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太平年》以一種更持平的視角處理南唐的相關情節，著力刻畫中原王朝-南唐-吳越的戰略三角關系，這部劇的外交戲和政治戲只會更為出彩。

撰文丨張明揚

最近一直在追《太平年》，好久沒有這么精彩的歷史劇了。

站在我個人的角度，我覺得《太平年》很精彩，但與一些歷史現象級神劇——《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大明王朝1566》《貞觀之治》《走向共和》等，尚有差距。

《太平年》一開始的敘事有些亂，人物太多，頭緒太多，“南北雙線敘事”也很有些割裂感，但看到后來，的確有漸入佳境之感。白宇飾演的“九郎”錢弘俶、保劍鋒飾演的水丘昭券、吳昊宸飾演的“六郎”錢弘佐、倪大紅飾演的胡進思、董勇飾演的馮道都很見功力。

從上線一開始，就有一種很流行的批評：《太平年》很多情節不符合史實，所以是一部爛劇。

作為一名歷史寫作者，我素來對此類批評不以為然。歷史影視劇的一個“基本設定”是，它原本就不可能完全符合史實，而“是否虛構、是否符合史實”也不應該成為評價一部歷史劇的所謂標準。當然，這里也有一個前提，這個改編不能改變歷史的最終走向。

《三國演義》很多情節也不符合史實，但不妨礙它成為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就定義中國人的歷史觀和心智而言，《三國演義》甚至比《三國志》更為偉大。打個比方，我一定會“誘導”我的孩子先看《三國演義》（包括小說和電視劇），而今后是否讀《三國志》，完全看她自己。或者說，前者是“必讀書”，后者是“選讀書”。

評價一部歷史劇的優劣高下，不是看它是否虛構、是否符合史實，而是取決于這個改編是否高明：敘事是否流暢、是否符合歷史情境和邏輯。

《太平年》這些做得相當不錯，但還可以更好。

《太平年》的一大出彩在于，在石敬瑭、桑維翰、胡進思，尤其是在馮道這些歷史爭議人物上，突破了道德化臉譜化，展現了人性的幽深多面與亂世的混沌斑駁。

但很可惜的是，《太平年》又在一些新的議題上陷入了新的道德化臉譜化：吳越與中原王朝的關系、南唐、黃袍加身尤其是趙匡胤的奪位。

01

《太平年》雖然是南北雙線敘事，但作為“南方”的吳越國顯然是電視劇的頭號主場。

在此之前，別說影視劇了，即使是歷史通俗寫作，也幾乎沒有過將吳越國作為主角的嘗試。從這個意義而言，《太平年》幫助（杭州以外的）國內公眾“重新發現”了吳越國，解鎖了一段長期被湮沒和淡忘的歷史。

主角當然是有光環的，這沒問題，這也符合電視劇的基本創作規律，但《太平年》似乎在這方面用力過猛，以至于給我這樣一種強烈印象：有別于中原的流血盈野、禮崩樂壞，吳越國似乎是一個桃花源。

這個“桃花源”有兩個層面：一方面，《太平年》借多個主要人物之口表達了“我們吳越不是中原啊”的道德優越感；另一方面，吳越與中原王朝的關系也被理想化了，電視劇極力在塑造一種吳越心向中原，從無異心，協助中原王朝完成統一，實現“太平年”的理想主義敘事。

這里就必須談到吳越國與中原王朝的關系。《太平年》的一個小小缺憾是，這個關系本可以塑造得更有張力更有深度一些，但電視劇選擇了一種“臉譜化”的單向度敘事。

吳越當然是忠于中原王朝的。自吳越開國君主錢镠始，吳越便始終奉中原王朝為正朔，并接受其冊封，也就是所謂的“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

但問題是，吳越之所以有這種選擇，并不是《太平年》中渲染那種理想主義敘事，而更多是一種自保的現實主義策略。吳越歷代君主應該很明白，吳越小國寡民，沒有任何實力參與為了改朝換代的大國爭霸，又緊鄰南方第一強國南唐（及前身南吳），最佳的策略就是仰賴中原政權，并在實質上與之結盟，以防被南唐兼并。

