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軍槍口對準國軍副師長黎強，他卻笑著說：

“別開火，我是自己人！”

這句話讓全場嘩然——一個佩戴軍銜、手握萬余兵力的國民黨高官，怎會是中共特工？

更驚人的是，他潛伏敵營10年，黨內知曉其身份者，僅3人！

他就是黎強，董必武親賜化名，潛伏敵營核心無人識破，憑孤勇在刀尖上護下無數同志性命。

黎強

• 受家族影響，走上革命道路

黎強原名李碧光，曾用名李唯平、李長亨。1915年出生于四川省安岳縣。

縱觀他的一生，有兩個人對他影響最大。

一個是他的父親。父親李可廷是安岳縣一帶的袍哥大爺，在地方上也是一個任務，可以說是呼風喚雨。抗戰前任縣督察區督辦，后來又當上了安岳縣民團團總。

父親的背景和人脈關系，為他以后的紅色特工生涯創造了無可替代的方便。

另一個是他的表哥。這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在高小和中學讀書期間，黎強受到了幾位思想進步的表哥的影響，其中二表哥姚仲蜀對他的影響最大。

姚仲蜀曾就讀于黃埔軍校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冬，由組織派遣回到老家四川安岳開展黨的工作，發展農民運動，準備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并當上了安岳縣白塔寺鄉的團練大隊長。

年幼的黎強就經常為二表哥的革命活動站崗放哨。

高小畢業后，他又在二表哥“革命需要文化”的指引下，以優異成績考入了本縣的最高學府——安岳中學。

1935年，高中畢業后，他考入成都師范。在校期間，他廣泛閱讀進步書籍，還和同學們一起參加進步團體，并在車耀先教育下，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

更幸運的是，一心向往去革命圣地延安的他，此時，認識了安岳同鄉、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早年曾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此時在四川做情報工作的周俊烈。

在周俊烈的安排下，黎強開始做一些秘密工作。

1938年7月，受組織安排，黎強到延安抗大學習，后又進入陜北公學高級研究班繼續深造。

學習期滿之后，根據上級的指示，1939年5月上旬，黎強等人返回大西南，來到了位于重慶市郊紅巖嘴的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受到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南方局常委、宣傳部長凱豐的接見。

凱豐囑托字字千鈞：

“這里是抗戰大后方，更是你的前線！”

董必武還為他取名黎強，意為能力與戰力皆強，這個名字，是他此后10年唯一的信仰支撐，知曉者僅有周恩來、董必武等3人。

與南方局接上關系后，黎強告別紅巖，回到了闊別4年的老家四川安岳縣石羊鎮白塔寺鄉。

為站穩腳跟，黎強先以教務主任身份掩護，還娶了為人正派的國民黨成都縣黨部書記長趙選的女兒趙蜀芳為妻，妻子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知道丈夫的真實身份。

有了這兩層護身符，他在安岳掀起抗日救亡熱潮，卻遭國民黨縣黨部忌憚，揚言要將他“干掉”。

面對安岳縣城的白色恐怖，在周俊烈的幫助下，1940年2月下旬，黎強被迫離開安岳，來到了省城成都。

• 得“酒肉朋友”幫忙，打入中統高層

1940年5月，黎強到成都后，聽從黨組織意見，尋找機會打入國民黨內部。為擴大社會接觸面，了解更多情況和深入特務機關內部，黎強在成都廣泛開展社交活動。

當時成都的三教九流、各種幫派他都混了進去，一些行話、黑話都學會了。

由于廣泛地活動，黎強同中統一些人員的關系也一步一步地“密切”了。

黎強的房東有兩個酒肉朋友，都是國民黨省黨部訓練處的，通過接近他們，黎強由國民黨省黨部保送考入中央軍校政治研究班第7期學習。

這是他打入國民黨內部的開始。

學習期間，黎強盡量與中統的人打交道，同他們拉關系、“交朋友”。結業后，他被分配到成都潘文華部隊56軍164師984團正訓室任中尉干事。同年10月24日，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3年夏，黎強參加中統訓練班第3期培訓，并贏得了特訓班和川室的信任。

訓練結束后，他被委任為中統成都實驗區助理。在此任上，他又借著破獲“曾慶高偷拍電報原件”泄密一案，升級為中統四川調統室視察，之后又被派到“省特會”擔任一組主任干事。曾慶高因為這兩重身份，黎強既可以看到川室和省特會的文件、情況、審訊案卷，參加兩處召開的科以上會議，又是省特會丙種會的召集人，有時還到附近專、縣去視察。

