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時期，雖然被《馬關條約》以及《辛丑條約》的巨額賠款壓得喘不過氣來，但由于清政府良好的國際信用，有借有還從不賴賬，幾乎所有銀行都愿意借錢給清政府，所以清政府還能借新債還舊債，甚至通過購買英美等國家的國債來賺一點收益來補貼國庫，因此還能讓載洵和薩鎮冰在前往歐美考察時到處“大撒幣”訂購軍艦。

考察船廠的載洵（前排右四）和薩鎮冰（前排右五）

也正是因為清政府的信用良好，出于對《英日同盟》的顧慮，美國決定拉攏清政府在遠東地區對抗英日同盟，所以就有了美國通過伯利恒鋼鐵公司扶持清末新建海軍計劃，包括協助開挖象山深水軍港，設計并建造裝備10門305毫米主炮的無畏型戰列艦等“大手筆”。

然而，辛亥革命一聲炮響后，這脆弱的平衡被打破，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找到美國，希望重拾清政府時期的中美海軍合作計劃，但出于對民國北京政府的執政能力和政策走向存在懷疑，所以美國政府連正眼都沒瞧北京政府一眼，清代時期的海軍合作計劃就此流產。

自從“變了天”后，民國北京政府處在內外交困之中，連當時載洵訂購的那批軍艦的尾款都無法全數支付，導致向意大利訂購的“鯨波”號驅逐艦、向奧匈帝國訂購的“龍湍”號驅逐艦以及向美國訂購的“飛鴻”號練習巡洋艦都因為無力支付尾款而易主他人（“鯨波”號被意大利海軍接收、“龍湍”號被奧匈帝國海軍接收，“飛鴻”號被轉賣給了希臘）。

正在安薩爾多船廠船臺上準備下水的“鯨波”號驅逐艦

試航時的“龍湍”號驅逐艦

建造中的“飛鴻”號練習巡洋艦

就在這種國庫一貧如洗可以餓死老鼠的狀態下，民國北京政府海軍總長劉冠雄卻在1913年3月21日向大總統袁世凱提交了一份總申請撥款額高達3252萬英鎊、為期十年的海軍建設方案——《海軍第一次制艦計劃案》，包括建造26000噸戰列巡洋艦兩艘，10000噸裝甲巡洋艦十艘，5000噸防護巡洋艦十二艘，3500噸防護巡洋艦十八艘，2000噸偵查巡洋艦六艘，3000噸運輸艦六艘，900噸大型驅逐艦二十二艘，400噸小型驅逐艦五十艘，85噸魚雷艇二十八艘，300噸潛艇三十四艘，500噸的布雷艦艇十九艘，水上飛機四十一架以及一系列配套設施。

劉冠雄

對于這種離譜的方案，袁世凱批了“照準執行”后一腳把皮球踢到了國務院，國務總理趙秉均召集國務院會議商討后公議通過，然后一腳把皮球踢回給海軍總長劉冠雄的腳下“照原擬計劃辦理”，然而卻沒有對經費的撥付做出任何安排。

趙秉均

不知道是裝傻還是真的相信政府支持海軍建設，劉冠雄索性在一個月后又提交了一份更加雄心勃勃、為期九年、將日本海軍定為假想敵的造艦計劃，主力為八艘28000噸戰列巡洋艦。對此，國務院直接采取了無視的態度。

然而，在這種“空對空”的假象之下，北京政府和列強銀行團（包括英國匯豐銀行、德國德華銀行、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美國花旗銀行、俄國華俄道勝銀行、日本正金銀行）進行的借款談判也正在激烈進行，這就是在中國近代史上極為出名的“善后大借款”。

出于對北京政府信譽的懷疑，列強銀行團一再逼迫北京政府出讓更多的主權權益作為抵押才能批準貸款。然而其中的德國卻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盤，為了避免北京政府因為財政破產而倒臺，以及出于控制北京政府的目的，德國政府背著其他列強暗示在華德資企業可以以企業的名義借款給中國政府，并以此為條件為德國企業提前攥取部分在華利益。

從1854年開始在上海開設的德資瑞記洋行（創始人是德國猶太兄弟約翰尼斯·安利、彼得·安利以及兩人的同父異母弟弟彼得·嘉柏）于1913年春在德國政府的授意下聯系北京政府財政部，表示可以提供兩筆額度分別為200萬英鎊和120萬英鎊的借款給中國政府，其中一項重要條件是這筆借款中要有一部分需通過瑞記洋行訂購軍艦。

今上海市四川中路320號的安利大樓是當年瑞記洋行的總部

于是，財政部破天荒的聯系海軍部，詢問海軍是否要購買軍艦，并要求海軍分別在200萬英鎊和120萬英鎊的額度下提交兩份切實可行的購艦計劃。

經過精心討論，海軍部確定用那200萬英鎊貸款中的一部分來購買十二艘400噸級的小型驅逐艦和配套的武器彈藥，用那120萬英鎊貸款中的一部分來購買六艘1000噸級大型驅逐艦和配套的武器彈藥。

在向財政部的行文中，海軍部建議在200萬英鎊的借款額度中拿出部分款項委托瑞記洋行訂造的十二艘被稱為“魚雷獵艇”的小型驅逐艦，將這些驅逐艦分散部署在沿海各主要港口充當防衛港口的任務，以解決當時中國沿海各主要港口缺乏新式守口軍艦的缺陷。

至于小型驅逐艦的選型，海軍部瞬間想起了1912年到1913年意大利安薩爾多造船廠和奧匈帝國STT造船廠不斷派人來交涉，為各自船廠建造的“鯨波”號驅逐艦和“龍湍”號驅逐艦催收所欠尾款，當時“鯨波”號尚有56000英鎊的尾款尚未繳付，而“龍湍”號尚有47250英鎊的后續建造款項沒有支付，反復的交涉讓海軍部的官員們對這兩條驅逐艦有相當深刻的印象。

