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黨政機關如何“過緊日子”

文/陳其明

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是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上世紀30年代初，面對國民黨瘋狂的軍事“圍剿”和殘酷的經濟封鎖，黨和蘇維埃政府領導中央蘇區軍民，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性節省運動。“為了讓百姓過上好日子”，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帶頭“過緊日子”，蘇維埃政府被譽為“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

蘇維埃中央政府號召“過緊日子”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后，引起了國民黨極度恐慌，蔣介石先后調集大批軍隊對中央蘇區進行了大規模軍事“圍剿”，并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蘇區財經狀況日益惡化，廣大軍民生活異常艱苦。

為了打破國民黨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全力支援革命戰爭，黨和蘇維埃中央政府號召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帶頭“過緊日子”。1932年2月17日，蘇維埃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第10期第一版頭條位置，發表了題為《發展生產，節約經濟來幫助紅軍發展革命戰爭》的社論，號召中央蘇區軍民“來幫助軍事上的必須費用……努力舉行節儉運動，使大部分經濟，用來幫助紅軍發展革命戰爭”。他特別要求：“各級政府和各群眾團體，一切費用都要十二分的節儉，不急用的費不要用，要用的就要節儉，不要浪費一文錢、濫用一張紙、多點一點油，積少成多，就可節省一大筆經費。我們要知道節儉一文錢，即是對革命有一分錢的幫助，誰要浪費一文錢實等于革命的罪人。”

◆1932年2月17日，《紅色中華》第10期第一版發表項英的署名社論《發展生產，節儉經濟來幫助紅軍發展革命戰爭》。

與此同時，中央人民委員會在同一天出版的《紅色中華》第10期第八版，發出人民委員會通令第三號——《幫助紅軍發展革命戰爭，實行節儉經濟運動》，強調“對于節儉經濟，供給發展革命戰爭，幫助紅軍給養，這是當前緊急任務之一”。為此，通令開門見山：“本政府特此通令各級政府，務須立即實行節儉運動，所有各地方政府的預算、雜費、特費等，必須盡量減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員須一律裁減，甚至一張紙、一支筆都不要浪費，以免多耗經費”，號召廣大軍民“熱烈的自動的來幫助紅軍和革命戰爭的發展……以鞏固蘇區的經濟，來保證革命戰爭的完全勝利”。蘇區各級黨政機關和廣大工作人員，積極響應蘇維埃政府號召，在物質生活本來就十分艱苦的情況下，仍然帶頭開展節約運動。

進入1934年，隨著第五次反“圍剿”戰斗日益激烈緊張，根據地范圍日益縮小，蘇區的財政經濟狀況更趨惡化。面對此種狀況，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在1934年1月舉行的“二蘇大會”上所作的工作報告中談及“蘇維埃的財政政策”時，大聲疾呼：必須“從發展國民經濟來增加蘇維埃財政的收入”，“至于財政的使用，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應該使一切蘇維埃人員明白，貪污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向著貪污浪費作堅決斗爭，過去雖有了些成績，以后還應加緊的用力。節省每個銅片為著戰爭與革命事業，是蘇維埃會計制度的原則”！毛澤東的話擲地有聲，引起了與會代表的強烈共鳴。

蘇維埃中央政府的號召，得到中央蘇區軍民的熱烈響應。1934年1月1日出版的《紅色中華》第139期報道，中央政府各部“在節省總會推動之下……一致通過”實現節省的“六項規約”，即：每天節省一個銅板；不進館子，不吃小食；節省辦公費30%；建立節約箱；每個伙食單位建立一個菜園；反對一切浪費的官僚主義。這一“六項規約”，反響極大。各級蘇維埃政府、紅軍后方機關、國家工礦企業、各類學校醫院等機關工作人員和廣大軍民積極響應，迅速行動起來，從每天節省一張紙、一餐菜金、一個銅板開始，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厲行節約，力戒浪費。

◆1934年9月11日《紅色中華》報道：“4月至7月的節省運動，不僅完成了80萬元的計劃，而且可以說將近超過一倍即130萬元以上。”

