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些地方法院對公開開庭案件采取“限制旁聽”的措施，引發社會爭議和“審辯沖突”。

這令人心生疑竇：憲法法律明確規定的“公開審判”，還存不存在？違反該項規定，要不要追責、誰來擔責？推行20多年的旁聽制度，被變相廢止了么？

今年2月2日，遼源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一起“許愿蠟燭詐騙”案。筆者注意到，此案曾引發媒體報道和社會廣泛關注。庭審期間，法院被曝“占坑旁聽”——多位法院領導等人士出現在旁聽席，一些從外地趕去的旁聽者被拒于法庭外，理由是“旁聽席已滿”。

有質疑者稱，庭前已經溝通協調的旁聽，因“被占坑”而未果。由此，他們認為，法院有“欺騙”之嫌，更是戲稱本案為“騙子審騙子”。另外，還有知情者爆料，該法庭的部分旁聽席位被“臨時拆除”（四排座椅被拆去兩排）。辯護律師反映“限制旁聽”問題反被斥。

遼源中院的上述作為合法合規嗎？答案顯而易見。2016年5月1日起施行的修正后《人民法院法庭規則》明確，人民法院應當通過官方網站、電子顯示屏、公告欄等向公眾公開各法庭的編號、具體位置以及旁聽席位數量等信息。

若確有上述“臨時拆除”情形，遼源中院不僅違規、而且違法，這是物理層面的、赤裸裸的“限制旁聽”舉措，與憲法法律明確規定的“公開審判”嚴重相悖！

從法律層面，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特別情況外，一律公開進行。刑訴法明確，人民法院審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規定的以外，一律公開進行。

這里的“一律公開”，可沒有給法院授予想公開哪個公開哪個、愿向誰公開向誰公開的“選擇性”。

從情理層面，筆者理解該院部分領導同樣關注此案庭審。但其旁聽權不應“高于”、或應“低于”其他群眾。法庭大都有監控錄像系統，他們可以在“樓上”通過監控視頻觀看庭審實況，或者觀看庭審錄像回放，沒必要擠占稀缺的旁聽席位。

2月9日，三亞市城郊區法院開庭審理一起備受關注的尋釁滋事案。該案也因旁聽問題引發爭議。一位遠道而來的被告人的親友未被允許現場旁聽，溝通得知，旁聽席位留給法院邀請的特殊群體，不同意去視頻室旁聽的他，“被審判長指令審理期間不得再進入法院”。身為律師的他，一氣之下將手中的律師證摔在地上，憤而怒道，“信了一輩子法，卻在法庭前信仰崩塌。”

根據《人民法院法庭規則》，公開的庭審活動，公民可以旁聽。旁聽席位不能滿足需要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申請的先后順序或者通過抽簽、搖號等方式發放旁聽證，但應當優先安排當事人的近親屬或其他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人旁聽。

法院邀請的特殊群體其旁聽權“高于”一般群眾嗎？法律似乎沒有這般規定。因此，不存在要“優先保障”特殊群體的旁聽權。退一步講，法院要想“特殊關照”，大可以將案件調整至有更多旁聽席位的大法庭審理。

上述案件中，那位律師跟被告人亦師亦友，雖不算直系近親屬，但比很多人更關心和關注被告人的情況。他親臨旁聽，不僅對安撫被告人情緒、更對監督和督促法院公正審判，有著其他人無法替代的作用。

遺憾的是，法院不同意他旁聽。而被告人也因此與審判人員滋生對抗情緒。此等完全不利于公正審判的舉措，三亞市城郊區法院因何為之？

在隔壁法庭觀看庭審轉播視頻，算不算旁聽？在筆者看來，嚴格地講，這不算旁聽。因為現代漢語詞典中對“旁聽”一詞的解釋為：“參加會議而沒有發言權和表決權。”都沒進入法庭，如何能算參加了庭審活動。部分期待旁聽者選擇這種“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實屬無奈。

透過上述個案及筆者近年來的觀察，“占坑旁聽”“限制旁聽”等這類旁聽制度推行中遇到的問題，亟待最高法從頂層設計角度解決，出臺更具剛性的法律規定予以保障，同時督促各地認真落實。

審判旁聽制度推行已20多年，是法院為貫徹落實憲法法律規定的“公開審判”的一大措施。但是，旁聽權可不是哪家法院領導的“自留地”——想讓誰聽讓誰聽！

據最高法官網轉載《法制日報》的報道——《法院司法公開從順應潮流到引領潮流》，1998年6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發出我國第一張庭審旁聽證。

法院在旁聽證上公開承諾：凡年滿18周歲的公民，均可憑有效證件旁聽公開庭審的案件。

法制日報稱，第一張庭審旁聽證，正式拉開中國法院司法公開大幕。此后，審判公開逐漸成為全國法院共識。

1999年3月,最高法公布《關于嚴格執行公開審判制度的若干規定》，第10條明確：依法公開審理案件，公民可以旁聽。

至此，庭審旁聽制度算是從法律規范層面得以確認。

2007年6月，最高法印發《關于加強人民法院審判公開工作的若干意見》，再次將庭審旁聽進一步細化，規定對群眾廣泛關注、有較大社會影響的案件，可以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旁聽，方便其對審判工作的監督。

上述規定，為三亞市城郊區法院安排特殊群體旁聽之事提供了法律依據。

2016年?，最高法對《人民法院法庭規則》進行修改，明確“年滿十八周歲的我國公民憑身份證，可以旁聽公開審理的案件”，并在第一條中強調要“方便公眾旁聽”，這從規則層面保障公民旁聽權利。

近十年來，審判公開工作時有迂回曲折行跡。對于一些有爭議的案件，法院往往在旁聽席時“搞小動作”，以小法庭或找人占座等方式“限制旁聽”，對外則以“旁聽席已滿”搪塞。

根據2010年11月起施行的《人民法院法庭建設標準》，法院會根據情況設置大法庭、中法庭、小法庭等。而大法庭能容納更多的人現場旁聽。法院對某一案件開庭審理前，大多已知曉或掌握本次庭審是否有多人旁聽的情況。小法庭不能滿足，可以選擇中法庭或大法庭。

另外，最高法在2014年12月9日發布的《對“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案件旁聽規則的建議”問題的答復》一文中提到，“旁聽席位不能滿足需要時，人民法院可以通過互聯網、電視或其他公共傳媒進行圖文、音頻、視頻直播或錄播，讓大量的未到庭的公眾，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遠程旁聽庭審活動。”

令人惋惜的是，已被公眾熟知和認可的“庭審直播”，如今，往往在一些社會廣泛關注的重大案件上缺席，甚至是被告人一方多次申請庭審直播的情況下，法院仍不愿直播。而裁判文書公開的情況，近年來也是飽受非議。

如果連審判都不想主動公開、不愿依法公開、不敢實質公開，怎么來確保讓群眾在每一起個案中“看得見”公平正義？

最后，筆者強調，撰寫文章只為觀察司法個案、探討現實問題，絕無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