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到今年7月，又要沒錢了。

眾所周知，聯合國的經濟拮據，是一個老問題。

要明白理解聯合國為什么老沒錢，這才是一個核心問題。

我們首先要明白，聯合國的性質是一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它不是一個“世界政府”。

這一定位，就決定了聯合國的資金來源和使用方式。

任何一個國際組織的來錢方式只有三種：會員國進行攤款、征募自愿捐款、征收賦稅。

聯合國只能采用前兩種，因為它不是一個“世界政府”。

它無法像主權國家那樣，憑借公權力從土地、貿易、金融等領域收費。

理論上來說：除非得到全體會員國的授權，否則它就不能采用屬于政府行為的征稅手段。

因此，聯合國的經費就形成了“捐款”和“會費”兩條涇渭分明的線。

聯合國接收到的捐助資金，主要用于救濟援助、科技合作等某一特定項目或方案的執行。

這筆錢一般都被稱為“預算外”資金。

哪個人捐？捐多少？什么時候捐？不可能有人隨時隨地捐錢。

所以，捐款通常由聯合國秘書長直接管理，根據捐助國的要求和條件使用，并最后向捐助國報告資金的使用情況。

俗話講：窮生奸計，富長良心。真要是指望全球大富豪自愿捐款去維持，聯合國早就破產了。

龐大的開支，那就只能向會員國進行攤派。

畢竟，想要進行全球治理，那就得全球出力。

根據出多少錢，辦多少事的原則，《聯合國憲章》第17條第2款的規定：“本組織之經費由各會員國依照大會分配限額負擔之。”

從別人兜里掏錢很難，從193個國家的褲兜里掏錢更難。

經過了多輪拉扯，一道“公平”的換算公式誕生了：根據8年以來，國民總收入，人均國民總收入，以及債務情況，換算出一個合理的“會費”支付比例。

聯合國拿出了一個方案，能者多勞，大家按照這個比例交費，誰也不吃虧。

本來這樣下去也相安無事，但是美國發現自己在聯合國內日益孤立，聯合國大會經常以壓倒多數通過一些不利于它的決議。

隨著冷戰結束，美國已經一家獨大，當然不介意對著聯合國“貼臉開大”。

1985年，在聯合國成立40周年之際，美國國會通過了“凱塞巴姆修正案”。根據該修正案，美國要求用“加權表決”來代替“一國一票”的原則。

也就是說，在有關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的預算問題上，美國應有更大的發言權和表決權，否則美國將單方面削減它的聯合國攤款，也就是從應付的25%削減到20%。

果然，1986年美國只交納一億美元會費，不足它該年度應交會費的一半。

自此，聯合國開始了持續的財政危機。

面對財政危機，聯合國秘書長不得不采取拆東墻補西墻的辦法。聯合國所有的儲備基金、資本賬戶、預付資金、甚至是維和費用，都要拿出來填補虧空。

雖說聯合國也會發行紀念幣、郵票，或者出租房屋、旅游門票之類的收入，也不過是杯水車薪而已。

對于美國的公然耍賴行為，聯合國也不是沒有想過辦法應對。

除了例行游說那些會員國按期交納會費、削減行政開支之外，聯合國甚至還設計了借款和創收的辦法。

彼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加利，曾建議將全球所有國家的大小宗軍售一律按比例課征“和平稅”。

這么一來，既可抑制軍火出售，又可充實聯合國和平行動的資金。他還建議在飛機票上課征0.1%的“和平行動航空捐”，因為空中航行最需要和平。

無論落實哪一項建議，都能大大緩解負債累累的聯合國財政。

然而，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大會議里，這些提案都被“一票否決”。

否決的理由很明確，我們前面說過，聯合國的性質是一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它不是一個“世界政府”。

否決者，當然是最大的欠費者。

好在，《聯合國憲章》在起草的時候，就預見到一些國家可能會出現“老賴”的情況。

《聯合國憲章》的起草者們引入了一條落實機制，即第19條，規定：“凡拖欠本組織財政款項之會員國，拖欠數目等于或超過前兩年應繳數目之和時，即喪失其在聯合國大會的投票權。