這樣，他就能直接掌握特務破壞我黨組織和鎮壓我革命力量的情況和企圖，進而為黨提供可靠的材料，盡可能采取一切措施來保護黨和革命力量。

1947年，國民黨計劃6月1日在成渝兩地大規模抓捕黨員和進步人士，黎強在名單審議會上，巧提“半數以上機關提名才列入抓捕名單”的規則，直接“抹掉”一半同志的名字。

面對無法改動的高層名單，他冒死深夜接頭，將情報火速送出，讓大批同志提前轉移，上千人因此幸免于難。

最驚險的一次是周俊烈的被捕。此人是成都唯一知曉他身份的同志，一旦泄密，十年潛伏功虧一簣，無數同志將身陷險境。

危急時刻，黎強強忍焦灼，借職權周旋，以“無實據、少惹禍”為由，力主將周俊烈列入釋放名單，連夜安排撤離，硬生生從特務槍口下搶回戰友性命。

不僅如此，他還清查出了混在黨內的陳景文等奸細。

當時，在川調三科的黨派科里，掌管著一份最為機密的“特情”材料。被中統秘密逮捕的共產黨員、背叛黨組織的叛徒、掌握黨組織重要情報的關鍵人物，所有的人員名單和資料都被清晰地記錄在這份材料中。

而這份絕密的材料，就掌握在川調三科科長葉申之的手中。

黎強將偵查到的情況匯報給了南方局西南地區的聯絡人陳于彤。

無獨有偶，陳于彤也透露，組織上有一個叫陳景文的人行跡頗為可疑，要黎強在中統的情報里暗中調查，加以證實。

很快，黎強便在川調室抄送“省特會”的一些內密材料中，發現了蛛絲馬跡。中統對尚未正式公開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委的任職情況知道得一清二楚。這更肯定了黎強和陳于彤的判斷，必須把黨內的叛徒找出來，保護組織安全。

為了接近葉申之，黎強就把全副身家送進當鋪，天天邀請葉申之等人，胡吃海喝。

終于在一次醉酒送葉申之回去后，他迅速打開檔案，記下來了材料上的名單。

果不其然，陳景文正是出賣黨組織的叛徒之一隨后，黎強馬上把陳景文等人的情況向陳于彤作了匯報。南方局立即采取緊急措施，通知相關同志撤離，避免了黨的重大損失。

• 遇昔日同窗見證，身份大白天下

1948年，淮海戰役開始后，國民黨從四川調部隊去加強兵力。蔣介石命令在成都成立陸軍補充兵訓練總隊，黎強調任補訓總隊政工室主任。同年，補訓總隊接收新兵完畢，奉令調南京改編。

就這樣，黎強在組織的指示下，隨補訓總隊到了南京。

但到南京后，他難以脫身，無法與組織取得聯系，只好獨立開展工作，甚至做好了跟隨國民黨到臺灣繼續臥底的準備。

1949年初，補訓總隊改編為四十五軍下屬的三一二師，黎強被任命為師政工處長兼副師長。

為早日迎接解放，黎強有意弱化三一二師的軍事訓練強度，命令該師以修筑工事為主，結果許多新兵連槍都不會用，更不用說上陣打仗了。

4月21日渡江戰役打響前夕，黎強和全師官兵在行軍途中被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八兵團八十八師俘獲。

于是，出現了本文開頭一幕。

黎強被關押的黎強在與我方人員交涉自證身份時，恰巧看到了在延安相識的同學錢申夫。

錢申夫

錢申夫此時正擔任八十八師補充訓練團團長。

黎強激動地對他說：

“我是李唯平呀！老同學，抗大四期三大隊的，在延安時我們還同住過一個窯洞呢，想起來了吧？”

錢申夫認出了這位老同學，一臉驚訝，他明明聽說李唯平去的是華北前線，現在怎么成了國民黨的人。

黎強答道：

“關于我的情況，現在和你說你肯定也不會相信。我想請你立即報請三野前委，致電黨中央，就問一句話：‘我黨有無黎強同志？’等中央一回電報，我的身份你就明白了。”

兩天后，三野前委接到中央軍委的緊急電報：

“速送黎強同志赴北平。”

兩個月后，黎強風塵仆仆地從北平趕到武漢，向中共中央華中局組織部第一副部長錢瑛報到，被安排到華中局社會部工作，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解放大西南的隊伍。

新中國成立后，黎強任西南公安部辦公室主任，為清查四川的特務及我黨的叛徒做了大量工作。

以后，他出任中央人民公安學院黨史教研室主任、青海省人委秘書長、中央政法干部學校副校長等職，得到黨和人民的高度信任。

1999年3月2日，黎強在北京逝世，享年84歲。

從延安學子到國軍副師長，他用十年偽裝，活成了敵人最信任的“自己人”，卻是信仰最堅定的“異路人”。

十年潛伏，黎強身處險境初心不改，敵營十年，高官厚祿是誘餌，刀光劍影是日常，他以孤勇抗誘惑，以智謀破危機。沒有名字被刻在豐碑上，卻讓萬千同志活了下來；沒有掌聲響徹戰場，卻用孤勇撕開了黑暗的口子。

黎強的故事告訴我們：

真正的信仰，從不怕隱姓埋名；真正的英雄，總能在絕境中守住初心——這便是紅色特工留給時代最滾燙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