當然，在后期，當后周及北宋江山一統的大趨勢已經形成，吳越的“善事中國”就多了另一層自保的意思：等到中原王朝南下，或許會看在吳越恭順的歷史情分上，放吳越一馬。

而中原王朝呢？他們也需要“利用”吳越，將其視為牽制南方諸國的政治軍事盟友。也就是說，吳越是北方“五代”在南方“十國”中埋下的一顆釘子。

實際上，當年朱溫之所以封錢镠為吳越王而不是“越王”，便存有了挑撥其與南吳關系的意圖，這一戰略意圖也被后來的中原政權所繼承。

這是一種互相需要、互相利用的現實主義外交關系，在歷史上也不難找到參照物：戰國時，秦國執行的遠交近攻大戰略，吳越就是這個“遠”；在近代歐洲，英國對歐陸一直執行“均勢外交政策”，聯合第二強國打第一強國，防止歐陸出現與己抗衡的強敵。

吳越的這個外交政策當然很高明，但高明就高明在這是一種可行的現實主義策略，并不是什么理想主義敘事。

退一萬步說，即使吳越和錢弘俶真的有江山一統太平年的政治理想，他們心目中的一統和柴榮趙匡胤的一統也不是一回事：在吳越精英設想的一統中，吳越國仍然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或許有點像明清時代的朝鮮，盡管對中原王朝稱臣納貢，但“王國”仍自存于整個大帝國之內。

納土歸宋這個情節目前還未播出，但我很擔心《太平年》在這個議題上繼續陷入臉譜化，畢竟，在真實歷史上，納土歸宋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天下歸心一團和氣，而是充斥了陽謀、猜疑、脅迫、淚水。

還是那句話，我并不是說不能虛構和改編，而是好的虛構應該展示人性的幽深與亂世的混沌，而不是自限于臉譜化。

02

在歷史上，吳越的“善事中原”，其背后其實有一個基本設定：無論中原王朝得位正不正，是篡位還是武力奪取，是漢人還是沙陀人，只要占了中原，建了新朝，做了天子，吳越就尊其為正統。

無論“天子”是篡唐的朱溫，還是契丹人的“兒皇帝”石敬瑭，吳越都照單全收，只要你坐穩了中原。

這更能看出，吳越的“善事中原”是高度現實主義的，去道德化的。

在《太平年》中，當柴榮準備帶兵北上攻伐北漢與契丹時，南唐有意出兵牽制后周，此時錢弘俶有一段讓人印象很深的發言，大意是吳越絕不坐視南唐背后捅刀，破壞了陛下中原一統的大局。

這個橋段當然是很精彩的，但有些過于大義凜然了，以至于將南唐的人設黑化成了“破壞江山一統者”。

可以說，《太平年》處理最不成功的情節便是有關南唐的部分：為了映襯吳越的理想主義，南唐被塑造成蠅營狗茍的暗黑之國，中主李璟陰險狡詐，后主李煜為人尖刻。似乎為了達成這一“黑化”效果，南唐在劇中的好幾次朝會都是在夜間召開的，宮殿里影影綽綽，甚至有點“陰間濾鏡”的意思。

在“正統”這個問題上，《太平年》的姿勢比司馬光還要嚴肅：中原王朝是“統一主導者”，吳越是“統一協助者”，南唐是“統一阻礙者”。

在這個剛性的人設之下，南唐會以怎樣一種形象被呈現也就可想而知了。

人設剛性也就罷了，每當《太平年》出現吳越與南唐之爭時，都會表現出一種濃濃的吳越式道德優越感。

我困惑的是，難道更“持平”地處理中原王朝-南唐-吳越這三者的關系不是更可以增強《太平年》的深度與張力嗎？

吳越基于生存策略與現實主義外交，尊奉中原王朝為正統，這沒問題；但這只是吳越視角的歷史，公允地說，南唐與中原王朝本就是平等的戰略競爭者，最后誰實現一統，成王敗寇而已，完全不存在道德上的高下，更不存在中原王朝是統一主導者、南唐是統一阻礙者的臉譜化敘事。

