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史角度看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

莫干山會議的真正意義在于顯示了當時的政治寬松環境，以及青年知識分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積極投身改革的熱情，這正是一個國家興旺的必備關鍵要素。至于其對80年代經濟改革決策的作用，被一些親歷者后來人為夸大了，當今媒體關于莫干山會議的文章，也無不強調它對高層決策的影響力，這是歷史紀事的失焦。

2024年9月10號，也就是莫干山會議閉幕40周年這一天，筆者在細雨中來到了莫干山朝圣。之所以說是“朝圣”，是因為在筆者心中，莫干山不僅是個風景勝地，更是一個精神圣地。莫干山多位知名組織者、參會者，都是筆者的老師或者老領導，筆者可以是“聽著莫干山的故事長大的”。長期以來，莫干山在筆者心中是一種責任、勇氣、遠見的象征，我想很多關心社會命運的同仁們，恐怕也是這種看法。

這天除了參觀莫干山會議舊址，也就是所說的山頂大教堂，還有個意外收獲，發現山頂的蔣介石別墅是另一場歷史上值得書寫的經濟改革會議的舉辦地——1948年蔣介石在此召集王云五、張家傲等人商討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這兩場會議都發生在子鼠年，只不過前一次改革直接加速了國民政府的倒臺，如果沒有1948年幣制改革，國民黨還可能續命幾年，而后一次會議達成的改革共識，事后證明顯然是成功的，是中國史上極少有的自上而下改革成功案例，歷史之間的莫名聯結及反差，也不禁讓人唏噓。

（風景秀麗的莫干山，下圖為1948年金圓券改革會議現場）

話題再回到1984年莫干山會議，關于這場會議，當事人的回憶已經非常多，柳紅女士專門編輯了《1984：莫干山會議》一書，里面收錄了21位當事人的文章，2位當事人的筆記，并且有詳細的會務檔案，可以說不能再詳細了。前些年改革立場的市場媒體活躍的時候，很多報刊也都做過深度采訪報道。

不過看得多了，筆者一方面感激這些寶貴資料的啟發作用，另一方面也覺得當事人構建的莫干山會議敘事，其實與真實的莫干山會議之間有所偏差，這些偏差體現在歷史動力、歷史真相和歷史意義上的描述上；社會傳媒中的莫干山會議，也更多流于英雄傳奇或好人好事的一般敘事，缺乏后人察史的深度和客觀性。為此，本文希望通過依托原始資料的記載，站在一個更寬闊的改革史視角，來如實還原這場改革史中的一場重要會議。

（一）為什么是1984年

在改革史研究界，對早期改革，有“大小年”之說，其中1978、1984和1992是有決定性意義的改革“大年”。人們常常注意到1978和1992，而忽略1984，其實這是承上啟下、關鍵領域破局的一年，從經濟領域講，鄧小平第一次視察經濟特區、設立沿海開放城市、頒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等等都是這一年發生的；諸多新的所有制和管理形式的企業，比如聯想、萬科、海爾、長城、四通、健力寶等也都是這一年誕生的，所以很多人說1984年是“民企元年”。

在意識形態領域，這一年進入一個空前的寬松，前一年的清污運動悄然停止，各種思想探討進一步突破禁區，學術界出現了異常繁榮的局面。當年的國慶35周年游行中，北京大學方陣自發打出的“小平您好”橫幅，就是知識界的這種輕松感的寫照。

所以說，莫干山會議發生不是偶然的，它產生于一個寬松的社會氛圍中，如果之前一年，也就是1983年，能夠召開這樣的一個會議，肯定是不可能，100%會撞在各種運動的槍口上。

那么這種寬松的局面是如何誕生的呢？簡而言之，主要是在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在胡耀邦、萬里等一線領導的努力下，妥善處理了幾波沖擊改革的潮流，包括反對興辦經濟特區的浪潮，打擊經濟犯罪的過火行為（僅1982年，全國審查“投機倒把”等各類經濟犯罪案件就有19.2萬余件，判刑近3萬人），以及 “清除精神污染”中對反計劃體制言論的上綱上線批判行為。