于是，既然手里有了錢，那么小型驅逐艦就干脆從“鯨波”號和“龍湍”號中來個“二選一”，其實這個選擇并不難做，因為瑞記洋行已經替中國人做好了，因為瑞記洋行代理的是德國和奧匈帝國的軍火生意，前清時期就為李鴻章的淮軍和袁世凱的北洋軍代理購買了大量的克虜伯和斯柯達生產的火炮及炮彈，所以瑞記洋行明確規定必須在德國或者奧匈帝國購買軍艦，于是意大利船廠火速“出局”，這十二艘小型驅逐艦通過瑞記洋行的指定落在了曾經建造過“龍湍”號驅逐艦的奧匈帝國的里雅斯特的STT造船所身上。

1913年4月10日，民國北京政府海軍部正式和瑞記洋行簽訂了關于委托該洋行向STT造船廠訂造十二艘小型驅逐艦的合同，要求直接以此時尚未完工的“龍湍”號驅逐艦為原型進行適當改進并采用最新式的機件和武備。并且在合同末尾耐人尋味地加了這么一條：“設當本合同執行有效時，中國政府如欲將此項艦艘改建，原價或增或減，由雙方各派代表議定。”

意思是中方有權在合同執行中臨時變卦更換訂造軍艦的艦型和艦種，只需要對建造費用的差額多退少補，不需要承擔違約責任。

面對送上門來的十二艘驅逐艦的大單，STT造船廠自然是喜不自勝，立即著手開始設計。

“龍湍”號屬奧匈帝國海軍“驃騎兵”級驅逐艦的改進型，排水量389.4噸，艦長68.4米，寬6.3米，吃水1.9米，主機為6000馬力，航速30節。配備兩具450毫米“白頭”魚雷發射管，兩門阿姆斯特朗76毫米50倍徑單管速射炮，四門47毫米斯柯達單管速射炮（“龍湍”號的故事請看本廠長再也無法回歸祖國的驃騎兵，清末新建海軍“龍湍”號驅逐艦的故事一文）。

驃騎兵級驅逐艦二視圖

“驃騎兵”號驅逐艦

以“瓦拉斯迪納”號的名字在奧匈帝國海軍中服役的原“龍湍”號驅逐艦

新設計的小型驅逐艦大體上可以算是“驃騎兵”級驅逐艦的深度改進型，排水量提升至400噸，艦長67米，寬6.3米，吃水1.9米，主機功率和航速不變。魚雷兵器則加強為兩具德國刷次考甫公司457毫米“黑頭”魚雷發射管，炮械兵器則調整為一門斯柯達76毫米50倍徑單管速射炮和七門47毫米斯柯達單管速射炮。單艘驅逐艦連同武器外加彈藥（每艘艦配76毫米速射炮炮彈200發、47毫米速射炮炮彈2100發以及四條457毫米“黑頭魚雷”）費用一共為66150英鎊，十二艘驅逐艦總計793800英鎊。算上接艦回國的人員和保險費用以及瑞記洋行的“中介費”約為85萬英鎊，約占200萬英鎊額度借款中的四成多一點。

合同規定這筆費用分為四期撥付：第一期為軍艦開工之日、第二期為軍艦下水之日、第三期為軍艦試航成功之日、第四期為軍艦交付之日。按照瑞記洋行和STT造船廠簽訂的建造合同，頭兩艘驅逐艦將在1914年年底之前交付，1915年年底之前交付五艘，1916年年底之前交付剩余的五艘。

然而，當瑞記洋行的第一筆借款尚未就位時，1913年4月26日深夜，民國北京政府和列強銀行團談判的《中華政府善后借款合同》終于簽訂，列強銀行團向北京政府出借2500萬英鎊的借款，中方以海關關稅、鹽稅等國家主權權利作為抵押，并允許列強銀行團派員進入中國政府各部門以對借款的去向進行監管。

然而，德國人授意德資企業私底下向中國借款的行為被列強發覺，引起各方強烈不滿，尤其是英國和日本反應尤為強烈，當即下場干涉。

由于瑞記洋行向STT造船廠訂造十二艘驅逐艦的合同不屬于六國銀行團所牽涉的任何一國，所以這筆合同經列強銀行團“審計”后涉險過關。然而在另外一筆120萬英鎊額度借款下的向德國伏爾鏗造船廠訂購六艘大型驅逐艦的合同則被列強銀行團強制取消，但是根據合同最后一條留下的“后門”，中方和瑞記洋行磋商后決定改向奧匈帝國蒙法爾科內的CNT造船廠（的里雅斯特海軍造船廠）訂造三艘“照最新式樣子造成”的1800噸級防護巡洋艦。

隨即，北京政府海軍部向瑞記洋行表示不想繼續執行向STT造船廠訂造十二艘小型驅逐艦的合同，轉而向CNT造船廠訂造一艘5000噸級的裝甲巡洋艦。就此，有“十二太保”之稱的STT驅逐艦沒有等到開工之日，就此胎死腹中。而那條5000噸級的裝甲巡洋艦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無限期停工，最終隨著奧匈帝國的分崩離析而被拆毀，消失于無形。

本廠長繪制的瑞記借款STT船廠造小型驅逐艦側視圖

性能數據

標準排水量：400噸

滿載排水量：420噸

全長：67米

寬：6.3米

吃水：1.9米

動力：兩座三脹式蒸汽機、四座亞羅式水管鍋爐，雙軸推進，6000馬力

航速：30節

武器：斯柯達76毫米單管速射炮一座，47毫米斯柯達單管速射炮七座，457毫米“黑頭”魚雷發射管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