設想一下，如果《太平年》以一種更持平的視角處理南唐的相關情節，著力刻畫中原王朝-南唐-吳越的戰略三角關系，這部劇的外交戲和政治戲只會更為出彩。

看《太平年》時，我不時地想到《權力的游戲》，這可能是中國第一部在非主角“群像戲”上有如此優異表現的歷史劇。但問題是，“權游”的“群像戲”也隱含著一個去道德化視角的意思：劇中幾乎沒有絕對意義上的“壞人”和“壞政權”，每個“王國”都是權力游戲的平等參與者。

可惜的是，在《太平年》中，連爭議更大的契丹人、耶律德光、石敬瑭都被賦予了客觀與多面視角，這是符合“權游”精神的；怎么南唐這樣一個在歷史上形象尚可的割據政權反而要被打入另冊呢？

當然，如果江蘇人想為南唐鳴不平，最好的辦法就是也拍一部同人劇。這不就是日本“大河劇”的邏輯嗎？

03

《太平年》還有一個臉譜化的問題：似乎很多人都是被迫做皇帝或大王的。

《太平年》似乎在塑造這樣一個歷史敘事：從劉知遠、郭威到趙匡胤，三個人都真誠地不想當皇帝，但為時勢所逼，最后被迫當了皇帝。

這當然不符合史實，尤其是趙匡胤，很多證據表明，他的黃袍加身是自導自演的。

但就像前面所說，符不符合史實沒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這么敘事真的好嗎？

我的態度是：一點都不好，這消解了人性的復雜性，將權力場中的大人物塑造成了一個個“偉光正”。

在《太平年》中，劉知遠、郭威、柴榮、趙匡胤、錢弘俶，這些人都不想做君王，尤其是后三個人，他們對最高權力沒有真實的興趣，他們唯一的興趣是“致太平”。

為了配合這一敘事，《太平年》倒是有一個很精彩的渲染：為了皇帝之位，劉知遠、郭威、柴榮這三個人無不是家破人亡。劇中還借劉知遠之妻、太后李三娘之口表達了這樣一個意思：在做皇帝前，我們家也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做了皇帝后，這個家就毀了。

按照《太平年》的意思，（亂世中）的皇帝簡直是天字第一號苦差事，誰當誰倒霉。

這層意思我倒是不反對，皇權對人的摧殘是全方位的，有時甚至連皇帝本人也不放過。

但《太平年》在此基礎上又做了一個引申：因此劇中的幾個主角當皇帝都是被迫的。

這就是我對于《太平年》最遺憾的地方：這樣一部有如此多精彩的情節與設定的優秀歷史劇，竟然是如此“淺薄”與“單向度”地刻畫權力中人的。

尤其是趙匡胤黃袍加身那場戲，可以說是全劇最大的遺憾，完全看不出趙匡胤有什么對于權力的渴望，他似乎全程在冷眼旁觀黃袍加身，在道德上居高臨下地審視兵變參與者的私心，他的心中只有天下與生民。

恐怕趙匡胤時代的宮廷文人都不敢這么說。

坦白說，我能理解《太平年》編劇對于皇權與權力的反思，編劇或許試圖凸顯的權力對于人性的摧殘與戕害。但在這種反思之上，還可以共存著另一更深層次的反思：無論皇權的戕害多么顯而易見，還是有無數人甘冒奇險愿意為之犧牲一切。

這不就是《魔戒》試圖闡釋的主題之一嗎：凝視深淵過久，深淵將回以凝視。

看到郭威、柴榮、趙匡胤那么真誠地拒絕當皇帝，看到錢弘俶那么堅決地辭讓當大王，我很難不在心中生出一種巨大的荒誕感，原來五代十國的時代精神是：君王日益崇高的虛懷若谷，與士兵幾年一次黃袍加身沖動之間的激烈矛盾。

一部打破了那么多臉譜化的優秀歷史劇，卻主動地在另外一些問題上強行臉譜化，說遺憾都是輕的。

當然，還是期待《太平年》的最后幾集來一個反轉，給我一記痛快的打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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