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藝人爆紅以后，粉絲無不期待自己的偶像自立門戶，可以“不受那個鳥氣”。

但是他們不知道，解約這條路，其實溢滿了血腥味。

3月初，有傳聞稱，迪麗熱巴和嘉行傳媒結束了13年的長約。

在過去幾年，迪麗熱巴粉絲和嘉行摩擦不斷，經紀宣傳團隊長期被指控失職，后勤保障屢遭吐槽。粉絲們長期抗議嘉行“強帶新人，消耗熱巴”等等。

滯留迪拜事件，讓粉絲的怨氣到達頂峰。網友普遍認為，這是嘉行續約失敗的報復。實際上，該航班為熱巴自己所選，而續約與否早就確定了。

不過，之所以迪麗熱巴被傳自立門戶，是因為她換了經紀人團隊——張小斐前經紀人郝阿三成為了她的新經紀人。但據「文娛春秋」所知，郝阿三其實是入職了嘉行的，所以，即便更換了經紀人，但約還在（或許也是換了合作模式）。

身為藝人，永遠比粉絲更知道自身的真實處境。

即便是約滿不續，也遠遠不是簡單的分行李，利益的牽扯盤根錯節。更何況是長達13年的合作，打斷骨頭連著筋，獨立運營不僅很多事要重頭再來，可能還有許多潛藏的風險。

當然藝人也不傻，續約必然已經保障了充分的自主權和利益，甚至可能是代理式合作。對于雙方，這無疑算得上是雙贏。

或許，會有許多人感到惋惜。畢竟對于頭部藝人，能無傷離開第一個經紀公司的機會，很可能一生只有一次。

大出血解約的趙露思，可能就深知這一點。

2025年8月，趙露思以一條空白文案的微博，拉開了手撕銀河酷娛戲碼的大幕，緊跟著曬重度抑郁重度焦慮的評測報告，直言“不用你們封殺，我不干了”，隨后多次直播，硬懟公司在她生病期間虐待、私自劃賬，一副魚死網破的架勢。

然而輿論戰看起來慘烈，趙露思卻始終沒有提起訴訟的意思。

據多個媒體報道，若是按照內娛頂流藝人違約金“按年收入數倍計算”的行業慣例，加上合約約定和預期損失，趙露思解約的違約金可能高達4億。

若是官司再拖個一兩年，恐怕等官司勝訴，圈里都已經沒有了趙露思的位置。

2025年11月，輿論戰大優、職業前景卻十分不妙的趙露思，在生日音樂會上宣布正式與銀河酷娛解約，并成立個人工作室“熠而叁思”。這家工作室的大股東，是虎鯨娛樂100%控股的大魚快樂，與銀河酷娛前創始人李煒的合資公司。

趙露思和銀河酷娛解約的代價，則是虎鯨娛樂通過“后續演藝分成抵扣”的方式，為趙露思支付了約5000萬“贖身費”，同時，趙露思還放棄了部分已拍攝作品的版權費。

事實上，沒幾個頂流像趙露思這樣自毀式鬧解約。近年來，藝人申訴解約，除非有實質性證據，證明公司有重大違約，否則就是一場大概率會輸的血戰。

藝人的爆紅期就那么幾年，沒人愿意在這樣的血戰中消耗自己。

更何況，即便血戰還有可能會輸。

為什么藝人解約變得這么難？

這還得從三十年前說起。

-合約本是你想解，想解就能解-

1997年，隨著王京花成立黑海紅日，內地才有了第一個正式的經紀公司。

到2000年，華誼簽入馮小剛、并購黑海紅日，與鑫寶源、榮信達組成京圈三駕馬車，娛樂行業進入了蠻荒時代。

此時，國內的電影屏幕不到2000塊，電視劇年產量7000集，一部電視劇的總賣價不過幾百萬。

資源幾乎完全掌握在公司手中。

幾乎只有簽了這些大佬公司的藝人，才能從中獲取資源。

此時，藝人的演藝經紀合同，一般被司法認定為委托合同，有時也被認定為勞動合同。

藝人擁有單方面解約權。

唯一需要解決的是，解約之后的資源問題。

1999年，范冰冰不滿瓊瑤公司長期讓她演配角，提出解約。瓊瑤因此震怒，大罵她“就是丫鬟的命”，并將她告上法庭。

然而震怒歸震怒，根據《合同法》第410條，藝人可以單方面解除委托合同，范冰冰以賠償15萬（一說20萬）換取了自由身。

范冰冰敢跟瓊瑤甩臉，自然也離不開當時的大佬、皮卡王影視董事長賈云的支持。賈云聲稱要幾百萬捧范冰冰，是當時金鎖最大的底氣，也確保了瓊瑤的影響力不至于干擾自己的發展。

