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臭老九
編輯丨歷史國編輯部

自從斯諾離開延安，出版了他的《紅星照耀中國》后，延安越來越受到外國人的關注和重視。很多外國人自發來到延安，其中和中國關系最深的，還要數李敦白。

李敦白深入中國社會的程度在西方無人可比——語言、工作、兩次與中國人結婚、和高層的關系產生的政治影響力、加入中國共產黨、兩度入獄。在20世紀60年代，他還進入了中國國家級媒體領域高層。李敦白這個名字頗有些中國特色，但李敦白其實是一個美國人。

李敦白1921年8月出生于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頓市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他的外祖父是俄國人，屬于孟什維克，十月革命以后移民美國。[1]

雖然他的外祖父反對布爾什維克，但李敦白后來十分支持蘇聯。李敦白的理想主義源于他小時候的一次親身經歷：當時他看到街上一個白人醉鬼在無緣無故挑釁一個黑人，黑人推了他兩下，這個醉鬼就倒下了， 爬起來繼續跟著這個黑人。李敦白趕緊把情況告訴附近的兩個警察，沒想到的是，警察竟用棍子不停砸黑人的腦袋。李敦白晚年回憶時說：“我特別吃驚。”[2]

從此以后他開始思考公平對這個社會到底意味著什么，開始參加美國共產黨的活動。在北卡一個紡織工會的墻上，他看到了斯諾拍攝的毛澤東的照片。但后來他和黃華和胡喬木講到這件事情時，兩位認為不可能。[3] 珍珠港事件發生后，李敦白參軍入伍，兜兜轉轉來到了中國的云南昆明，在美軍軍法處賠償損失部擔任中文專員。[4]

埃德加·斯諾為毛主席拍的照片

在昆明，他經歷了一位叫李木仙的十二歲小姑娘死亡的事件，對他影響很大。他回憶道：

“每當我面臨人生選擇的時候，木仙，還有那個挨打的美國黑人青年，總會出現在我面前，讓我選擇與那些我認為能夠給他們公平正義的人站在一起。”[5]

當時，一個美國大兵醉酒開車，正好路過李木仙，這個美國兵就想開車嚇唬一下她，但沒想到會出事故，把小姑娘弄死了。李敦白奉命去她家里核實以確定賠償的數額。這個家庭一貧如洗，父親是一個拉黃包車的車夫，母親因為失去女兒已經成了瘋子。對李敦白刺激很大的是這樣的悲劇，上級只批了二十六美元，甚至還沒有一匹馬值錢。[6]

李敦白在美國本身就是做民權運動的，李木仙這個事情對他刺激很大。李敦白的理想主義在這個事情以后越來越顯著，他開始和地下黨組織接上了頭，他對中國共產黨越來越有好感。

美國民權運動

兩個月后，服役期滿，面臨復員回國，但他不愿離開中國，轉至上海美國陸軍總部，繼續做民眾賠償損失的工作。三個月后，也就是1946年2月，又一次面臨退伍回國，他還是堅持留在中國，轉任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觀察員，負責分發救濟物資工作，期間曾到湖北宣化店李先念部擔任救濟總署的駐地代表。在宣化店期間，李敦白無意間做的一件事影響深遠。

某天，軍調部執行處主任白魯德準將在如廁結束之后正好碰到李敦白，便告訴這位美國小伙子：

“［新四軍第五師］這些人將會被抹掉（wiped out）。我最近剛從東北回來，那里的紅軍是國軍的十倍，政府打不贏。但是在這里國軍卻占上風，我們打算讓他們消滅共軍。 ”

而李敦白將這些話轉告了新四軍司令員李先念，這客觀上幫助共產黨獲得了主動權。[7]

此后，李敦白決定留在中國。到1980年代中期，從事中美文化交流的李敦白向中國殘聯捐贈一批電腦，黃鎮、鄧樸方宴請了李敦白，席間閑聊，二人問及李為什么解放戰爭后就沒有回美國，反而在中國當起了《毛澤東選集》的英譯指導，李敦白說，當年我在宣化店，認識了一個叫王樹聲的將軍，是他對中國革命必勝的信心使我決定留在中國……[8]

宣化店之行讓 李敦白 越發受到共產黨的感召，接下來，他打算去共產黨的根據地。1946年5月底，他辭去觀察員之職。這一次，他離開了國統區，去往晉察冀邊區首府張家口，10月又直達中國革命的中心——延安。

在延安期間，李敦白經過黨中央五大書記（即：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的一致批準，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員。[9] 盡管李頓白已經決定投身于革命事業，但他本人所帶有的美式散漫的自由主義思想依然存在。

