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倚在遠洋客輪的欄桿上心中滿是愁悶,這一趟以“考察軍事”為名的放逐之旅前途未卜。就在幾天前,他還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陸海空軍副司令,節制著華北半壁江山的軍政大權。而此刻,熱河旬日淪陷的奇恥大辱將所有的指責與憤怒傾瀉在他一人身上。這位年輕人再一次被蔣介石忽悠的迷了路,不過也正是這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騙讓張學良認清了蔣公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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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東路事件
老蔣忽悠張學良更早應該是中東路事件說起了。
1929年,距離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歸順南京政府還不到一年,這位年輕的少帥血氣方剛,亟需一場對外勝利來鞏固自己在東北的權威,他要向全國證明他不僅是張作霖的兒子,更有能力繼承父業做自己。
張身邊少壯派將領“一舉收回路權”的鼓噪,讓他看到了機會。而南京的蔣介石,此刻送來了最及時也最熾烈的“鼓勵”。
此時蔣介石正致力于塑造自己的形象,對蘇的強硬姿態,既能迎合國內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又能打擊與蘇有所關聯的政敵,可謂一石二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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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南京方面對張學良的計劃給予了“積極鼓動和支持”。在張學良看來,這無疑是中央對他這位新盟友的鼎力支持,是蔣與他同心同德的證明。
然而張學良卻沒有細想蔣介石的慷慨承諾背后有多少誠意。這樣的結果就是東北軍在與蘇軍的交戰中慘敗,損兵折將慘不可言。
關鍵的是,這場沖突讓日軍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東北邊防的外強中干,這極大助長了他們冒險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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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刺的是當張學良亟需南京實質性援助時,蔣介石的“全力支持”卻口惠而實不至,曾經的信誓旦旦更多停留在了電報和口號里。
2一生之痛
1931年9月18日,沈陽北大營的炮聲震動全國,東北軍最終在張學良的命令下撤入關內。
而關于“不抵抗”命令的來源,長久以來眾說紛紜,仿佛一樁羅生門。可信度最高的說法是張學良是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忠實執行者,是含淚聽從上級命令的替罪羊。
事情當然沒有這么簡單,張學良的東北當局在易幟后保持著驚人的獨立性。他們的軍隊完全自成體系,財政自收自支,人事自行決定,中央政府“有名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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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蔣介石自己也承認,九一八前的東北,“僅名義上歸屬于國民政府”。張學晚年亦多次坦言,下不抵抗命令的是他自己。
那么,蔣介石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蔣公的“忽悠”本事在這里體現得更為精妙,這不是簡單的命令,而是一種氛圍的營造和責任的規避。
在事變前,蔣介石就曾指示對日軍的挑釁要“力避沖突”。這一定調,與張學良本人判斷日軍只是尋常挑釁、應避免事態擴大的想法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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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悲劇發生后,有苦說不出的張學良只能獨自承受了“不抵抗將軍”的罵名。而蔣介石甚至無需下一道具體的“不抵抗”手令,他只需要堅持那個“大局”,就足以讓張學良在猶豫和誤判中,一步步走進自己也無法掙脫的牢籠。
3長城烽火
1933年,山海關失守,熱河也危在旦夕,在全國抗戰呼聲的壓力下,張學良終于決心一雪前恥,這一次他向蔣介石請纓,希望集結力量與日寇在熱河決戰。
蔣介石先是口頭應允,甚至派來宋子文、何應欽等大員以示支持,營造出中央將鼎力相助的姿態。
然而,實際派出的中央軍嫡系部隊卻寥寥無幾,主力仍在江西對瑞金作戰。他給張學良畫的,是一張名為“華北軍隊就夠用了”的空頭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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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東北軍和雜牌軍在熱河一觸即潰,省會承德竟被一百多名日軍騎兵輕易占領,釀成了又一場急速潰敗的丑聞。
全國輿論徹底爆炸,張學良一下子成了眾矢之的。這時,蔣介石看準時機從幕后走到了臺前。他一方面“體諒”地表示,對張學良的處置要“存其體面,安其軍心”;另一方面,他又必須給天下人一個交代。
于是,這一場心照不宣的交易就此達成,張學良“主動”引咎辭職,承擔所有戰敗的政治責任,換取蔣介石對東北軍整體的保全和對他人身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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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替蔣介石背起了那口壓得人喘不過氣的黑鍋。張學良登上輪船,望著逐漸模糊的海岸線,他心中翻涌的,除了對故土淪陷的切膚之痛,恐怕還有對這段復雜盟約無盡的醒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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