鄧小平、胡耀邦、萬里等人的勇氣和高瞻遠矚，保護了弱小的新興改革力量，賡續和壯大了1978年思想解放以來的社會信心，到了1984年各種改革力量的突破性成長，到1984年鄉鎮企業數量突破600萬戶，就業人員突破5000萬，個體私營企業突破500萬戶，就業人員突破1000萬，計劃外的市場力量已經不可抵擋，社會到了不得不改的一個時刻。

從經濟界知識青年群體本身來講，經過恢復高考以來人才培養的積累，培養了一批數量客觀的優秀研究生、本科生隊伍，他們畢業后有有機緣走向中央農村研究室、國家體改委、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人民日報等改革氛圍濃厚的中央機構，參與一線實踐，對改革的認識不斷成熟。到1984年，我國逐漸形成一批關心改革、并且對改革有初步判斷力、洞察力的青年經濟學者群體。以上是莫干山會議產生的客觀及主觀背景，也是上述的歷史動力問題。

（二）莫干山青年的成功，離不開老干部的保駕護航

莫干山會議是由改革青年們發起的一次會議，在莫干山會議敘事中，會議產生的主角放在朱嘉明、黃江南、張維迎等核心發起者或參與者身上。的確，青年人是這次會議的前臺主角，不過筆者認為，沒有黨內一些開明的老年人，即那些擁有很大社會影響力的高級干部的支持，這個會很難開起來，也很難產生如此強大的影響力。

第一個默默無聞的角色是當時的浙江省長薛駒。那時候，一兩百號人有頭有臉的知名人士開會，一起討論當時仍然屬于意識形態半禁區的問題，是有很大風險的。1983年，中科大副校長溫元凱在合肥召集了外人稱為“全國改革者大會”的會議，邀請了步鑫生、翁永曦等人參加，即受到有關部門的批評。

因此，會議召集人首先排除了最為便利的北京，因為北京干部多機關多，也就是非多，一旦有人告狀，就辦不下去了。這時候，福建、廣東主政者也傾向改革，但是也不敢拍板承辦。

（薛駒）

這時候發起人之一的浙江省政府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佑成，利用可以接近省長薛駒的機會，詢問能不能放在浙江來辦。讓人喜出望外的是，薛駒不僅立即拍板同意，還讓省政府全力去支持這個會。省里為他們提供了位于風景優美的莫干山的省直屬會議中心作為會址，還專門派遣了車隊供會議調遣。此外，薛駒還同意讓浙江省社科院和省經濟研究中心作會議聯合主辦單位，以壯大會議的聲勢。

這里也介紹一下劉佑成，他是莫干山參會人員中行政級別最高的一位。他出生于陜西，1978年考上浙江大學，后來到復旦大學讀研，因為一篇論文受到當時正在杭州休養的中紀委副書記劉順元的賞識，劉把他推薦給薛駒，被破格提拔。不過劉佑成在1989年被開除公職，遠離政界，后來生意做的也不太成功，成了被大家遺忘的人物?，F在提莫干山會議發起組織，就說朱嘉明、黃江南這些人物，把他的功勞忘記，是不公平的。好在張維迎沒有忘記這個同鄉，在《回望》一書中向我們介紹了劉佑成的角色。

另外筆者認為《經濟日報》安崗和丁望也很關鍵，是安丁二人拍板，在《經濟日報》這個中央級大報上發表征文和會務啟示，才收到全國這么多青年人的投稿，讓莫干山會議成為聚集全國精英的一場大會，單憑組織者的口口相傳，也不可能召集這么多人。安崗是老革命，黨內最資深的新聞工作者之一，解放戰爭期間他參與創辦了晉冀魯豫版《人民日報》（卞仲耘曾經是他的屬下），1959年開始擔任《人民日報》副總編。丁望也是資深新聞工作者，早年在胡耀邦領導下，參與創辦《中國青年報》，1989年又去全國工商聯創辦了《中華工商時報》。

參加莫干山的另一位特殊的高級干部是馬賓，他在建國初曾經擔任鞍山鋼鐵公司總經理，發明了影響整個時代的“鞍鋼憲法”。80年代他較為積極參與改革，這次某種程度上是為改革青年站臺。不過進入90年代以后，他逐漸反對經濟改革的代表人物之一，與他當年所支持的這些改革青年分道揚鑣，再次讓人感到歷史變幻的無常。

