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周末，計劃去看大銀幕的《現代啟示錄》——我以為這才是柯波拉最具天份的電影，《教父》則居其后。
為了做點準備,我翻出臺版的《柯波拉傳》重讀。這書很早就讀過，但再讀時發現許多細節都忘了，更令我意外的，是這一次重讀好像又能讀出更多的感慨了。
柯波拉雖一生都在拍電影，晚年時還休閑式地整了一個生產葡萄酒的酒莊供自己玩，還掙了不少錢用于他獨立電影的投資。他始終沒有太向好萊塢制片制度屈服，總能守住藝術底線。這不容易，當然除了才華，也靠了點運氣，比如奠定他江湖地位《教父》，作為導演的他，因為現場拍攝成本驟升，以及執拗地在藝術上精益求精，以致拖延了拍攝周期，讓制片方派拉蒙惱怒，于是計劃換導演。若非大明星馬龍-白蘭度堅決反對，力挺柯波拉，還不惜以掛冠而去相脅，估計今日之世界影壇就少了以柯波拉名字書寫的電影傳奇。
終于、終于——安哲的電影詩學被影迷們所高度關注。安哲的許多詩學電影之畫面均極富韻味，造型講究，但是他卻始終在尋找一種透過詩意畫面所浮現出的言外之意。
能看得出來安哲找的很辛苦，亦艱難，幾番欲語，幾番還休，宛若沿著影像之海游蕩的《流浪藝人》，《霧中風景》，等等。
有一天，他終于在《永遠與一日》與《尤里西斯的凝視》中準確地找到了獨屬于他個人的詩學表達語言，而更為重要的是，他也一并找到了他孜孜以求多年的精神境界——在那里，蟄伏與隱匿著久已消逸在歲月煙塵中的古希臘的魂靈。
見有一文章對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所體現出的所謂＂干部子弟＂精神之剖析與總結乃是相對準確的：優越感、玩世不恭、自以為高等人的流氓習性等，但其對于＂干部子弟/軍干子弟＂以這種籠而統之的方式＂蓋棺定論＂又是有失偏頗的，那時的＂子弟＂并非盡然如是。
以上之述先按不表，畢竟王朔、姜文為代表的＂子弟＂們有相當的普遍性，但彼時尤為令我不解的是，為什么當年姜文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出來后竟是一片歡呼與贊美？像我這類質疑者幾乎鮮見，我與姜文專門聊過一次。
所以我只能寫下屬于我的《六六年》，藉以回答我對那個凄風苦雨之歲月的回答——我們在那個歲月中成長，但絕非＂陽光燦爛＂。
每隔幾年重讀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都會有不同的驚喜與體會，這就是歲月的饋贈。
崔健創意的＂廚房音樂會＂停歇了幾周，又要再度在2月5日晚的北京三里屯海上弦西餐廳鳴鑼開張第二季了。上一季我去過兩次，感受體驗則特棒，在坐的彼此互不相識，又仿若殊途同歸——似乎來者的心中都在默默守護著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浪漫信仰，而這份信仰，曾被以崔健之名的音樂所感召，為此，亦在崔健之名的感召下形成了一個精神共同體。也正是這種＂共同體意識＂讓我在親歷＂廚房音樂會＂的過程中在體驗到了精神上的＂青春燃燒＂———一種我們必須為之守護的至高理想。
前幾天，一群80年代政法大學的畢業生宴請他們共同尊敬的曾經的師兄師長許兄，正好我與許兄在長城腳下與友人一起共聚了一天一晚，談天說地，第二天一早，許兄執意讓我也隨他去昌平赴宴。
在餐廳，這伙當年的政法大學的學子們挾著一股高昂的愉快的熱情紛紛涌了進來，其中一人，戴著一頂與崔健一模一樣嵌有紅五星的白帽子，我見狀笑說他的帽子竟與崔健的同款，他回道，他買這款帽子就是沖著崔健去的，還買了好幾頂。
我認為，接著他大聲說，崔健不僅是一個音樂家，同時還是一詩人、作家、思想家，并宣稱我是崔健忠實的粉絲，他的音樂會我甚至會坐飛機去聽，有幾次，還帶著全家人一塊去聽。
正好當天晚上崔健在三里屯有一音樂活動，還邀過我，我便告訴了＂白帽子＂，他高興地說，晚上我去。隨后，崔健回復我說，當晚的票賣光了，只能下周了，＂白帽子＂仍表示下周也要去。
我觀察，喜歡崔健音樂者，基本上還保留著理想主義者的激情，在今天這個物欲橫流的年代尤顯珍貴。
所以我隆重推薦崔健創意的＂廚房音樂會＂，只要去，必不會失望，還會認識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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