和一位叫做魏琳的女同事結婚后，李敦白挨了批評。因為想每天和自己的老婆待在一起，所以他違反了延安星期六才能和愛人過夜的規定，天天晚上都回家。遭到了批評，外文回憶錄原文翻譯如下：

“發報站的政工李先厚（音譯）把我叫去，說些重要的事情。他說，電臺的安全要求規定，干部們——尤其是像我這樣的外國人——不能被看到在街上行走。”[10]

李敦白對廖承志說：

“我向廖承志解釋說，我必須在晚上陪著魏琳。他沒有說什么，我就把這當作批準了。”[11]

廖承志

李敦白顯然缺乏對搞政治的中國人的語言習性的了解，他不明白對于搞政治的中國人來說，沒有明確表態的事情什么都代表不了。因此，他依然每天晚上和自己的老婆待著一起，直到1949年初突然遭到逮捕。

李敦白在延安被逮捕是因為他和斯特朗的關系，李中文不錯，為來訪的美國左派作家 斯特朗做過翻譯。斯特朗離開延安后，發生了斯特朗國際間諜案，李敦白因此受牽連入獄。李敦白的回憶錄無論英文版還是中文版都顯示，他的被逮捕時間是1949年1月21日，這個時間，筆者認為存疑。

安娜·路易絲·斯特朗

斯特朗國際間諜案源于一次意外的泄密。據沈志華教授公布的蘇聯檔案，1949年2月4日《米高揚致斯大林電：關于反對調停情報的泄露和保密問題》中提到：

“在同毛澤東進行的會談中，我向他通報說：我們得知，早些時候，英、美、法企圖由自己對國共進行調停。后來，通過某種方式得知，蘇聯和中共反對國外進行調停，這些國家不想使自己難堪，就改變了立場，拒絕調停。因此，必須認真地對待保密問題，必須明白，在中共周圍是否有一些多嘴多舌的人，通過他們，這一信息會被美國人知道了……西方大國在得到了關于我們的立場的可靠的情報之后，就匆忙放棄了調停……我們從捷列賓同志那里弄清了這一事實，捷列賓確認了這名美國人，并指出他的姓氏是李敦白。”[13]

也就是說，蘇聯反對其他國家調停國共矛盾的態度，被西方國家提前了解到了，蘇聯人認為有美國間諜。至于為什么認為李敦白可疑，米高揚在電報中給出了原因：

“他在美國學了三年漢語，就把漢語學得這么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這是不可能的。令人懷疑的是，他為什么學習漢語，他用誰的錢來到了中國。”[14]

斯大林 對此事 十分重視，當天就發回了電報：

“我們毫不懷疑，在中共中央機關編輯部工作的美國人李敦白是一個陰險的美國間諜。我們建議立刻逮捕他，通過他來揭露美國的間諜網。”[15]

在第二天2月5日，米高揚在和毛澤東會談的間隙再次強調李敦白的問題：

“利用間歇我講了關于李敦白的電報內容，這份電報給毛澤東和政治局委員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參加會談的政治局委員任弼時說，李敦白是經記者斯特朗介紹留下的。”[16]

斯大林發布關于李敦白的指示的第三天2月6日，米高揚在電報中說：“實際上他們會怎么做，我在離開前會了解并向您報告。”[17]

綜上可知，斯特朗國際間諜案發端于2月初，李敦白回憶錄中說自己是1月21日被捕，恐怕依據不足。這不止是因為蘇聯人關于此事的電報皆開始于2月初，也因為斯特朗本人曾經表示她是在2月14日被捕的。[18]

沈志華一次談話中講到，中共中央尤其是毛主席，并不相信美國人李敦白是什么特務，并且要求蘇聯人拿出指控的證據。[19] 米高揚的電報中同樣提到的還有馬海德。據馬海德的兒子周幼馬的回憶：“毛主席當時就把“米”特使頂了回去，保住了父親。”[20] 雖然馬海德不是美國來的，但從毛澤東的態度來看，毛澤東的確對蘇聯人的指控有不滿，也構成了對沈志華說法的佐證。

馬海德

作為主犯的斯特朗被捕時間是14日，中共有關方面又不太相信這個指控，所以在斯大林的電報之前的1月21日就將李敦白逮捕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沈志華還提到米高揚在報告中說，我離開西柏坡以后，因為我們抓了斯特朗，所以中共受到了壓力，最后還是把李敦白給抓了。

從這一點來看，李敦白被捕不可能是在1月21日，最有可能的事2月14日以后。李敦白本人口述中說被捕時間是：2月中下旬，[21] 也佐證了被捕最有可能是2月14日以后這個觀點。