3月13日，為進一步推動節省運動更廣泛深入開展，中央人民委員會再次通過《紅色中華》，發出“為四個月節省八十萬元而斗爭”的號召，并提出了開展節省運動的具體辦法；為加強對節省運動的領導與檢查督促，4月19日，中央人民委員會又向各省縣蘇維埃政府主席團及后方各軍事機關負責同志，發出《為節省運動的指示信》，要求“立即在群眾中開展每人節省三升米幫助紅軍的群眾運動”。中央蘇區掀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節省高潮。

中央領導人率先垂范

在節省運動中，黨和蘇維埃中央政府領導人身體力行，以上率下，帶頭“過緊日子”，以自己的模范行動，教育和影響中央蘇區廣大干部群眾。

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無論在平時還是在節省運動中，始終以身作則，從來不搞特殊。他有夜晚工作的習慣，按規定可點三根燈芯（菜油燈）辦公，可他堅持只點一根燈芯，而且每晚都工作至深夜，有時甚至是次日凌晨，由此經常來不及吃早飯就外出工作。據毛澤東警衛員吳吉清回憶，毛澤東每天的生活標準也只有3錢鹽、2錢油、12兩米（16兩為1斤），“毛主席也是餓過肚子的”“每月只吃二十五斤糙米”。中央政府總務廳給毛澤東配來一件軍用新棉襖，毛澤東拍了拍自己身上“拆了又拆、洗了又洗”的灰白色破棉衣，說它“與自己有感情，還可以對付一冬”，硬是讓總務廳將新棉襖退回，并督促另發給了缺棉衣的新戰士。他有吸煙、吃辣椒的嗜好，卻從不因此嗜好而違犯節省規定。

◆1931年，毛澤東在瑞金。

朱德，紅軍總司令、中革軍委主席，是一位叱咤風云的紅軍統帥。據朱德的警衛員唐中生回憶，在節省運動時，朱德與普通戰士一樣，每天12兩的糧食定量，每人一個蒲包，一天分成三包飯。一天開飯時，朱德問一年青戰士：“飯夠不夠吃？”年青戰士如實回答：“這點飯三幾口就吃光了，哪里夠吃？”朱德說，“我兩包飯分三餐吃剛好，多出一包飯，你去領來吃吧。”年青戰士便把朱德的那份包飯領出來吃了，連續多天如此。后來，唐中生告訴年青戰士，并不是朱德吃不了三包飯，而是他看年青戰士吃不飽，特意省下來給他吃的。這位戰士知情后，既懊悔又感動，再不忍心吃朱德省下的那份包飯了。

時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革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在節省運動中，與蘇維埃機關干部一樣，過著“有鹽同咸，無鹽同淡”的清苦生活，身體很虛弱。警衛員盧正標非常著急，將周恩來的身體狀況向司務長作了匯報，司務長便在周恩來的菜里多放了一點鹽。周恩來發現后，對盧正標說：“我不能搞特殊。我們要記住：一個共產黨員無論職務多高，他只有為人民多做工作的義務，決沒有向人民索取多一些享受的特權。”從此，盧正標再也不敢叫司務長給周恩來菜里加鹽了。

此外，還有蘇維埃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最高法庭主席董必武，以及劉少奇、彭德懷等其他中央黨政軍領導同志，面對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在節約運動中也是嚴以律己，率先垂范，留下了許多感人的節儉故事。

尤為引人注目的是，1934年3月20日出版的《紅色中華》第164期，報道了中共中央機關博古（中共中央負責人）、陳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總執行局黨團書記）、羅邁（即李維漢，中央組織局主任）以及鄧穎超、潘漢年、成仿吾、陸定一、毛澤覃、劉群仙、彭儒、阿金、賈拓夫等23位從白區或其他根據地來到中央蘇區的“外籍”同志，積極響應節省運動號召給該報的信，表示決定“每天節省二兩米，使前方紅軍吃飽飯，好打勝仗”；“今年公家不發我們熱天衣服，把這些衣服給新戰士穿”，并熱忱號召“其他白區來的同志，和在蘇區分了田的同志，都同我們一起，來響應紅色中華的節省號召”！

