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生于熙寧年間，少年科第，早早便與王安石一派過從。

那時的他銳氣十足，認定新法能救天下。青苗、免役、市易——哪一項不是在觸動舊貴族和大商人的筋骨？他因此結(jié)怨，也因此被貶。

此后幾十年，蔡京數(shù)次起落。元祐時，他被逐；紹圣時，他復(fù)起；崇寧年間，六十多歲的老人，再度入相。

人到暮年，已沒多少清議之心。

他能活到最后的秘訣，并不是骨頭硬，而是骨頭軟。

他比誰都懂，朝堂上的“祖宗之法”只是幌子，真正的硬道理只有兩樣：皇帝的喜好，財政的盈余。

徽宗趙佶是個畫家、書法家、道士、花匠，偏偏不是個帝王。

皇帝好聲色，好丹青，好方術(shù)。

蔡便極力推道：請林靈素進宮，設(shè)齋醮，改廟號。

他又為皇帝立新學制，修《崇寧大典》，讓天下士子的仕途系在皇帝的名下。

徽宗說百姓困苦，他就推出“均輸法”變體；徽宗說士風不振，他就擴充太學，定“三舍法”；徽宗想示威天下，他就操持“花石綱”，把大江南北的奇石名木搬來艮岳。

慈善與奢華、賑濟與鋪張，在蔡京手里并列，成了同一根羽毛。

徽宗當然覺得只有他最懂自己，于是對蔡京言聽計從。

可光有逢迎不夠，幻象要靠錢來堆。豐亨豫大這四字，必須有一億以上的歲入撐著。

于是，蔡京的才能開始施展了。

主要手段是下面幾個：

1. 鹽

宋代鹽業(yè)原由官府榷賣。蔡京加重鹽引，凡百姓買鹽，先買“引券”，再買實物。層層加價，商販加利，朝廷大撈。崇寧年間，鹽利一度占財政歲入的三成。

《宋史·食貨志》載，崇寧二年全國鹽課收入約三千余萬貫，比仁宗時翻數(shù)倍。

2. 茶

蔡京恢復(fù)榷茶，西南茶馬互市更嚴格。百姓采茶無引券即私販，輕則罰銀，重則充軍。蜀中茶戶怨聲載道，《續(xù)資治通鑒》說：“民或棄茶園而逃。”

3. 酒

宋人日常離不開酒。蔡京下令榷酤，酒肆須納酒課才能開張。酒價飆升，收入暴漲。北宋后期，酒課已成歲入的第二大宗。徽宗朝，酒課常年維持在數(shù)千萬貫。

4. 市易與榷貨

蔡京改良市易務(wù)，將京師和大都會的大宗貿(mào)易收歸官府。商人必須低價賣貨、高價買入。史家評價：“榷貨則富上而貧下。”

這些措施下，財政收入確實空前。仁宗時歲入不過四千萬貫，徽宗朝則常在一億以上，幾乎翻番。

士大夫口頭講“道統(tǒng)”，身子卻離不開俸祿。蔡京擴充太學，設(shè)“三舍法”，凡入太學者按成績升遷，直通仕途。于是天下士子皆趨之若鶩，科場之路被牢牢攥在蔡京與徽宗手里。

他還推行“恩蔭”與“養(yǎng)廉”。高級官員子弟可世襲入學，官吏有養(yǎng)廉銀。批評聲漸漸少，士人被制度馴服。

于是，在蔡京的手里，財政數(shù)字與官僚忠誠綁在一起。

但是，數(shù)字繁盛，不代表國家繁盛。鹽貴，漁鹽小戶破產(chǎn)；茶稅重，嶺南茶農(nóng)棄園；酒價高，市井流民增多。

徽宗朝修建艮岳，耗費巨萬，民夫死傷無數(shù)。花石綱南運，舟覆沉溺者不可計。

百姓的鍋里，粥更稀了。

但蔡京的賬本上，收入?yún)s更漂亮了。

蘇軾曾云“上富其藏，而下空其業(yè)。”

徽宗朝正是如此。

《宋史》稱蔡京“六入相，凡十九年，專政用事，善聚斂”。朱熹罵他“奸臣之尤”。即便后來的史官，也承認：蔡京并非全然無能，他對財政的算計有獨到之處。

但士人的觀感就大大不同了。

讀書人恨他，是因為他讓“士”不再能獨立批評，而必須依附于權(quán)勢。有人譏諷：“蔡相之下，士皆鉛槧吏耳。”意思是讀書人不過抄書吏。

這差不多就是“以吏為師”的意思，完全是法家的套路了。

在別人眼里，他是奸相；在徽宗眼里，他是知音；在自己眼里，他只是個會做賬的人。

他知道，皇帝要幻象，他就用財政去支撐；皇帝要合法性，他就把賑濟和花石放在一張賬簿上；皇帝要道統(tǒng)，他就把道學與道教混搭。

他或許真的相信過：國家要強，財政必須集中；國家要統(tǒng)一，官僚必須馴服。

但到最后，一切都讓位于一句老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徽宗聽到的是“豐亨豫大”的樂音；蔡京看到的是節(jié)節(jié)增長的稅收數(shù)字；百姓聽到的，卻是鍋底的空聲。

蔡京的算盤打得啪啪作響，但籌碼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壓在天下百姓的肩頭。三十年的風花雪月、艮岳奇石，到頭來化作一紙賬簿。賬簿上數(shù)字漂亮，史書里名字污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