李敦白在監獄里坐牢，一直坐到1955年4月，釋放以后有關方面向他道歉，并且給了他三個選擇：回美國、去歐洲、待在中國給他一個別墅且不需要工作。有意思的是李敦白這三個選擇都不要，他創造了第四個選擇：他要繼續留在中國工作。多年的牢獄生活沒有讓他放棄理想主義的價值，他依然愿意為此而努力，只不過他出來以后妻子已經和他離婚了。[22]

出獄后李敦白來到了廣播事業局。文革前李敦白參加了很多中共重要文獻的英譯工作，其中包括《毛澤東選集》和中蘇論戰所產生的《九評》。這些工作事實上為他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身份，在那個年代這種身份是很重要的。這樣的身份也使李敦白在文革前的中國政治舞臺上，就已經引人注目了。

文革開始后，李敦白的言行越來越引人注目，也越來越“左”。這個“左”不是說他比別人更革命，而是他害怕。他的“左”是他的生存策略，不是保護自己的生存，而是保護他的理想的生存。李敦白晚年對他在文革期間的心理有所分析：

“我害怕再犯錯誤。如何才能避免，再犯錯誤？那就是緊跟形勢，緊跟毛主席。在毛主席不斷革命思想指引下，解放之后中國政治運動可謂馬不停蹄，如果以左右來分，當然絕對往左，不斷往左，緊跟的結果，當然就是在左道上越走越遠。”[23]

李敦白晚年也承認，若不是美國人，他在反右至“文革”初期的政治運動中也許不會那么“左”，那么激進。因為他是美籍中共黨員，為了獲得中共黨組織的信任和好感，不斷提醒自己，要“比紅更紅”。“身為美國人，我覺得有責任不讓美國人成為中國革命中的污點”。尤其是坐過六年監獄出來后，“我害怕再犯錯誤”，“我做的每件事都帶有著強烈的動機，就是證明自己是個忠誠的共產黨員。”“我私底下盤算，如果我能‘紅’得徹底，就能避免在將來再次遭到懷疑和攻擊。”“我害怕組織對我的猜忌永遠不會終止。”“我也想要歸屬感，我想被接受的欲望并未因監禁一事而減弱，反而更加強烈了。”[24]

李敦白晚年承認的他當年的這些心理，其實也算是人在沒有明確標準的環境下的本能反應。李敦白的“左”另外一位外國專家也發現了，這位專家說：“我發現極“左”行動逐漸泛濫，某些外國專家甚至走得比中國人還遠。”[25]

雖然沒有點名，但很顯然說的就是李敦白至少包括李敦白。李敦白的“左”有一個例子。1967年4月10日，李敦白應邀參加了清華大學造反派揪斗王光美的大會。事前，周恩來要他不要去，但江青要他去，結果他聽了江青的話：

“江青是真正的、紅彤彤的左派，周總理當然擁護革命，但屬于老一輩，不如江青先進。沒聽周總理的話，去參加了這個批斗會，讓我后悔一輩子。不過我在會上并沒有怎么批判王光美，我只講了五分鐘，批了蔣南翔，蒯大富問我為什么只批“死老虎”不批“活老虎”。事實上我并不是有意的，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會回避會議主題，而且我根本不知道清華原校長蔣南翔何許人也。”[26]

李敦白的“左”肯定不是只有他一人，而是一種氛圍。比如1966年8月31日由唐春、司克、楊鎬、安?湯福金斯（均是化名）四位美國專家就合寫了一張大字報，它后來被譽為「外國專家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這張大字報的名字叫做：〈給外國專家局的大字報〉。[27]

那個時候外國人普遍都比較左，很多中國人的造反派組織請這些外國人去演講：

“當時這種逢會必請「外國造反派」參加并邀其上臺發言的作法在北京風靡一時，成為一種時髦。”[28]

也就是說在一般印象中極富民族主義的文革時期，依然存在著一種微妙的“崇洋媚外” ，當時“毛澤東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一個外國人伊斯雷爾·愛潑斯坦有過類似的說法，可以對此加以印證：“我們自己的會以及其他造反派的會，邀請我們去參加或講話，后者越來越多。”[29]

李敦白也是這些外國人中的一份子，因為活躍度很高，1967年2月成為廣播事業局三人領導小組的負責人，之后一段時間出盡了風頭。1968年因為派系斗爭和歷史問題第二次入獄遭到逮捕審查。[30]