此外，杜潤生、馮蘭瑞等高級干部支持也很重要，中央農村研究室特意給了1萬元作為經費贊助，解了很多燃眉之急；馮蘭瑞（李昌的夫人）當時在理論界也頗有影響力，她自始至終在支持這群青年。

所以說，莫干山會議雖然前臺主角是青年學者干部，但是背后又是改革浪潮中上下聯動，老中青齊發力的一個生動寫照。放而言之，80年代思想啟蒙的成功，背后也離不開這些“兩頭真”老人的保駕護航，他們既為青年人的思想解放提供了火種，也利用他們的影響力為新思想的傳播提供了庇護，但是歷史的紀錄往往只關注前臺的演員，而忽略了幕后的英雄們。

（莫干山大教堂是莫干山會議的主會場）

（三）莫干山會議的學術性和政治性

莫干山會議的本名是第一屆“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就本身性質來講，它是一場學術思想盛會。這場會議的論文入選者有馬凱、田源、朱嘉明、華生、李克華、李羅力、李劍閣、李曉西、何家成、張鋼、張少杰、張維迎、周小川、徐景安、常修澤、樓繼偉等。

后來《經濟日報》曾經摘發了周小川、樓繼偉、李劍閣、常修澤、杜廈等人18篇文章，內容涉及宏觀體制、農村改革、企業管理體制改革、對外開放等改革的核心話題。筆者這里也有第二屆“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的會議入選論文全集（《騰飛的構想》，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通過這些資料可以看出，莫干山會議的確是當時最盛大的經濟改革學術盛會，是青年經濟研究群體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

不過，我們如果研究當事人的回憶，以及相關資料就可以發現，除了表達學術見解外，會議組織者和部分參與者（筆者強調這是少部分人，而不是所有參與者，大多數參與者還是抱著學術討論的目的）還有強烈的政治意圖，當然這種政治意圖，并不是庸俗地去獲得高官厚祿，而是思想觀點能被采納，本人能夠被選拔重用，獲得參與/影響決策的機會。

就具體而言，莫干山會議組織者的訴求是：

第一, 向老一代爭奪改革話語權。用朱嘉明先生的話說就是，當時的改革話語權基本掌握在50-60歲，甚至70歲左右的人手中，青年人缺乏話語權，他更直白地指出“光靠老一代不行，年青一代應該登上歷史舞臺”。關于這些“老一代”指的是誰，筆者認為應該是體改委、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國務院經濟技術研究中心等改革設計機構的的中老年技術官僚及理論家們。

第二, 促成第二次老青對話。1980年前后，當時國務院主要領導曾經邀請黃江南、翁永曦等四人進入中南海，就國民經濟問題進行對話，后人稱為第一次老青對話，又把這四人稱為“改革四君子”，此后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等也曾經問計于“四君子”。莫干山會議發起者們，希望通過集體造勢，促成第二次老青對話。當然，這里的“老”是指權力金字塔頂端的決策者們。

為此，他們特意擔任國務院領導同志秘書的孔丹和李湘魯參加會議籌備工作，用以影響國務院層面；同時，他們邀請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賈春峰參會，希望通過這個關鍵渠道，讓會議信息直接報送給鄧小平、陳云、胡耀邦等人，用以影響黨中央的層面。

此外，根據當時中組部青干局干部閻淮的回憶，在會議組織期間，發起者之一的黃江南還還專門到中組部進行“游說”，介紹這個會議是一個匯聚了全國改革精英的大會。當時中組部青干局的地位非同一般，負責布置未來接班的“第三梯隊”。會后，主管青干局工作的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李銳更是在《瞭望》上發文，希望部門和各級政府能夠重要莫干山青年。顯然，這都是學術討論之外的東西，“游說”目的不言而喻。

