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銀行的IPO堵點與平臺成色利弊丨正經深度

文丨康康編輯丨杜海

來源丨正經社（ID：zhengjingshe）

（本文約為4900字）

【正經社“銀行升級戰”觀察之60】

趙紅兵就任董事長后，湖北銀行的十年IPO長跑明顯提速。

2月10日，湖北銀行官網“投資者關系”欄目公布的《湖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發行情況報告書》（下稱：《報告書》）顯示，其18億股76.14億元定向增發已經完成，注冊資本從約76.12億元增至94.12億元；發行對象為53位法人股東，除現有18位外，還新增國有法人股東35位，國資認購比例超過96%。

《報告書》稱所募資金將全部用于補充核心一級資本，但事實上本次定向發行還被賦予了打通上市路上多個堵點的使命。

更值得關注的是，由于獨特的誕生背景、股權結構以及資產投向，湖北銀行長期被金融圈和學術界視為“政府融資平臺型銀行”（另有文獻稱之為“財政影子銀行”、“政銀協同型銀行”），定增后，國資的控制力進一步增強，會不會進一步強化政府融資平臺型銀行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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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資扎堆認購

根據《報告書》，認購的53位法人股東中，除了勁牌有限公司是民營企業外，余下52家均為國資。

52家國資中，第一大股東湖北宏泰集團由湖北省財政廳100%持股，本次定增中出資15.23億元，維持19.99%的持股比例不變；由湖北水利發展集團有限公司100%持股的國有企業湖北禹龍水利水電工程有限公司出資6.12億元，認購1.45億股，成為第十大股東；余下50家均為湖北省各市縣的城市建設投資集團（城投）、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而它們的上層股東通常是各市縣的財政局、國資委。

正經社分析師注意到，經過本次定增，湖北銀行的股權結構、資本實力和戰略定位均發生了明顯變化。

一是股權結構進一步向國資集中。

國有資本持股比例由定增前的81.21%增至84%以上，直接導致股權結構由定增前的“多而雜、協調難”向“多而統、國資網格化協同”轉變。

表面看，定增后股東數量由3552戶增至3579戶，股權結構變得更加分散，但分析新增法人股東的背景可以發現，35位新增法人股東中，除了湖北禹龍水利水電工程有限公司是省屬國企，余下34家均為湖北省內各市縣級的政府平臺公司和地方國資控股企業，所以本次定增不能簡單理解為“加人頭”，而是要構建“省屬國資引領+全省市縣國資網格覆蓋”的股權新格局。

二是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脫離“紅線”邊緣。

根據湖北銀行年度報告和第三支柱信息披露報告提供的數據，2019年至2025年三季度末，湖北銀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分別為11.80%、11.01%、10.58%、9.37%、8.71%、7.94%、7.74%，呈不斷下降趨勢。到2025年三季度末，已經逼近監管劃定的7.5%的紅線。

根據《報告書》披露的信息，本次發行募集資金將全部用于補充核心一級資本，定增后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上升至8.96%，為湖北銀行未來的信貸擴張（特別是是對省內重大項目的支持）留出了更大的杠桿空間。

三是業務進一步與“大財政”綁定。

雖然《報告書》宣稱定增后業務和業務結構不會發生重大變化，但是財政和國資部門對湖北銀行控制力的增強，必然導致湖北銀行與湖北省“大財政體系建設”的協同程度進一步提升。

2024年8月以后，湖北省的“大財政體系建設”明顯加快。

2025年4月，湖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正式印發《湖北省深化國有“三資”管理改革推動大財政體系建設走深走實總體工作方案》，提出通過盤活國有“三資”（資源、資產、資金）、統籌財政、金融、投資資源，實現財政資源高效配置、防范化解債務風險、支持高質量發展。

同年11月至12月，湖北省的“十五五”規劃建議中，“加快大財政體系建設”被明確納入全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

湖北銀行2024年年度報告披露說，2024年，湖北銀行就率先響應湖北“大財政體系建設”工作要求，創新產品、單列額度服務“三資”盤活，成功探索打造了城市供水資源盤活、鄉鎮水庫水廠資源盤活、智慧停車資源盤活、存量房資產盤活等一系列模式，發揮了較好的示范引領效應。

各市縣級政府平臺公司和地方國資控股企業增資入股后，政銀協作必然進一步顯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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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IPO堵點