這一案例，后來也成為司法實踐中的常規做法。

因為這一司法實踐，雙方都更傾向于坐下來討價還價，盡快了結。

張雨綺私接《白鹿原》，并在發布會上單方面宣布與星輝解約。哪怕她違約在先，法院也沒有支持星輝的1400萬索賠要求，更沒有支持原經紀約繼續有效，星輝上訴也沒能改判。

總而言之，在2013年以前，藝人與經紀公司之間，無論具體合同怎么簽，經紀公司勢力有多大，只要藝人想解約，基本都能得到法院支持。

對于藝人而言，在絕大多數情形下，甚至不必擔心賠多少錢，法院并不支持天價賠償。如果公司有核心違約行為，藝人甚至無需賠償。

《情深深雨濛濛》（2001）中飾演 “陸夢萍”的樂珈彤，因長期無戲可拍，起訴解約，就無需賠償，因為她長期無戲可拍是事實，屬于公司違約。

選秀藝人要例外一些，也無非是賠償金額的確高不少，陳楚生創下過950萬的賠償金記錄（實際調解金額要低不少）。

實操中，除了2009年熊天平解約案被法院判決繼續履約外，沒有其它案例。

2012年，事情發生了變化。

-合約不是你想解，想解就能解-

2012年，竇驍起訴新畫面要求解約，遭新畫面反訴接私活、私接代言，并舉證竇驍私接活動59場等違約行為。

竇驍主張經紀合同是委托合同，適用《合同法》410條，可以單方面解除合約。

這一次，北京中院更改了司法實踐慣例，將演藝經紀合同認定為多屬性混合合同，在公司不存在根本違約的情況下，藝人不可以單方面解除合同。

由于竇驍存在根本違約事實，法院判定合約解除，竇驍須賠償私接活動損失100萬和毀約損失200萬。

北京高院二審維持了這一判決。

盡管法院沒有支持新畫面的高額索賠需求，但是這一判例釋放了極其重要的信號：演藝經紀合同，不再被北京法院認定為委托合同，藝人也不再享有任意解除權。

2012年，因《步步驚心》爆紅的林更新，拒絕出演《步步驚心2》，與唐人的矛盾迅速激化。

2012年12月，林更新按照藝人解約的常規流程，委托律師向唐人發《解除合約函》，以公司未履行經紀藝人、資源分配不公、雙方缺乏信任基礎等理由，單方面提出解約。

唐人書面回函拒絕解約。

2013年2月，雙方對簿公堂。

2013年中，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認定經紀合同是委托合同，基于雙方信賴，現在雙方已喪失信任基礎，援引《合同法》第410條，合同自林更新發函之日起解除，發函日之后接拍《痞子英雄》不算違約，并駁回唐人的訴訟請求。

2013年12月，上海中院二審判決，明確將演藝經紀合同定性為“兼具委托、勞動、行紀、居間特征的混合合同”，排除了《合同法》410條，判定林更新的解約行為屬于違約，需要賠償公司損失195萬元。

這并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也沒有影響解約的結果，但是最對整個行業，卻有著里程碑的意義。

從北京高院對竇驍案的判決，到上海中院對林更新案的終審，演藝經紀合同從此被司法實踐認定為混合合同。

所為混合合同，即司法認為，經紀合同不僅包含演出安排，還含商業運作、包裝推廣、著作權許可，各部分相互聯系、相互依存，構成完整的權利義務關系，因此不能單方面解除，除非一方根本性違約。

藝人從法律性質上，失去了任意解除的權利，也失去了想走就走的可能。

隨著經紀合同法律性質的變化，法院的判決自然也產生了變化，于是有了2015年的蔣勁夫案。

-訴訟解約也會敗訴的時代來臨-

2013年，蔣勁夫出演《軒轅劍天之痕》爆紅，隨后參演多部劇集和綜藝，成為一線小生。2015年，蔣勁夫與唐人矛盾公開化，于9月發微博單方面解約。

雙方隨后進入訴訟程序。

蔣勁夫認為唐人妨礙其事業發展，并拖欠費用，資源分配不均，同時主張演藝經紀合同是委托合同，自己享有解除權。

2016年，法院一審判決，駁回了蔣勁夫了訴求，判詞重點是：演藝經紀合同是混合合同，唐人沒有核心違約，藝人不能隨意單方面解除，蔣勁夫仍然需要繼續履行經紀合同，且須賠償唐人經濟損失200萬元。