李敦白的“左”有點天真，他以為“殘忍的”單獨監禁已經不存在了，沒想到還存在。[31] 李敦白還是有些自由主義觀念，而且還不僅僅是李敦白一個個例，其他外國人身上同樣有。伊斯雷爾·愛潑斯坦也是在他意想不到的情況下被扣上國際間諜的帽子帶走的，他本人事后的說法，更能證明外國人的觀念之不同，他居然還想著法律的程序正義問題：

“不久，所有外國人都不許同“文化大革命”沾邊，有少數人——包括我和邱茉莉——被捕。我的罪名有兩條，一條是伙同他人，陰謀篡奪對外宣傳的領導權，另一條是充當國際間諜。邱茉莉也被懷疑是國際間諜。但對我們始終沒有正式的起訴，也沒有正式的審訊。”[32]

紅色大背景下以李敦白為代表的這些外國人，文化本能并沒有消失，充分說明了人的觀念的復雜性。法國專家戴妮絲·李—勒布雷頓的一段話很適合詮釋這種復雜性：

“因為我們從無惡意，一直為尋求中國人民的利益和為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努力。假如說我們有時在某些方面搞錯的話，也是和許多無辜的人一樣，因為不了解情況，過于天真。”[33]

李敦白的一生是一個理想主義在奮斗、認同和迷茫中如何繼續存在的復雜敘事。他所遭遇的困境揭示了理想主義者在跨文化語境下，熱忱與苦痛之間有哪些復雜軌跡和個體差異。他的思想始終在“忠誠”與“自我”、“信仰”與“現實”之間尋找平衡，他的經歷是審視20世紀中外關系與革命政治的獨特棱鏡。

參考資料：

[1]李敦白口述、徐秀麗撰寫：《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3頁。

[2]李敦白口述、徐秀麗撰寫：《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6頁。

[3]李敦白口述、徐秀麗撰寫：《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頁。

[4]李敦白：《紅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頁。

[5]李敦白口述、徐秀麗撰寫：《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頁。

[6]李敦白：《紅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頁。

[7]呂迅：《大棋局中的國共關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

[8]黨史天地雜志社：《乘馬崗·中國第一將軍鄉》，2020年版。

[9]李敦白：《紅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頁。

[10]SidneyRittenberg, Sr.：《The Man Who Stayed Bebind》，Duke University Press，Durham & London，2001。

[11]SidneyRittenberg, Sr.：《The Man Who Stayed Bebind》，Duke University Press，Durham & London，2001。

[12]SidneyRittenberg, Sr.：《The Man Who Stayed Bebind》，Duke University Press，Durham & London，2001。

[13]《米高揚致斯大林電：關于反對調停情報的泄露和保密問題（1949年2月4日）》，沈志華：《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全十二卷）》，東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

[14]《米高揚致斯大林電：關于反對調停情報的泄露和保密問題（1949年2月4日）》，沈志華：《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全十二卷）》，東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

[15]《斯大林致米高揚電：關于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美國人（1949年2月4日）》，沈志華：《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全十二卷）》，東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

[16]《米高揚與毛澤東會談紀要：當前的形勢和任務（1949年2月5日）》，沈志華：《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全十二卷）》，東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

[17]《米高揚致斯大林電：對斯大林指示電的落實（1949年2月6日）》，沈志華：《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全十二卷）》，東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

[18]斯特朗：《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憶錄》，三聯書店，1982年版。

[19]澎湃新聞：《徐秀麗、沈志華、雷頤對談：李敦白很左，深度介入“文革”》，2014年6月30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3374

[20]周幼馬：《馬海德：獻身中國的美國人（二）——紀念我的父親誕辰100周年》，縱橫2011年第1期。

[21]李敦白口述、徐秀麗撰寫：《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頁。

[22]李敦白口述、徐秀麗撰寫：《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頁。

[23]李敦白口述、徐秀麗撰寫：《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94頁。

[24]李敦白：《紅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頁。

[25]戴妮絲·李—勒布雷頓：《愛是不會凋謝的》，外文出版社，1989年版。

[26]李敦白口述、徐秀麗撰寫：《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00頁。

[27]劉青峰：《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28]劉青峰：《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29]愛潑斯坦：《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

[30]李敦白口述、徐秀麗撰寫：《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94頁、95頁、99頁，101頁。

[31]李敦白口述、徐秀麗撰寫：《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頁。

[32]愛潑斯坦：《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

[33]戴妮絲·李—勒布雷頓：《愛是不會凋謝的》，外文出版社，1989年版。

[34]SidneyRittenberg, Sr.：《The Man Who Stayed Bebind》，Duke University Press，Durham & Londo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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