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新貴的腐敗

王洪文先是得到康平路的一套四室公寓，后來又得到一幢三層洋樓，再后來又得到東湖路七號的一個大別墅，里面包含游泳池、網球場，甚至他對這些都不滿意，想讓上海市革委會把東湖路電影院劃撥給他，作為私家影院（徐景賢：我所接觸的王洪文）。

來到北京后，中央為他安排了釣魚臺16號樓，他嫌棄住的地方不夠寬敞，又讓人在郊區建了兩個別墅，光建筑面積就分別達700平米和1700平米。

王洪文與姚文元

姚文元到北京后，一家五口住進了一個有60多間房子的四合院，后來嫌棄院子“狹小”，又搬進一個125間房子的大四合院（北京八中隔壁），為了迎接他搬家僅裝修就花了13萬多。1978年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5元，當時北京市戶均人口4.1人，每戶收入1500元左右，這就相當于當時北京市區87戶人家一年收入。而根據一些經濟學研究，“文革”中人民幣1元的購買力，相當于今天的100元左右，這些裝修費折合現在人民幣1300萬左右，放到當下也是令人咋舌。

據王稼祥夫人朱仲麗（長期在衛生和保健系統工作）的回憶，江青隨便一次索取的滋補品就要價格上萬元，都要有關部門從香港采購（朱仲麗，1995，第736頁）。

江青還曾心血來潮，想在釣魚臺親自種龍井，于是命令空軍派4架大型運輸機從浙江的杭州運來上好茶樹，冬天為茶樹搭上暖房，以防凍死，由于北方的氣溫低，不適宜茶樹的生長，不到一年，那些茶樹就枯萎了，她又叫空軍用飛機把這些茶樹運回杭州（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空軍幾乎成為江青的御用“順豐快遞”，1971年2月，她在廣州休養，要穿一件小大衣，就讓空軍專機火速從北京送來；9月初，她住在北京時，想起她在青島時用過的一個臥榻，又派一架大型運輸機把那個臥榻運過來）（楊銀祿，2014）。

王洪文1975年他帶家人回上海小住，所用食材都要從各地運來最新鮮的，有南通的蛤蜊，寧波的青蟹，蘇州的石榴，還從廣州空運過來新鮮的菠蘿、香蕉等水果。王洪文還頗愛西餐，到北京后曾經專門從錦江飯店調去一名廚師做西餐，他最喜歡的有牛尾湯、焗牡蠣等菜。此外，王洪文非常喜歡茅臺酒，甚至早餐都喝茅臺（徐景賢：我所接觸的王洪文）。

粉碎“四人幫”后，查抄王洪文辦公室的時候，中央警衛局工作人員發現里面最顯眼是一個大酒柜，柜子里放滿茅臺酒和中華煙（陳守信，2009），他的這些愛好跟當今查處的那些貪污犯又有什么區別呢？

王洪文把上海輕工業局當做自己的私家供給站，不斷地派秘書從那里提取高檔手表、家具、家電等東西，僅1975年、1976年兩年，他取走的東西共達13多萬元。掌權已久后，貧苦出身的王洪文也講究起來，漸漸看不上國貨，上海外貿部門又成為他的供給站，先后派人從那里取走的進口電視、手表、煙酒、日用生活用品達50多萬元，就連釣魚竿和汽車喇叭也都非進口不用（《徹底揭發批判“四人幫”》3，1977；李海文，2015，第197頁）。這些東西按照現在的購買力達數千萬元，還不算是極度腐敗嗎？

江青更喜歡巴黎的時尚用品，一套假發就價值四千五百法郎（《徹底揭發批判“四人幫”》3）。江青特別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電視上看到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漂亮，后來趁馬科斯夫人來華訪問之機，江青特意讓服裝研究部門為她仿制了一件黑色繡花連衣裙和一雙云頭鞋（楊銀祿，2014）。

江青與當代社會生活講究的人一樣，也特別注重水質問題，70年代她一度喜歡居住在廣州，嫌棄下榻別墅水不好喝，特意命令專門開鑿10公里管道，引來山泉水直接供應到她的樓上；她也喜歡白色沙灘，她嫌棄廣州的沙子不好，派人專門從海南運來白色的細沙；她嫌棄吉姆車冷風不好，廣州有關部門一口氣為其采購了6輛奔馳（李子元、閆長貴，2014）。

江青最奢侈的愛好是攝影和看外國電影。大家都知道江青攝影藝術堪稱專業級別，但是背后不知花費了多少國庫經費，她使用的攝影器材都是國外進口的最頂尖級產品，僅有記錄在案的，1972年一次從香港進口6萬米伊斯曼膠卷，就花了好幾百萬元（李捷、于俊道，2013，第81頁）。

江青拍照的道具更是豐富多彩，1975年她為了去山西大寨拍照，特意從北京運來四匹馬，其他物品拉了好幾卡車。“文革”時看外國電影，不像今天我們花幾十塊錢買張電影票就可以解決。那個時代，中國與外國文化隔絕，要看外國電影需要先支付進口版權。

為了滿足江青的私欲，僅1975年國家有關部門就進口550部外國和香港電影，耗資達1500萬元，為了讓觀影效果更好，張春橋又讓人從國外花了100萬美元專門采購最先進的放映設備（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97頁），這實質是價格高昂的文化“特供”。

根據楊銀祿的回憶，江青到晚上8時后，經常約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到釣魚臺17號樓禮堂看電影，看外國原聲電影時，還要請外語翻譯過來，“一個偌大的禮堂，或是他們五六個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個人看，在微弱的燈光下總是顯得空洞而幽深”。

