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代十國時期，有一個最神秘的政權：

在中原大地紛爭不斷，政權頻繁更替時，它卻雄據西北高原，置身“五代十國”之外，在“舂磨砦、骨肉糜”的亂世屹立百年。

它很少被列入“五代十國”的政權名單，卻厲兵秣馬、萎縮發育，最終積蓄了一支足以震撼北宋王朝的力量—西夏王朝。

沒錯，它就是由黨項拓跋氏（李氏），建立的西北割據藩鎮—定難節度使政權！

1.勤王軍變“定難軍”

定難軍政權，還得從唐末黃巢起義說起！

公元881年，黃巢起義軍席卷中原；大唐帝國陷入風雨飄搖之際，身居夏州的黨項族平夏部首領拓跋思恭，便率領驍勇善戰的黨項騎兵，參與了鎮壓黃巢的戰爭。

由于勤王有功，唐僖宗下詔嘉獎賜其軍號為“定難軍”，賜予拓跋思恭國姓“李”，晉爵為夏國公，下轄夏、綏、銀、宥、靜五州，定難節度使政權正式形成，這也成為黨項拓跋氏的世襲領地。

定難政權的誕生，并非依靠武力強取，而是抓住時代機遇；在唐王朝急需援手時，雪中送炭，從而獲得了合法的割據地位。

公元907年，朱溫篡唐建立后梁，中原進入五代更迭和十國政權林立的動蕩時期。

當時，定難軍地處西北邊陲，土地貧瘠，物資匱乏、人口稀少，根本沒有多大的戰略價值，并非是兵家必爭之地，自然也就避免了成為群雄爭奪的重心。

更為重要的是，李家掌握著精明的外交策略；從后梁到后唐，再到后晉、后漢、后周，無論誰入主中原，成為中央朝廷，定難軍政權的態度始終如一：上表稱臣，接受冊封，內部事務自理，軍隊不外調。

公元908年，定難軍第二任節度使李思諫（首任節度使李思恭之弟）去世，李彝昌、李仁福相繼襲位，維系定難軍政權。

公元933年，李彝超在父親李仁福去世后，被軍民擁立為“留后”（代理節度使）；后唐明宗李嗣源擔心定難軍和契丹勾結，利用“換鎮”方式，準備將代理節度使李彝超調離夏州，收回這一世襲藩鎮。

但是，李彝超拒不奉命，而后后唐發兵圍攻夏州；但是夏州城墻高大且厚實，再加上黨項騎兵時常突襲，最終導致后唐軍隊無功而返，朝廷不得不承認李彝超的地位，并正式任命其為“定難軍節度使”。

這一戰后，定難軍在銀夏地區確立了高于朝廷的絕對領導和指揮權，中原王朝也無法通過調離等手段，削弱定難軍的實力。

2.韜光養晦的百年基業

縱觀五代十國，毗鄰北漢政權，實力軍力卻遠勝于北漢的定難軍，始終保持著低調務實的作風。

后晉時，定難節度使李彝殷，曾派兵支援后晉攻打契丹，被授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后漢時，靜州正式歸入定難軍轄下；后周建立后，李彝殷被冊封為西平王。

五代亂世百年間，當中原戰火紛飛時，定難軍統治下的五州百姓卻得以休養生息；黨項部族也在夏州地區繁衍生息，積蓄力量，逐漸形成了一個高度自治、靈活的政治實體。

雖然說，當時的定難軍，已經是實質上的獨立割據王國，但是依然保持著藩鎮的名義，這也為定難政權的和平穩定發展，以及過渡到西夏王朝時期奠定了基礎。

后來，北宋王朝建立，宋太祖趙匡胤為了避免出現唐末藩鎮割據、群雄亂起、中央朝廷威嚴喪失的情況，便決定削藩集權。

公元982年，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迫于軍事壓力，主動入朝開封，向北宋獻出五州之地，放棄世襲割據，使得夏州定難政權一度面臨終結。

但是，李繼捧的族弟李繼遷，并不甘心祖業就此淪喪，便率數十余名親信逃入地斤澤（內蒙古鄂爾多斯境內），舉起反宋大旗。他一邊聯絡黨項各部，一邊向遼朝示好，以聯姻方式獲取支援，不斷與北宋周旋作戰。

公元1002年，李繼遷攻陷北宋西北重鎮靈州，并改為西平府，而后遷都于此。自此，定難軍政權不再偏居西北一隅，而是擁有了進取河西、雄據西北的戰略橋頭堡 也奠定了西夏王朝的基礎。

公元1004年，李德明正式即位（夏王位），并繼續奉行“附宋和遼”之策，同時向兩國稱臣納貢，接受封號，并不斷向西拓展，最終控制了整個河西走廊。

后來，李德明將定難政權，遷移到黃河西岸的懷遠鎮，并改名為興州；這也使得日后的西夏政權，遠離了北宋正面威脅，更有利于節制河西走廊。

公元1038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在興慶府登基稱帝，國號大夏，這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西夏政權，隨后中原大地進入遼、宋、夏三方鼎立的割據局面。

從定難節度使到西夏皇帝，從唐末五代邊遠藩鎮到與宋、遼對峙的王朝，黨項拓跋氏，他們用了上百年的軍事和政治積累。

3.對于定難政權的看法

定難軍政權，之所以是“五代最神秘的政權”，便在于它地處西北邊陲，行事低調，以至于在正史里只有寥寥數筆。

但是，就是這個不起眼的西北藩鎮，卻能在百年亂世中對內保境安民、對外積蓄力量、伺機擴充版圖，最終孕育出延續近兩百年的政權，甚至讓宋王朝也敗于此。

我想，這也是定難政權區別于其他藩鎮的根本不同，在隱忍中強大，在保守中前行，數代人的堅持不懈，只為一代人的“揚眉吐氣”，正如當年秦國“奮六世之余烈”，建立了首個統一政權—秦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