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春碗成為「思政課堂」：一場關于文化認同失效的深層觀察

——兼論「雞湯」如何消解春節儀式共同體

關于春碗收視率「北高南低」的討論，長期停留在地理與方言的表層解釋。人們習慣將其歸結為「本山定律」「北方方言霸權」，認為廣東等南方觀眾寧愿收看香江煙花匯演，只是出于語言與地域文化偏好。

但這種簡化的文化地理學敘事，恰恰遮蔽了春碗危機最核心的本質：它的衰落不是空間性的，而是時間性的；不是地域性的，而是精神性的。真正讓億萬觀眾在除夕夜選擇轉臺、低頭刷手機的，從來不是聽不懂的方言梗，而是難以接受的、以「正能量」為名強行灌輸的道德規訓與說教式雞湯。

當今人們更能清晰洞見春碗的本質異化：它正從承載民族情感的傳播儀式觀，徹底滑向以灌輸為目的的傳播傳遞觀。

這種傳播的儀式觀，核心是「共享信仰的表征」，指向認同建構與共同體精神的確認。1983年首屆春碗之所以成為劃時代的文化事件，正是因為它以「天涯共此時」的溫情，搭建起全體中國人共通的春節儀式共同體——沒有生硬的教條，沒有刻意的說教，有的是《鄉戀》帶來的文化包容，《吃雞》的純粹幽默，還有觀眾通過電話點播參與節目的開放感，讓春碗真正成為全民共享的歡慶儀式。

而傳播傳遞觀，將傳播簡化為「信息的空間位移」，追求的是控制、效率與單向輸出。大約在10多年前開始，春碗確立「去低俗、重教育、強價值」的創作導向，實則完成了從「文化儀式」到「思想規訓」的徹底蛻變。節目不再為「共同歡慶」而生，轉而服務于「正確引導」；笑點不再是自然的審美愉悅，淪為包裹價值觀的生硬糖衣。

這一轉變，完美地通過微觀的權力機制，將宏大意識形態，內化為個體的自我審查與被動的情感服從。

這場異化最致命的問題，在于「雞湯規訓」的過度裸露。

當藝術被簡化為標準化、偽個性化的工業商品，笑聲便會成為欺騙的工具。如今的春碗小品，正是文化工業最典型的標本：統一的敘事配方，尷尬的包袱鋪墊，虛假的矛盾沖突，最后以「包餃子」「視頻通話」完成刻意的倫理升華。

這種機械復制的創作，不僅消解了本雅明所說的藝術「光暈」，更直接制造了觀眾的認知失調。

當個體內心同時存在「我期待除夕輕松歡樂」與「我被強行灌輸道德教條」兩種矛盾認知時，會產生強烈的心理不適。當下觀眾看春碗時的尷尬、抵觸、如坐針氈，正是這一心理機制的直接體現。

當喜劇節目試圖同時完成笑點與思政表達的雙重任務，觀眾感受到的不是感動，而是「間離效果」的徹底失效——不是被喚醒思考，而是被強迫共情，這種割裂感足以摧毀所有情感共鳴。

比內容尷尬更深層的危機，是對觀眾情感勞動的無形剝削。

而如今的春碗，正在要求全體觀眾完成無償的情感勞動：在除夕夜的特定時段，必須對「團圓、感恩、家國」等既定情感腳本，做出流淚、鼓掌、轉發等「真誠」的生理與行為反應。

當這種情感管理變得粗暴直白，當臺上演員喊出「我們一起包餃砸」這般指令性臺詞，觀眾的心理抗拒便會被徹底激活。

當個體感知到自由被威脅，會本能地反抗以恢復自主感。這便是為什么春碗越是強調「你必須感動」，觀眾越覺得荒謬。當「感動」被設定為必須完成的任務，溫情便淪為情感暴力，團圓的底色也只剩下刻意的表演。

而常被討論的「北高南低」收視率，或許也不該簡單歸因于文化親近。

北方觀眾的高收視，更多是「過年必須看春碗」的集體記憶與路徑依賴，而非對當下春碗的真心喜愛。即便如此，這種慣性也在快速衰減：數據顯示，北方年輕群體收視率同比大幅下降，足以證明——當雞湯濃度超過接受閾值，即便最傳統的受眾，也會選擇逃離。

春碗的困境，本質是公共領域塌陷的縮影。

理想的公共領域應當容納多元表達：有人想聽傳統相聲，有人愛看流行歌舞，有人期待真誠的社會議題討論。但當下的春碗，構建的只是一個「偽公共領域」：表面囊括地方戲曲、流量明星、脫口秀等多元形式，實則所有內容都經過嚴格的「正能量濾鏡」篩選，最終匯成毫無棱角、毫無溫度的單一和諧噪音。

這種「強制性共識」，換來的不一定是民族團結，而更可能是全民疏離。當創作者自嘲「觀眾不愛看是因為水平太高」，這份自我解嘲反而暴露了最真實的焦慮：大家比誰都清楚，觀眾離開的原因從來不是節目「太高級」，而是說教「太濃烈」。

春碗真正需要的，是一場徹底的范式革命：

從「教育觀眾」退回「陪伴觀眾」，

從「價值輸出」回歸「情感共鳴」，

從「思政課堂」重返「文化儀式」。

傳播的最高境界從來不是傳遞信息的成功，而是共享信仰的確認。當確認變成強迫，當信仰淪為表演，那碗包裹著說教的春節雞湯，便注定難以下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