上述變化，打通了湖北銀行IPO路上的諸多堵點。

從2015年IPO被提上議事日程至今，湖北銀行的IPO之路已經走了10年有余。雖然2023年3月便傳出提交上交所的上市申請材料已獲受理，但是直至2026年3月申請材料仍處于“已受理”狀態。

正經社分析師注意到，湖北銀行IPO進展緩慢，除了最近兩年A股對金融機構特別是中小銀行的IPO審核更趨審慎的因素之外，更多的還是與湖北銀行自身的問題有關。

首先是盈利途徑過度單一。

根據年度報告提供的數據，2020年至2024年，湖北銀行利息凈收入占營收的比重分別達94.13%、86.00%、85.65%、79.14%、73.83%，投資凈收益占比分別為3.22%、15.64%、11.14%、10.38%、12.90%，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分別為2.40%、1.29%、3.13%、2.50%、3.14%。

利息凈收入占比明顯高出同期城商行平均水平，而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一直偏低，雖然投資凈收益增長較快但極不穩定，表明傳統的“吃利差”仍然是盈利的主要途徑。

最近幾年，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市場利率持續下行，導致商業銀行凈利差不斷收窄。2022年至2024年，湖北銀行的凈利差就從2.08%一路下降至1.60%。過度依賴利息凈收入的結果是營收持續承壓。

面對凈利差持續收窄給營收帶來的壓力，湖北銀行選擇了擴大資產規模予以對沖。

根據年度報告和《報告書》提供的數據，2020年至2025年，湖北銀行的資產總額分別為3044.68億元、3501.95億元、4035.45億元、4608.49億元、5231.11億元、6214.56億元，同比增速分別達16.09%、15.02%、14.93%、14.20%、13.51%、18.80%。

2025年3月，趙紅兵擔當大任后不久，又提出力爭“2027年資產規模破萬億”的戰略目標。

依靠資產規模快速擴張，的確實現了營收增長的目標。根據年度報告提供的數據，2020年至2024年，營收或同比增速分別為-2.7%、-1.9%、16.47%、8.77%、4.53%。2022年以后同比增速明顯加快，但同時又引發兩個重要的問題：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和不良貸款率持續承壓。

因為湖北銀行的資產規模擴張速度過快，凈利潤留存補充核心一級資本的速度遠遠跟不上風險加權資產總額的增長速度，直接導致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不斷下降。到2025年三季度末已經下降至7.74%，逼近監管紅線的邊緣。

根據2024年1月1日起實施的《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逼近監管紅線，高資本消耗業務（比如對公信貸、房地產開發貸、部分制造業中長期貸款、信用卡透支等）會嚴重受限，反過來導致資產規模擴張放緩和盈利能力下降。

湖北銀行的不良貸款率2020年以來呈不斷下降趨勢。根據年度報告和媒體報道披露的信息，2019年至2025年三季度末，湖北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分別為1.99%、2.49%、2.25%、1.97%、1.96%、1.95%、1.85%。

不良貸款率下降，固然與資產質量持續改善有關，但是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資產規模快速擴張稀釋了風險。根據年度報告和媒體報道提供的數據，2019年至2025年三季度末，湖北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分別為25.60億元、36.88億元、40.72億元、42.94%、51.22%億元、59.62億元、64.99億元，同比增速分別為4.11%、44.06%、10.41%、5.45%、19.28%、16.40%、39.64%。

資產規模快速擴張時，會通過“規模稀釋”讓不良貸款率數字看上去好看，但是如果風控跟不上、投放集中于周期性和高風險行業，反而可能進一步放大不良風險。

湖北銀行的招股書和評級報告中多次提到，房地產業、建筑業等占比相對較高，上述領域的資產質量波動對整體不良率有明顯拉動。

第四個問題是股東多而雜導致內部協調難。

湖北銀行是2011年2月由原宜昌、襄陽、荊州、黃石、孝感5家城市商業銀行通過“新設合并”方式組建（不是吸收合并，而是原五家法人解散），各家原銀行股東直接轉化成新行股東，導致股權從成立之初就呈現出“省市縣多層級、跨區域分散”的特征。而且2012年至2021年又先后發生6次重大股本變更，使得股權結構更加復雜。