中央領導同志的率先垂范，教育和帶動了各級黨政干部節省運動的開展。時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的劉啟耀，帶頭回家背米去機關吃，既不要公家發口糧，也不要公家發伙食費。他妻子不理解，埋怨說：“當個主席，連飯都賺不到吃，真是沒用。”劉啟耀聽后，耐心地給她講道理，說共產黨人當官不是為了發財，而是為老百姓謀幸福；我們現在是苦一點，可為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這也是值得的。后來，他妻子想通了，主動從興國老家挑著大米，走了100多里山路，把大米送到駐寧都縣的省蘇維埃政府機關。見到劉啟耀，她嗔怪道：“老公老公，飯要我供。”劉啟耀聽后笑答：“革命成功，吃穿不窮。”

“蘇區干部好作風，自帶飯包去辦公。日著草鞋干革命，夜點燈籠訪貧農。”這首在贛南閩西廣為傳唱的興國山歌，就是當年中央蘇區廣大干部節約奉公、執政為民的真實寫照！

中央黨政機關積極響應

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央人民委員會的號召，迅速得到中央黨政機關率先響應，《紅色中華》都及時作了詳盡報道。

中共中央局機關，“通信員減少百分之三十五，公差完全取消，挑夫減少百分之十五，通信班工作更加合理化一些，具體的規定送信的路線，及送信的時間，各個部門信件，限定在一定時間，集中在收發科送出，有時還可以利用各個機關來的通信員或到中央局的同志以及中央局到那里工作的同志將信件帶去”“辦公火油減少百分之三十，辦法是以木油代火油，無事時把燈熄了。信封減少百分之七十五，在本埠全部用已經用過的信件或毛邊紙自造的信封。文件起草和其他需要盡量用無用文件及油印裁下之紙條，制定了文件印刷散發之標準。油墨大部分用感化院自造油墨，價目比舶來品便宜百分之六十。油印在印二三百張以下用毛邊紙代替蠟紙，鉛筆每月只用以前的百分之十五，毫筆以后每月只用以前的百分之二十，漿糊只用自己造的。郵票減少百分之二十，每日各個部門信件，非機要的及特別快信，完全集交一個同志手中，由他負責發出。火柴以房間為單位，每月一盒，吸煙的兩盒。”“伙食現在已決定每日減少二兩米，并且鼓動蘇區同志自帶伙食，最近準備吃一部分雜糧如蕃薯雪豆等代替谷子，并建了大塊菜園，準備著保證以后自己出產的蔬菜足夠自己的需要。絕對不開客飯，各機關到中央局吃飯的同志，自帶伙食，并加強對伙食的檢查與計劃，保證伙食絕對不能超過”。

中央政府各部也熱烈響應號召，你追我趕開展節省運動。中央政府總務廳“通知各級總務處熬蘇維埃鹽”“自制蘇維埃蚊香”“出版處寫油印盡量采用毛邊紙代替蠟紙，用廢紙包發出的文件” “采辦科全體同志自認出發不領旅費”，并“決定在伙食上每人每天節省二兩米來充裕紅軍的給養”“辦公費大大減少了，如教育部一、二月份（平均）用二百九十余元，三月份已減少到一百六十余元了”。中央國民經濟部請求“減發蘇維埃工作人員的伙食，每人每天油鹽菜錢減至三分（原來四分），食米減至一斤（原來一斤二兩）”。中央糧食部“決定今后該部工作人員每人每天節省二兩米，并實行每人種二十頭菜，節省一分菜錢來更充分的保證紅軍給養”。中央土地部決定“設置節省箱，每人每日自動把錢投節省箱并用紙包好……不要公家發單衣”。

