓到那便是“反革命分子”。

1951年7月23日，蘇聯高層出臺《關于打擊反社會寄生分子的措施》，給逃避勞動的人專門定制了一頂帽子——“社會寄生分子”。

那么，什么是社會寄生分子呢？根據法令，除去居家婦女、兒童等老弱病殘，以及發生特殊情況暫時失去勞動能力的人之外，所有具備工作能力卻不勞動的人，都在這個范疇之內。

當下有很多人感覺上班太累，或是賺夠了錢，辭職回家過起閑云野鶴的日子，這在蘇聯都是不允許的。雖然該規定看起來有些不近人情，但事實上，蘇聯政府做出這樣的決定也情有可原。

眾所周知，二戰直接改變了蘇聯社會的結構，戰爭慘重的傷亡造成了國家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缺失。勞動生產率的持續下降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國家不但亟需重建，更要提升國力應對敵對勢力接下來的兇猛沖擊，不得不以強硬手段刺激生產發展。

在這里我們需要強調一個問題：據傳在20世紀50年代，蘇聯歷史上曾出現過所謂的“失業罪”：哪怕是被單位開除，失業在家，也會被當局判定為犯罪分子。

它被一些人當做斯大林“暴政”的證據，但事實上，這其實是一則非常經典謠言：在被分配到新工作之前，失業者待在家里不會被視作“社會寄生分子”。

進入20世紀60年代，蘇聯高層遭遇大麻煩：經濟體制的日漸僵化導致增長速率連年放緩，其中工業增速從7.4%迅速滑落至4.5%。

據統計，僅1961年，就有13萬人被判為“社會寄生分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懲罰。即便如此，情況依舊沒能得到顯著改善。

1970年4月，蘇聯當局翻新了“反社會寄生分子法”，對“社會寄生蟲”群體做出了更具體的劃分。

18-59歲男子、18-55歲女子，具備工作能力卻故意失業超過4個月者，或是拒絕工作分配、長期依靠領取政府救濟生活者，都是社會寄生蟲。

一旦觸犯該規則，輕則受到批評與罰款，重則取消住房分配、免費醫療服務、各種補貼等社會福利，還會被禁止進入圖書館、文化館、體育設施等公共場所。

被沒收住房，哪怕露宿街頭、乞討維生也都是不被允許的，偌大的國家便再無他們的容身之所，可以說是被判了“慢性死刑”。

新的法令實施以來，當局派出大量人手上街巡視，逐一排查社會寄生分子。只要是在工作日走在街頭，隨時可能會被警察攔下來盤問。一旦拿不出足夠證明身份的證件，便會確認是“閑人”，當場就會被押上警車帶走。

當時有不少沒課的大學生和休假的工人就遭到誤會，還是由他們的領導到監獄把人領出來的。

據說當時蘇聯警方還玩起了“釣魚執法”，在電影院安插大量便衣偽裝成觀眾。當電影放到一半時突然封鎖現場，逐個質問為什么工作日不去上班，而是出現在影院。

百姓對此哭笑不得，將其稱作“抓閑人運動”。

蘇聯社會變得如此荒唐，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值得說明的是，蘇聯的打工人絕對不算“牛馬”，跟在資本家手底下打工完全不是一碼事。

1917年11月11日，蘇俄當局頒布了《關于八小時工作制法令》，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以政府名義推行八小時工作制的國家。

除此之外，蘇聯還是第一個確立了周末雙休制和年假的國家。

其次，在安排假期方面，蘇聯政府是非常慷慨的。

根據規定：工作滿12個月的勞動者，有權享受1個月的休假。當局非常鼓勵人們在休假中外出旅游，會發放大量補貼和旅游券，公民旅游基本是免費的。

正常情況下，在蘇聯上班應當不累，可為什么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拒絕勞動呢？

事實上，問題并不出在基層，而是頭部。

20世紀50年代以后，“特權階層”逐漸形成，蘇聯社會貧富差距日漸加大，階層開始固化，基層民眾向上晉升的機會不斷減少。

雖然工作分配在名義上是平等的，但有背景的人可以依靠走關系不斷換工作，直到安排到稱心如意的崗位。好的工作都被撿走了，普通人能得到的工作都是臟活累活，每天累得半死，工資也只夠勉強溫飽，人們勞動的積極性自然就降低了。

大量年輕人的主動離職，這不但意味著國民正在對政府喪失信心，是一種消極的抗爭，更是蘇聯社會方方面面癥結的具象化。

這本是對蘇聯當權者們的一次寶貴的警示，倘若他們敢于自我審視，及早糾錯，那么歷史將會走向另一種結局。

遺憾的是，他們搞錯了方向，將問題歸咎于基層百姓的懶惰，最終錯失了歷史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