（朱嘉明、劉佑成等人在西湖新新飯店商討會議議程）

綜上所述，會議組織者的初衷并不僅限于在學術，而希望產生某種政治效果。會后發生的事情，也表明他們初步達到了期待，政策影響后面會進一步介紹，就組織影響來講，莫干山會議后，很多重要參會者確實受到提拔重用。比如，田源被提拔為國家體改委委員，河南省委書記劉杰親自到北京，點名幾位莫干山會議骨干擔任該省“咨詢委員會”成員，朱嘉明和黃江南還分別被任命為省體改委副主任和省外經貿委副主任。

（四）莫干山會議的真正歷史意義

再說莫干山會議的的意義，這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當事人和媒體的歷史構建中，往往側重于描述莫干山會議對改革決策的影響力，好似因為莫干山會議影響了中國的關鍵改革決策，改變了歷史的進程，它才顯得這么重要。甚至有很多人說，莫干山會議是影響中國經濟改革的“三大會議”之一，與巴山輪會議、玉泉山座談會等齊名。

最能體現這個觀點是，某莫干山會議核心組織者曾經在他的回憶文章中指出，莫干山會議在以下幾個方面影響了中央決策：

1、縮小指令性計劃，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調整政府的經濟職能，實行政企分開，被一個月后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采納，意見寫進《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認識和決策上的重大轉變，與莫干山會議的意見有很大關系”；

2、價格改革實行調放結合、最終完全放開，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在上報的價格改革專題研究報告上，趙紫陽、張勁夫都直接作了肯定的批示；

3、農村糧食購銷體制改革的意見，寫進了1985年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

4、國有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自負盈虧的意見，后來導致國資委成立、國企委托授權獨立經營；

5、沿海開放帶、中心城市多功能、金融體制改革、發展資本市場等意見，后來也都程度不同地吸收進中央決策。

筆者認為，如果詳細考證經濟改革決策過程，這些觀點都是很難成立的。

首先，就事實來講，十二屆三中全會的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稿早在8月份就殺青，最關鍵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改革目標，早在7月中國社科院院長馬洪致中央最高層的信中就提出，他的意見得到多數領導的肯定；9月9日國務院主要領導致信鄧小平等人，再次提出這個改革設想，得到鄧陳的一致贊同。而莫干山會議是9月10日閉幕，會議簡報至少在中旬在送達中央領導案頭，所以從時間順序上講，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決議與莫干山會議沒有任何關系。

至于90年代改革中的設立國資委、銀監會、建立資本市場之類的決策，距離莫干山會議召開已經多年，一場朝堂之外的學術會議的思想波及力很難持續這么久，說是莫干山會議與其相關，更是很牽強。

其次，就當時決策機制講，莫干山青年絕大多數是處級以下的基層工作人員，雖然某些人有一定的渠道去影響中央高層，但是總體而言，他們的言論對上層決策影響還是很小的，我的報告被某位領導看過、圈閱過，并不意味著我的思想成為中央決策方針。從筆者掌握的改革史料看，能夠對決策層起到直接影響作用的還是薛暮橋、馬洪、劉國光這些老資格的經濟學家，在整個80年代，就連吳敬璉、高尚全這些中生代經濟學家，影響核心決策層的機會也是有限的，這些50年初出茅廬一代，真正有較多參與中樞決策，是到了90年代之后。

改革史研究界，對莫干山會議的政策影響力最肯定的其價格改革主張（當時的國務委員張勁夫曾經專門聽取了他們的意見，并且將他們的正式報告轉送了國務院主要領導， 10月10日，國務院主要領導也給予批示），莫干山會議參會者也普遍認為80年代的“價格雙軌制”改革系受他們影響的結果，為此，華生、張維迎、羅小朋等還產生了“雙軌制發明權”的爭論，筆墨官司一打就是一二十年。

不過，對于“價格雙軌制”改革是否系受莫干山會議啟發，早在1988年就受到吳敬璉、石小敏等人的質疑，從原國家體改委主任陳錦華和原國家物價局局長成的回憶看，價格雙軌制其實早在1982年就開始探索實踐，提出這個想法的是當時的國家經委主任呂東。

筆者的看法是，我國的經濟改革路徑基本無一例外是一線人員（包含干部、企業負責人、群眾等）在實踐中探索出來的，理論界起到的是梳理和歸納的作用。對于“價格雙軌制”改革，張維迎、華生等理論學者毫無疑問擁有理論發明權，但是實踐層面上的雙軌制改革早于莫干山會議就存在了。

