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壹杰律師
北京觀韜（溫州）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

導讀：面對未成年人溺亡的悲劇，家屬的悲痛可以理解。但在法律實踐中，能否獲得賠償，關鍵不在于“誰管這片地”，而在于“管理與缺失”與“損害結果”之間是否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因果關系。本文通過張壹杰律師代理的案件，為你深度解析法院如何審查“因果關系”這一侵權責任的核心要件。

案情復盤：6歲兒童河道溺亡，家屬狀告七家單位

這是一起令人痛心的生命權糾紛案。2021年4月，年僅6歲的周某某與5歲的妹妹在某橫河岸邊玩耍時不慎落水，周某某經搶救無效死亡。其父母將某街道辦事處、某農業農村局、某村委會、前京村委會、某區交通運輸局、某市交通運輸局、某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等七家單位告上法庭，索賠68萬余元（二審變更為76萬余元）。

家屬認為，涉案河道存在一個很大的護欄缺口，且缺口下方水深數米，存在嚴重安全隱患。各被告作為河道、護欄或土地的管理者，未及時修復缺口、未設置警示標志，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應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本所張壹杰律師作為某單位的代理人，參與庭審，最終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22）浙03民終241終審判決，駁回家屬的請求，維持原判。

代理策略：從“主體適格”到“因果鏈斷裂”，精準拆解侵權四要件

本案的核心爭議焦點在于：河道護欄的缺口，與周某某的溺亡之間，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我們在代理本案時，并未局限于“誰的職責范圍”這一表層問題，而是從侵權責任構成的四個要件入手，構建了嚴密的防御體系。

一、 厘清主體，各個擊破：誰才是真正的“管理者”？

面對七名被上訴人，我們并未急于“自證清白”，而是首先精準切割行政職能與民事侵權責任的邊界。

1. 針對交通部門（某市交運局、某區交運局）：我們向法庭提交了相關批復等關鍵文件，證明涉案路段在案發時已由農村公路調整為城市路網。依據規定，城市道路的管養職責屬于行政執法部門，而非交通部門。因此，我方當事人對涉案“河道護欄”既無行政監督義務，更無民法上的管理責任。
2. 針對某自然資源與規劃部門：我們明確指出，其職能僅限于土地征收的安置補償方案擬定與落實，如支付補償款、核定指標等，與現場設施的維護管理完全無關。

律師解讀：在涉及多個政府部門的侵權案件中，不能簡單地認為“誰征地誰負責”或“誰管路誰負責”。必須嚴格審查各部門的法定職責范圍，區分行政職能與民事侵權責任，才能避免主體不適格帶來的訴訟風險。

二、 事實錨點：監控還原，孩子“下河取水”是事故主因

除了主體資格，我們更著力于還原事發時的客觀事實。我方提供的證據鏈清晰地指向一個關鍵事實：孩子并非“不慎從缺口跌落”，而是主動下河玩耍。

• 監控視頻顯示：事發前幾分鐘，周某某與周密手持礦泉水瓶在岸邊逗留，周某某曾下河取水，隨后二人跑向缺口處。
• 現場勘驗結論：所謂的“護欄缺口”下方并非深淵，而是有一段由石塊凸起形成的“非正式臺階”，且旁邊有小樹。這從側面印證了二人很可能是為了取水或玩水，主動沿著缺口處的臺階下到水邊，從而發生意外。
• 日常經驗法則：涉案缺口位于停車區域，與道路相隔數米，且設有路障。正常人正常通行時，從該缺口處“顛落”入水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律師解讀：侵權責任的核心是“過錯”。當受害方的行為（尤其是未成年人監護人監護不力）是導致損害發生的直接原因時，即便管理方存在輕微瑕疵，也可能因因果關系的斷裂而免責。

三、 法律適用創新：無強制標準，不構成“違法性”

我們在代理中還提出一個關鍵的抗辯點：現行法律、法規對河道兩岸是否應當設置護欄及警示標志，并無任何強制性標準和規定。

本案中的“護欄”實為建筑物拆除后遺留的墻體，其存在本身是為了加強通行安全，而非法律意義上的河道護欄。要求管理者對一處非強制性的、歷史遺留的墻體缺口承擔賠償責任，缺乏法律依據。

司法觀點總結：侵權責任中“因果關系”的認定規則

本案最終由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落槌，其裁判觀點對同類案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法院認為，侵權責任的成立，必須具備主觀過錯、違法行為、損害事實、因果關系四個要件，缺一不可。

在本案中，因果關系無法成立，理由有三：

1. 行為主導：從監控和現場情況推斷，周某某、周密系自行下河取水玩水所致，而非正常通行中意外跌落。
2. 法律無強制性要求：法律并未強制規定河道必須設置護欄，涉案墻體缺口不構成“違法行為”。
3. 監護人責任：受害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其父母（上訴人）未盡到應有的監管和教育義務，是導致悲劇發生的直接原因。

法院核心結論：“各被上訴人即便對于涉案河段缺口的問題存在侵權法上的過錯，亦不具備侵權責任的成立要件。” 這確立了在類似案件中，必須嚴格審查“受害方行為”是否切斷了因果關系的裁判標準。

寫在最后：以案為鑒，厘清權責

每一個生命的逝去都令人惋惜，但法律的歸法律，情感的歸情感。作為法律從業者，我們的職責是在法律的框架內，精準界定責任，維護公平與正義。本案的勝訴，并非對生命的漠視，而是對法律邏輯和證據規則的堅守。

對于廣大公眾而言，此案也是一個深刻的警示：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第一責任人，加強安全教育與監護，是避免此類悲劇發生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