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郫縣農(nóng)科村。一個省委副書記，坐在鄉(xiāng)間小院，端起農(nóng)家飯碗，吃完放下，拿起毛筆，當著兩百多位村民，三個字落紙。

　　沒人知道，就是這三個字，后來會變成席卷全國的經(jīng)濟名詞，讓無數(shù)農(nóng)民靠它脫貧致富。

　　這個人叫馮元蔚，彝名巴胡母牟。他的故事，遠不止這三個字。

　　1930年農(nóng)歷六月廿四，大涼山西昌禮州。一聲嬰兒啼哭劃破彝寨的寂靜。這戶人家，給孩子取了彝名巴胡母牟，漢名馮元蔚。

　　祖上是御封百戶，隸屬尼尼土司家支，聽起來不錯。但到了馮元蔚這代，家道早已敗落。不到半歲，家里揭不開鍋，母親帶著他和五歲的姐姐，先寄居三姨媽家，再輾轉外婆家，一住就是十二年，才回到自己家。

　　六七歲跟私塾先生讀《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十歲插班到羲農(nóng)中心小學讀四年級，成績始終名列前茅。那時候的馮元蔚，大概自己都不知道未來會去哪里。

　　1935年，紅軍長征途經(jīng)大涼山，馮元蔚才五歲。他記住的，不是戰(zhàn)火，而是一個細節(jié)——紅軍戰(zhàn)士借了馮家的門板搭橋，用完之后原物送還，一塊不差。這件事很小，卻在孩子心里種下了一顆種子：真正有力量的人，從不欺壓普通百姓。

　　1950年3月27日，西昌解放。消息傳來，馮元蔚沒有猶豫，立刻趕到西昌報到，成為西昌軍管會少數(shù)民族干部訓練班的第一批學員。訓練原定半年，三個月就被提前分配——涼山太需要會說彝語、懂彝俗的干部了。

　　剛參加工作，馮元蔚就接到一個沒人敢接的任務：調解涼山黑彝羅洪阿子兩家的械斗。

　　在當時的涼山，家支械斗是常態(tài)，有的延續(xù)數(shù)百年，死傷無數(shù)。官府來了也白搭。但馮元蔚沒有擺官威，沒有帶隊伍，一個人走進深山，坐到彝家的火塘邊，用彝語一句一句說，說了幾天幾夜。最后兩家握手言和，后來甚至結了親家。他一戰(zhàn)成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當時心里也沒底，靠的只有一顆真誠的心。

　　1951年5月，馮元蔚被送到成都的西南民族學院深造。彼時學院剛籌建，只有64名教職工，第一期招500名學員，來自西南4省區(qū)24個民族。

　　院長王維舟親自和大家一起扛磚修路。1952年，馮元蔚以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被留校工作。這一留，就是32年。

　　有人勸他別較真，大概整理就行。他搖頭，只留下一句話：這些是彝家的根，不認真，對不起祖先，也對不起后代。

　　正是這份執(zhí)念，讓他在60年代初陸續(xù)整理出版了《勒俄特依》《瑪牧特依》《媽媽的女兒》《我的幺表妹》等彝族民間敘事長詩，還合作出版了《大涼山彝族長詩選》《爾比爾吉》等。其中《勒俄特依》后來獲國家社會科學二等獎。

　　1982年12月，馮元蔚正式擔任四川省委副書記，分管民族事務。從學者到省級領導，身份變了，但他做的第一件事，還是下基層。

　　他走遍四川各個民族地區(qū)，走進偏遠彝寨，看群眾怎么生活，缺什么。那時候涼山很多村子，不通電，不通路，老百姓還在貧困里掙扎。有一次到昭覺縣調研，看到孩子們坐在泥地上，沒有桌椅，沒有課本，用樹枝在地上寫字，他當場眼眶發(fā)紅。回到成都，立刻協(xié)調部門，為彝寨修學校、配桌椅、送課本、選派支教老師。

　　然后就是1994年，郫縣農(nóng)科村的那一幕。

　　農(nóng)民徐紀元在友愛鎮(zhèn)農(nóng)科村開了一家鄉(xiāng)村飯店，想取個名字，一直沒著落。有人推薦找馮元蔚。他特意趕到郫縣，吃了一頓農(nóng)家飯，看著院子依山傍水、充滿田園氣息，當場拿起毛筆，在兩百多村民面前，寫下三個字："農(nóng)家樂"。

　　誰也沒想到，這三個字后來會成為中國農(nóng)村一種新經(jīng)濟模式的專有名詞，在全國遍地開花，無數(shù)農(nóng)民靠它走上了致富路。馮元蔚事后只說：我只是想表達農(nóng)民的喜樂，說到底，是老百姓自己的智慧，我只是做了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從領導崗位退下來，他沒有閑下來。

　　2004年4月，正式退休。但"退休"二字，對他來說只是換了一種方式繼續(xù)干。

　　大涼山出來的彝家苦娃，用89年的時間，走完了一段別人走不完的路。他叫馮元蔚，彝名巴胡母牟。這個名字，值得被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