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層級達6層，235人玩起“金融紅酒”，山西破獲葡萄酒傳銷案

一款名為“戴某甲精選赤霞珠”的干紅葡萄酒，在“派某商城”App中被包裝成“競拍獲利”的工具，成為層級分明的網絡傳銷鏈條。

近日，山西省交口縣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相關案件經法院審理落槌，被告人胡某以“搶購紅酒拍賣賺錢”為由發展為下線，設置“靜態收益”和“動態獎勵”模式，鼓勵參與者不斷買進賣出虛擬商品獲利。經鑒定機構鑒定，胡某自身所在層級為第8層，其下級發展層數為6層，直接或間接發展用戶達235人。

值得關注的是，這并非葡萄酒第一次出現在傳銷案件中。從“紅酒競拍”到“搶購轉賣”，再到所謂“金融紅酒”，葡萄酒在個別平臺中被賦予投資套利屬性，逐漸偏離消費品本質，葡萄酒為何頻頻成為傳銷模式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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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破獲一起235人參與的葡萄酒傳銷案

根據公訴機關指控，“派某商城”APP的運營主體為武漢某有限公司，該公司成立于2022年10月26日，以電子運營平臺形式銷售“戴某甲精選赤霞珠”干紅葡萄酒。平臺采用所謂“裂變式營銷模式”，以收取紅酒委拍費用作為主要獲利來源，并以發展下線人數及下線購買力（即委拍次數）作為計酬和晉升依據，設置店員、店長、總店長三個層級，通過鼓動、引誘參與者不斷發展下線，形成層級清晰、等級分明的“金字塔”式網絡傳銷組織架構。

經法院審理查明，武漢某有限公司由戴某乙與他人共同出資組建。該公司利用“派某商城”App平臺，要求參加者通過購買商品、積分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同時設置“靜態收益”和“動態獎勵”模式，鼓勵參與者不斷買進賣出虛擬商品獲利。事實上，其計酬返利依據并非真實銷售，而是發展人員數量及層級關系。

2023年1月，被告人胡某被已是“派某商城”店長層級的李某甲以“搶購紅酒拍賣賺錢”為由發展為下線，并注冊投資。隨后，胡某通過微信等方式進行宣傳并發展下線，由店員晉升為店長。經湖北某鑒定機構鑒定，胡某自身所在層級為第8層，其下級發展層數為6層（含本人所在層級），下級用戶共235人，其中有售賣金額的用戶143人，無售賣金額的用戶92人。

案發前，胡某通過支付寶、微信、銀行轉賬等方式，主動按照虧損情況向其發展的下線退賠損失共計85062元。案發后，胡某主動到案并如實供述犯罪事實。

公訴機關認為，胡某明知武漢某有限公司利用“派某商城”App以紅酒競拍等經營活動為名，實質通過繳納費用、購買商品或積分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層級發展人員數量作為計酬或返利依據，引誘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仍通過微信等方式進行宣傳，直接或間接發展人數236人（含本人），發展層級6層，擾亂經濟社會秩序，其行為已觸犯刑法。

法院認定，胡某明知平臺以紅酒競拍為名實施傳銷，仍積極宣傳并發展人員，其行為已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考慮其在組織中起次要作用，屬從犯；主動到案并如實供述，構成自首；自愿認罪認罰；積極退賠損失；具備社區矯正條件，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無重大不良影響，依法可以適用緩刑。最終判決胡某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五個月，緩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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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消費者難以判斷真實價值，葡萄酒頻頻成為傳銷工具

上述判決并非葡萄酒被用于傳銷活動的唯一案例。此前，WBO曾報道“Mercury墨丘利”網絡平臺案件。該平臺以“搶購紅酒、轉賣賺差價”為主要玩法，宣稱通過平臺交易可以快速賺錢。具體模式為：用戶先“搶購”紅酒，若想轉售，需在當日24時前按購買價1.5%—2%繳納上架費，上架后價格提高3.5%，次日由其他人搶購，從而賺取差價。參與者往往并不關心真實商品情況，有受騙者表示從未收到過紅酒，也并無實際消費需求，只是看中其“能賺錢”的屬性。該案后來被警方定性為“金融紅酒”傳銷案，涉案金額超過10億元。（詳情見：涉案超10億元，北京警方破獲一起“金融紅酒”傳銷案）

葡萄酒在中國市場長期被賦予身份、品位與投資象征，這種屬性恰恰成為部分傳銷模式選擇它的重要原因。

首先，葡萄酒價格體系復雜，受產區、年份、評分、渠道等多重因素影響，普通消費者難以判斷真實價值，信息不對稱為虛高定價和話術包裝提供了空間。“限量”“酒莊直采”“海外拍賣價”等詞匯，很容易成為信任的替代物。

其次，葡萄酒天然具備故事性和文化溢價，容易被包裝成稀缺資產。再次，部分市場宣傳長期強化其投資屬性，使其在一些人眼中不僅是消費品，更是“可喝的資產”。在傳銷結構中，酒本身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層級和返利邏輯，但葡萄酒恰好提供了一個看似合理、又難以即時驗證的載體。

華東地區的葡萄酒進口酒商孫輝坦言，葡萄酒被卷入傳銷案件，對行業的傷害往往遠超個案本身。“普通消費者并不會去仔細區分平臺模式是否合法，也很難辨別一個所謂的‘競拍平臺’和正規的進口商、電商渠道之間的差異。一旦出現爆雷，消費者首先懷疑的往往不是平臺模式，而是‘紅酒是不是騙局’。這種認知傷害會外溢到整個市場。”

他表示，在實際經營中，一些消費者在聽到“線上紅酒”“競拍”“投資回報”等字眼時明顯更加謹慎，甚至直接放棄購買，這種信任成本最終要由所有正規經營者共同承擔。對于本就競爭激烈、利潤空間有限的進口酒行業來說，這類負面事件會進一步壓縮市場信心，拉長銷售決策周期，影響渠道穩定。

孫輝還指出，真正具備收藏和投資價值的酒款比例比較低，往往集中在少數知名產區、名莊或特殊年份產品，并且需要專業儲存條件和較長時間周期才能體現價值。“但在傳銷模式中，酒被抽離了飲用屬性，只剩下收益承諾。參與者關心的不是風味、產區或品質，而是‘今天買、明天賺多少’。”他認為，這種邏輯本質上已經脫離了葡萄酒作為消費品的基本屬性，把一個復雜而講究體驗的商品簡單化為套利工具，不僅誤導消費者，也扭曲了市場對葡萄酒價值的認知。

還有業內人士指出，從法律和商業邏輯上看，酒只是媒介，本質仍然是拉人頭、分層級的非法計酬模式。“無論換成紅酒、茶葉還是其他商品，只要收益來源不是基于真實消費和正常利潤，而是建立在不斷發展下線的基礎上，就已經偏離正常經營軌道。”在他看來，讓葡萄酒回歸消費本質，強化產品教育、價格透明和渠道合規，是行業長期健康發展的關鍵，否則每一次類似案件都會對行業形象造成疊加式傷害。

部分圖源小紅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