但是，美國的意思很明顯，作為“創始國”之一，最重要的財政國之一，必然要優先考慮本國利益。

況且，賴賬的又不止我美國一家，除了俄羅斯不交之外，還有20多個國家，也沒交錢清欠款。

有鑒于此，秘書長加利不得不于1996年4月8日在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必須支付會費》的文章，罕見地公開點名。

他說：聯合國已處于經濟災難邊緣，美國不交拖欠的會費，已威脅到聯合國的生存。俄羅斯應交的會費近年來已經一再削減，但因國內通貨膨脹和經濟困難而拖欠會費，但表示要交會費，不會賴帳；另外20幾個國家欠費2年未交，也屬于經濟方面的原因。

這幾乎是一項無奈又悲憤的控訴。

1999年，美國國會主張，要設立一個獨立的監察主任來監督聯合國的財務賬本。直到德國資深外交家卡爾·帕施克走馬上任為第一任總監察長，美國的欠款事件才告一段落。

90年代，西方國家可以大方地花800億美元打42天的海灣戰爭，但卻推諉交納區區幾十億美元的維持和平行動費用。

聯合國1994年34億美元的維和行動開支，只相當于美國該年度防務支出的1.3%。

當時負責聯合國行政和管理事務的助理秘書長科費·安南曾不無感慨地說：“人類有錢打仗，無錢議和，真是莫大的諷刺。”

自從80年代以后，美國開始經常性拖欠會費，頻繁使用否決權，一度把聯合國弄到了癱瘓的邊緣。

據統計，在1985年到1989年，美國拖欠的聯合國會費屢創新高，伴隨著美國的戰略需要“時繳時不繳”。

到了小布什執政的2001-2009年，由于發生了“9·11事件”和反恐斗爭需要，美國拖欠的聯合國會費大幅下降，但并未還清所有欠款。

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對聯合國的財政政策與前任相比有所改善。在不違反《聯合國憲章》第19條的前提下，美國保持了一定限度的“技術性拖欠”。

美國依然保持著每年底欠款金額達2.78億美元至3.98億美元不等，約占當年應繳金額的一半。

自特朗普“二進宮”之后，向聯合國繳納的會費再次成為一個可以利用的籌碼。利用其降低美國的會費比額，或者利用其引導聯合國向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改革。

總的來說，美國以會費要挾聯合國的主要方式包括：通過不斷降低會費比額，以減輕本國經濟負擔；通過保持其會費比額在一個相對占優的地位，保持在聯合國事務中的絕對影響力；

以拖欠會費、退出聯合國附屬機構等為要挾，控制聯合國經濟命脈，按照美國的好惡操縱聯合國工作方向和重點；以繳納會費為條件，要挾聯合國實現美國的多種利益訴求。

美國的會費政策成了一種“操控模式”。一方面挾聯合國滿足其多種訴求，一邊退出聯合國的多重機構。美國向聯合國的付費能力，已經異化成了一種“財政霸權”。

聯合國的財政問題，其實是一個國際政治博弈的過程，對于我國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借鑒意義。

中美兩國與聯合國的歷史淵源、政治考量不同，導致了不同的繳費記錄。

美國之道，重在一個“利”字。

中國之路，重在一個“義”字。

自恢復合法席位以來，特別是隨著經濟實力增長、會費比額大幅提升至第二位的今天，中國始終堅持按時、足額、無條件繳納會費。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前，國際社會的道義、信譽和形象更為重要。

中國及時足額繳納聯合國會費，將有利于聯合國更好地履行職責、推進改革，也反過來有利于中國借助聯合國服務本國發展，提升國際形象，為國家發展創造一個和平穩定繁榮的國際環境。

美國的聯合國會費政策的著眼點是重“利”輕“義”，即想方設法利用繳納會費這一“杠桿”，服務于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利益。

而中國的聯合國會費政策的著眼點是重“義”輕“利”，通過及時、足額、無條件地繳納會費，樹立自身在國際社會中言必信、行必果，勇于負責、敢于擔當的社會主義大國建設性形象。

兩國會費政策的著眼點不同，利益訴求的表現形式迥異，既源于兩國不同的國情和意識形態的差異，也與兩國的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聯合國的淵源和關系、參與聯合國事務的歷史和經驗等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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