2017年，二審終審維持原判。

蔣勁夫不得不繼續做唐人旗下藝人。在此期間，喜天影視提前悄悄打理他的事務，但由于官司耽誤，加上合約在身，諸事不便，蔣勁夫已經失去了最好的發展機會。

2018年，法院對于金晨訴訟解約的案件，維持了一樣的判罰：不予解約。

從竇驍的北京第一案，到林更新的全國示范性二審，到蔣勁夫的解約失敗，司法一步步收緊了藝人解約。

根據2015–2020《中國藝人經紀合同糾紛司法裁判大數據報告》，藝人主張解除合約的案件，法院判決繼續履約的，占了20%以上。

在2015年以前，藝人申訴解約失敗的案例，幾乎為0，只有熊天平一個孤例。

越來越多的藝人，即便打官司也無法解除合同，只能繼續履約，還面臨賠償和公司的雪藏。

界面新聞援引法律界共識報道：“過去的經紀合約官司通常都會判決解約，但是近幾年來不解約的判決越來越多。”

司法為什么會收緊解約？

-前人砍樹，后人遭殃-

“若視為委托合同允許單方解除，將鼓勵成名藝人惡意解約，破壞行業秩序。”——法院對林更新案的核心判詞，在后來的蔣勁夫案、金晨案反復出現。

這句話已經表明了司法收緊的原因。

單方面解除權，導致一紅就解約的現象有普遍化的趨勢，對行業發展不利。

2005年，周筆暢獲得超女亞軍，從素人一躍成為爆紅藝人，4個月后，周筆暢單方面宣布解約，最后賠了500萬獲得自由身。

從此，爆紅就解約成為選秀藝人的常規操作。2009年，陳楚生被法院判為惡意違約，但最終結果仍然是650萬換來自由。

相比賠償，不用給原經紀公司高額分成的誘惑實在太大了。

隨著影視行業的發展，這個誘惑也在蔓延。

2008年開始，商業院線大爆發。到2012年，影院超過3500家，銀幕數達到13118塊，是2005年的5倍有余。

2012年的電影總票房達到170億，是2005年的近9倍，2008年的4倍多。

電視劇市場，由于視頻網站的瘋狂競爭，各類新資本的進入，2012年，電視劇產量達到18000集，全球第一，平均單集售價臺網加一起75萬，最高已經達到單集200萬。

在這種大爆炸式的發展背景下，藝人的片酬堪比坐火箭，頭部藝人電影片酬2000萬、電視劇單集片酬70萬，都已經不是新鮮事。

爆紅前后的片酬差距百倍不止，自然推動了藝人的解約意愿。

根據上海交大的調查數據，2005年以前，年解約官司小于5件。自超女解約潮，每年的解約官司10到15件，到2008年影視爆發年，每年的解約案暴漲到50-80件。

這使得司法不得不從行業健康和長遠發展的角度，快速大力地收緊藝人解約。

一紅就解約，很難單獨從某個角度定性是非，比如辛芷蕾單方面與梁婷解約，從雙方的角度都各自有話說。梁婷覺得我一分錢不賺就是想把你打造成文藝大咖，辛芷蕾認為我現在真的很需要商業化賺點錢。

但從行業客觀角度，藝人可以任意單方面解約，是極大的風險，藝人和經紀公司的互信關系被先天埋了一顆雷。

那些走在前面的藝人，多少對后來某些事情產生了負面影響。

司法一收緊，藝人從 “想走就走”，變成“輸官司、賠大錢、甚至走不了”。

藝人解約成功率從2009以前的100%，變成了2015年以后得50%以下。

黃婷婷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一審被判繼續履約，二審雖然解約成功，但因為付不起高額賠償金，成了失信被執行人，工作大幅度停擺數年之久。

解約風險的血腥味，逼迫藝人更審慎地對待自己簽下的合約。

在行業擺脫草莽、走向正規的三十年，合約，一步步蛻變成為契約。

藝人親手為自己星途，戴上了黃金枷鎖。

也許下一步，司法會進一步完善，為枷鎖送上一把鑰匙，用來掃清那些利用灰色地帶牟利的經紀公司。

撰稿 | 船長

策劃 | 文娛春秋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