其他領域改革也是，在實踐中，對于如何改、往哪走，其實社會上早已形成一定的共識，一些具有很強理論敏感性和構建能力的學者，將改革思路歸納、升華無疑對改革有巨大促進作用，但是他們擁有理論發明權，而不是實踐發明權，就像只能講法拉第是電磁理論的發明者，而不能說他是電磁現象的發明者。

總之，莫干山會議對中央決策影響力，并沒有一些親歷者后來所宣揚的那么大。喜歡講觀點如何寫進中央文件，影響了決策，背后是中國社科界知識分子的一種濃厚“上折子”心態，似乎做學問的最大價值在于被中央采納，而不是思想價值本身。如果刻意強調莫干山會議的“折子”影響力，實質是扭曲了莫干山會議的本身的歷史意義。

（莫干山會議討論現場）

那么莫干山會議因何而重要呢，它的真正歷史價值在哪？我們今天為什么還在紀念莫干山會議呢？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

第一，就莫干山會議本身來講，莫干山會議最重要的是促進了改革青年群體的形成，他們成為日后領導中國經濟改革的一支重要骨干力量，以及這個群體對社會發展發揮了價值引導作用。所以，莫干山會議的真正意義不在當時，而在未來；不在政策影響力，而在價值影響力。

具體來說，莫干山會議后，這些活躍的改革青年的又接連舉辦過數屆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陸續有其他改革青年加入（如宋國清、馮侖、朱民、馬飚、馬建堂、盧中原、吳曉求、黃方毅等），形成了以莫干山會議為紐帶的一批數量客觀的經濟學家群體，他們的數量大概有數百人，基本上匯聚了當時中國經濟學界的精英，筆者姑且稱呼這個群體為“莫干山青年”。

盡管這些人日后職業發生分化，有的走上學術道路，成為社會上擁有頂級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有的從政，成為財經領域重要主管領導，甚至有的下海經商。但是無論他們從事什么，他們都是一批思想性人才，不僅為中國此后二三十年的改革提供了策略性方案，更為中國發展轉型提供了價值導向，那就是：對外開放、約束公權、保護私權、建立法治。尤其是在改革過程中出現反復和曲折的時候，他們充分發揮了保衛改革價值的作用。

第二，從側面看，莫干山會議體現了當時青年人的對國家、社會命運的擔當精神，甚至莫干山參會者中不乏高干子弟，那個時代青年人的憂患意識、民本意識、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意識，是值得后人學習的，與進入90年代后青年人社會責任感以及思想價值探索欲望的集體性消失，形成鮮明對比。

當然這不是在責怪當下青年人不努力，最值得反思這種現象的不是青年人本身，而是掌握社會話語權和資源的階層，青年人的價值取向的轉變，只不過是這個社會綜合進取力衰退的一個部分寫照而已。

第三，莫干山會議體現了當時雖然仍有一定禁區，但是總體上還是允許對關鍵話題進行探索、討論，并且官方與社會可以進行良好互動的寬松氛圍，這也是后人所樂意回味的。筆者以前一再強調，早期改革之所以能成功，原因不是頂層規劃設計地多么好，而是那個時代尊重基層首創，尊重學界的意見?；鶎訉嵺`者和知識分子難免有意氣用事、天真，但是集思廣益、廣開言路，是制訂正確方針的前提。

所以說，我們不自覺地去紀念莫干山會議，不是因為這個會議本身多么重要，是經濟改革上的“遵義會議”，更重要是紀念那個時代青年群體，以及那個時代本身的精氣神，這種精氣神是那個時代改革成功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繼續深化改革，實現現代化質的突破所必需的。

（本文部分內容發表于《中國改革》2024年第5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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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佑成：《莫干山會議始末》

陳錦華：《國事憶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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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致平：《從山重水復到柳暗花明——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始末》

徐景安：《我所親歷的改革決策過程》

石小敏、劉吉瑞：《經濟學家首先要尊重歷史和事實—評華生等 <中國改革十年 回顧篇> 》

羅小朋：《價格改革歷史述評》

林兆木、張卓元：《價格改革、承包經營和“七五”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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