文革新貴的“雅貪”——大肆占有珍稀文物

江青先后94次從北京文物管理處，拿走古玩、字畫、金表等1087件，古籍4600多冊，為這些文物她僅支付了20.64元，其中清宮的文房四寶象牙筆付了1分錢，墨錠付了2分錢（鐘史聞，1977）。

頗有“文化底蘊”的康生更是在“文革”中“收獲滿滿”，掠奪的圖書達34000多冊，古玩字畫印章等5500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還有很多周朝的青銅器。康生為了達到“合法”占有，對一些重要文物都是以從文管處付款購買的形式獲得，宋拓漢石經，僅付10元；黃庭堅的《臘梅三詠》，僅付5元。康生還嫌棄文管處工作人員估價太高，指責他們“沒有無產階級感情”。

當時北京有很多收藏名家，康生對他們的藏品都是垂涎已久，“文革”爆發后，唆使造反派以抄家為名盜竊他們的文物。康生曾在鄧拓家做客，賞玩過鄧拓收藏的善本書和字畫，鄧拓家被抄后，立即去文物庫房“淘寶”。

傅惜華是文化界元老，著名藏書家，康生多次跑到文管處詢問："傅惜華的書集中起來沒有？"康生侵占的文物涉及齊燕銘、鄧拓、阿英、龍云、章乃器、傅忠謨、趙元方、齊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以及25個單位。

就連最“清心寡欲”，對文化藝術不感興趣的林彪、葉群，也禁不住珍稀文物的誘惑，1968年至1971年間，先后上百次親自或派人從文物管理部門取走字畫1858件，其中一幅是褚遂良真跡，圖書5077冊，僅支付766元。此外，林家還從故宮“借”來1000多件上等的瑪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字畫等，密密麻麻堆在臥室里，林彪晚年沒事的時候，在家里最大的愛好是擺弄從故宮“借”來的精致的八音盒（武建華，2011）。

林彪集團的“大老粗”們也收獲不少，根據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門統計，黃永勝拿走文物342件、圖書5702冊，吳法憲拿走文物151件、圖書620冊，李作鵬拿走文物579件、圖書1494冊，邱會作拿走文物188件、圖書1161冊。黃永勝夫人還從原廣州市市長朱光那里騙取名人畫卷77軸、碑帖8冊、線裝古書3函另510冊，獻給葉群。

對于一些名家的藏品，“文革”新貴們也不好意思獨吞，都順水推舟做人情，合理分贓。著名畫家葉淺予被抄家后，所藏33件名畫，林彪獲得16件，江青獲得古墨、鎮尺等3件，陳伯達獲得張大干、徐悲鴻畫作11件，康生獲得潘天壽《野趣圖》及名貴印章等共9件，李作鵬各獲得1件（何滿子，2015）。

他們還經常成群結隊一起掃蕩“戰利品”。1970年5月2日，康生率領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陳伯達一起涌進文管處庫房，挑選各自喜愛的東西，作為專家的康生，在一旁做專業指點。他們在管理人員面前，恐失身份，還不斷假惺惺地互相謙讓、彼此贈送。

李作鵬、吳法憲、林彪、黃永勝、邱會作（自左至右）

“文革”新貴們大搞裙帶關系，讓自己的權力利益最大化

康生的兒子張子石，“文革”中從青島市教育局長躥升至山東革委會常委，之后又擔任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杭州市委第一書記；江青所欣賞的京劇演員于會泳、浩亮和劉慶棠都被火速提拔成為文化部長和副部長；王洪文當上中央副主席后，就通知王秀珍開名單，在中央要害部門安排人，他一口氣內定了18個副部級以上干部，都是他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小兄弟。

獲得提拔的黨羽們也像舊社會官僚一樣，懂得投桃報李。馬天水不斷讓上海市革委會財務部門給予王洪文等生活補助費，甚至還給王秀珍等專門撥發“婦女營養費”。王洪文1974年一年獲得的特別補助就有4364元，大概相當于毛澤東11個月的工資。粉碎“四人幫”以后，中央警衛局查抄王洪文辦公室，發現保險柜里有很多信封里裝著現金，都是上海一些機關偷偷給他的“生活補貼”，就連王洪文的警衛員也被周到的“照顧”，每月有15元（陳守信，2009）。

上海市革委會常委黃濤，每次進京都必須帶著東西，先后帶去200多塊高檔手表孝敬給張春橋。1976年，張春橋女兒結婚，特意在上海錦江酒店擺宴席50多桌，收獲了大量當時最奢侈的禮品，徐景賢送了一臺價值2000多元的西德產彩電，陳阿大送禮金1000元（王守家，2016，第201頁）。

這些工人農民出身的造反派領袖們，趣味和行為跟他們天天嘲諷的封建帝修資又有什么不同呢？他們僅僅掌握了八九年的權力，就腐化至此，如果讓他們坐上幾十年江山，會墮落到何種程度！

上海造反派領袖徐景賢，喜歡吃進口蔬菜，一次花費9600元；王秀珍為了要幾斤特殊毛線，竟開動整個生產線；陳阿大占據兩套別墅，其中一套是新康花園15號樓，新康花園是上海最著名的高檔洋樓之一，張元濟、趙丹等文化名人曾經住在這里（李海文，2015）。

更不用說，全國各個地區、縣、國有工廠，哪個造反派領袖上位，不是趁機撈一把？僅有記錄在案的，1968年至1973年遼寧省發生摧殘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這些案件往往都是發生在最基層的團場、連隊、生產隊，可見基層腐敗之普遍嚴重。（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