1934年3月，中央審計委員會對中央政府3月份的預算情況進行了審查，在充分肯定預算成績的同時，也總結了政府部門節省運動方面的典型：“關于經費問題與節省運動，勞動部做的最好，國民經濟部次之。勞動部在工作人員方面比經濟部多一七人，而辦公什支的用費卻是一樣多。勞動部買印廠里的紙頭紙尾來辦公，一月只塊把錢，燈火有一定的限制，每月減少預算只七元，修理房屋器具自己動手，每日節省一分菜錢，出發工作的，從遠來買回比較便宜的油鹽，自己種菜養豬，伙食反而較好。尤其他們負責人經常注意經費問題，也能及時舉發貪污浪費行為，差不多整個動員做這一工作。”

◆《紅色中華》報刊登的反對貪污浪費、厲行節約的報道。

4月14日，中央審計委員會在《紅色中華》發布了《關于檢查中央各部三月份節省成績的總結》報告，再次公開表揚了中央政府部門節省的經驗做法，稱：“由于動員得好，每個工作人員都來想法子節省，為著戰爭不肯浪費一張紙，甚至一根火柴，如財政部的節省委員會有調查員，見點著空燈就吹熄，可以合并的燈即合并，因此比上月洋油減少六十兩，樟油減少一百四十五兩，伙食委員會輪流監廚，檢查菜價，貴的不買，到遠點地方去買便宜的油鹽（成躉買），錢節省了，伙食還吃得過。各部都合并辦公油燈，限制點的時間，教育部從前二十盞燈，現只九盞，勞動部每晚只要樟油七兩，總務廳從前每夜用八斤樟油，現只用三斤半，辦公用紙頭，信封用廢紙做。筆墨責令要用好久。勞動部三月份只添買得三角錢筆墨。燈泡注意保護，打壞的少了。司法內務部發火柴每個房子一盒，每月減少二十余盒。出版處同志研究毛邊紙當蠟紙，得到意外成功，減少蠟紙一百三十多張。四月以后可以完全不用蠟紙。同時對于津貼和工資，最大多數不要。四月一日銀行發放上半月工資，當紛紛退回，差不多是全數，各部不要公家發夏衣的，也差不多是全數。”

在中央黨政機關的帶動下，中央蘇區群眾團體、事業單位、國家企業以及各省、縣、區、鄉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紅軍部隊廣大指戰員和廣大群眾，也積極行動起來，在中央蘇區掀起了一場群眾性的持續節省運動高潮，取得了巨大成績。1934年9月11日，在紅軍主力開始轉移的前一個月，中央審計委員會在審計中央各部5月至8月的經費開支后，發布了《關于四個月節省運動的總結》報告，公布了4個月節省運動的戰績：“不僅完成了八十萬元計劃，而且可以說將近超過一倍，即一百三十萬以上，這一估計不會離開實際的。”更令人欣喜的是，審計報告認為，“隨著節省運動的開展，工作人員的勞動紀律提高了，發揚了他們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對革命任務的認識加強了，反貪污腐化消極分子的斗爭開展了，這一成績比節省的金錢還要大，這是偉大的成績，不能以數目字估計的。”

以法制根治奢侈浪費之風

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是中國共產黨和各級蘇維埃政府一項重要而長期的工作。防止和杜絕黨政機關人員奢侈浪費的產生，除從源頭抓起、強化監督外，還必須依靠法制手段予以懲處，不給奢侈浪費之弊以滋生的溫床。對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共產黨人進行了不懈探索。

自開展節省運動以來，一個個貪污浪費分子被檢舉揭發出來。但又出現了一個新問題，這就是由于缺乏一個統一的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法律，造成審判機關在審理案件時，有時出現量刑不準的情況。毛澤東很快發現了這一問題。他找到項英以及時任中央工農檢察部部長何叔衡、中央司法部代部長梁柏臺等人，征求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大家一致贊同毛澤東的意見，鑒于“貪污與浪費密不可分”，必須盡快出臺一個懲處貪污浪費分子的法規。于是，從法制上反對和懲處貪污浪費行為的重大議題，擺上了蘇維埃共和國最高決策者的議事日程。

經過調查研究和多方征求意見，一份專門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法令誕生了。1933年12月15日，由毛澤東等簽署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十六號訓令——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用石印印成大字布告，在中央蘇區廣為張貼散發。該訓令言簡意賅，全文含標點符號僅403個字，其中規定：凡是國家公職人員，“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處以死刑”，對貪污公款五百元以下者，也分別作出了處以半年以下強迫勞動至五年以下監禁的刑罰；對于浪費行為的懲處，訓令明確規定：“蘇維埃機關、國營企業及公共團體的工作人員，因玩忽職務而浪費公款，致使國家受到損失者，依其浪費程度處以警告、撤消職務以至一個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監禁。”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制定的第一份完整的反貪污浪費的法律文獻，標志著反貪污浪費行為的斗爭開始步入了法制化軌道，也為中央蘇區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和懲處貪污浪費行為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依據。

與此同時，為了落實中央執行委員會二十六號訓令和蘇維埃財政經濟政策，進一步強化財經監督，蘇維埃中央政府在“二蘇大會”上進一步完善了審計體制，將原由中央人民委員會領導的中央審計委員會改為由中央執行委員會領導，使中央審計委員會成為與中央人民委員會、最高法院平行并列的權力機關。為使審計工作有法可依，1934年2月20日，毛澤東等簽署了由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阮嘯仙組織起草的中央蘇區首部審計法規——《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審計條例》。該條例共19條，其中第一條就開宗明義，規定了審計的目的，就是為了“保障蘇維埃財政政策的充分執行，裁判檢舉對貪污浪費的行為，使財政收支適合于目前革命戰爭的需要”。為了“裁判檢舉對貪污浪費的行為”，該條例第二條又強調：要加強與反貪部門溝通，“中央審計委員會須與中央、省及中央直屬縣、市工農檢察委員會取得聯系，使更能吸收廣大工農群眾對于審計的意見”。該條例的頒布，為經濟監督和反對貪污浪費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障，也為中央蘇區節省運動發揮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

中央二十六號訓令和審計條例等頒布后，各級司法機關充分運用這些法律武器，認真行使司法職權，及時偵查和審判有關貪污浪費案件，使被揭露的貪污浪費分子受到蘇維埃法律的制裁。據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1934年3月27日公布《關于中央一級反貪污斗爭的總結》報告披露，僅在中央一級兩個月時間就查處貪污浪費分子達43人，“共查出貪污款項大洋二千零五十三元六角六分，棉花二百七十斤，（蘇大會的）金戒子四個”。另據不完全統計，中央審計委員會成立一年多時間里，中央蘇區查處的貪污浪費案件，僅《紅色中華》揭露并受到查處的就有數百起之多。這些貪污浪費分子，大都是管錢管物的財會人員，也有主管的廳長、處長、主任等，分別被判處槍決、監禁、撤職和強迫勞動等處分，在中央蘇區干部中起到了巨大的震懾與教育作用，有力地推動了中央蘇區節省運動縱深開展。

1934年9月11日，中央審計委員會在審計中央各部5月至8月的經費開支后，對中央蘇區開展的群眾性節省運動作了評價，在審計報告中由衷地贊嘆：“在節省運動高潮底下，推動了我們蘇維埃的會計工作的建立，和預決算制度之初步實現。在我們財政經濟戰線上，在蘇維埃法度里，打下了一個根基，使我們可以夸耀著：只有蘇維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尤其在爭取國內戰爭‘無論如何要勝利’的上面，存在著偉大的實際的意義。”這個歷史結論，是完全符合中央蘇區節省運動實際的。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中央蘇區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帶頭“過緊日子”，就是黨和蘇維埃政府為了奪取反“圍剿”勝利、讓百姓“過上好日子”的真實反映，早已載入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群眾節儉奉公、共克時艱的光輝史冊！特別是中央蘇區以制度、法律、重典等剛性措施根治奢侈浪費之風的經驗與做法，給新時代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和領導干部作風建設予以深刻啟迪！

本文為《黨史博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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