3500多戶股東中，既有國企，又有民企，還有3300多為自然人，第一大股東宏泰集團持股比例才不過19.99%。

利益多元又缺乏絕對控股的大股東，不僅導致協調難，決策成本高，而且使得關聯交易管理難。

股東多而雜，內部協調難，一直是湖北銀行IPO過程中監管部門和市場高度關注的痛點之一。

經過本次定增，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大大提高，給通過資產規模擴張提升盈利能力創造了更大空間；同時還進一步稀釋了不良資產，推動不良貸款率繼續下降；更重要的是，引進大量市縣級政府平臺公司和地方國資控股企業，改善了股權機構，有利于改變股東多而雜、內部協調難的問題，從而為沖刺IPO掃清了多重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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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型銀行的利弊

但是，正如前文所言，引進大量市縣級政府平臺公司和地方國資控股企業，很可能進一步強化政府融資平臺型銀行的特性，進而埋下更大的金融風險。

正經社分析師認為，湖北銀行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成色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看出來。

一是資產端：信貸高度集中于“政信六行業”。

根據年度報告提供的數據，2019年至2024年，穿著“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以及“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等馬甲的政信項目貸款占全部貸款的比重分別為32.54%、33.08%、38.12%、39.38%、38.74%、40.93%。

雖然湖北銀行的“政信六行業”貸款占比不及“基建大戶”成都銀行、北京銀行和杭州銀行，但明顯高于同期全國城商行中位數。

二是負債端：存款高度依賴地方財政和平臺公司資金。

根據年度報告提供的數據推算，2019年至2024年，湖北銀行的對公存款占比分別為60.90%、54.95%、51.02%、47.36%、42.60%、36.65%。對公存款占比基本呈逐年下降趨勢，2022年以后已經低于國內城商行的平均水平。

但是，對公存款中，財政資金和平臺公司資金依然占大頭。雖然沒有公開的數據證明，但是從湖北銀行的年度報告和第三方發布的評級報告中，可以清晰看到湖北銀行對財政和平臺資金的依賴程度。比如湖北銀行2024年度報告關于核心競爭力的分析，被列為第一和第二大優勢就是財政支持和國資協同。而聯合資信發布的2025年湖北銀行跟蹤評級報告中，財政社保同樣被列為公司存款的首要爭取對象。

三是股權端：地方國資城投云集。

湖北銀行的股東結構表現出省級國資主導、多層級地方國企深度參與、國有資本高度集中的特點。

前三大股東——宏泰集團、交通投資集團和長江產業投資集團均為省屬國企，合計持股40.73%。余下法人股份，定增前覆蓋了13個市州的11個市州及多個縣級國資；定增后，覆蓋范圍又進一步擴大到15個市州（包括省直屬縣級行政區），基本上實現了全省覆蓋。

而且定增后，國資持股比例超過84%，遠高于全國城商行國資持股比例的中位數55%至60%。

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成色高，是一柄雙刃劍。

優勢是因為具有行政剛兌預期，資產質量相對有保證；因為擁有財政和平臺資金兜底，可以獲得低成本、高粘性的負債來源。

但劣勢同樣顯而易見。

一是資產負債表與區域性系統風險高度綁定。

地方財政健康的時候，資產負債表兩端會很好看。但是，一旦地方財政自給率下降、土地收入下滑、轉移支付調整、隱性債務化解承壓，以及平臺還本付息能力弱化，風險就會傳導至銀行，導致銀行資產負債表兩端同時受到擠壓：資產端面臨展期壓力，負債端財政存款被抽離。

而且，此種風險是無法通過地域多元化來分散的。

二是資產負債表容易出現流動性錯配。

融資平臺成色高的城商行支持的項目，很多是回收周期長的項目，比如基建一般需要10年至20年才能完全收回。

雖然財政和平臺存款穩定，但是行政性指令很強。如果出現大規模的債務置換（化債），銀行往往不得不接受“長周期、低利率”的置換貸款，導致資金周轉效率下降，盈利水平被長期攤薄。

三是市場化的造血能力不斷弱化。

長期依賴政信類大單，會導致銀行的零售銀行能力、小微風控模型、產品創新意識萎縮。一旦政府項目飽和、監管紅線收緊，銀行就會發現自己缺乏離開政府后的獨立生存能力。

根據年度報告提供的數據推算，2019年至2024年，湖北銀行的個人貸款占比分別為23.35%、24.40%、23.60%、21.16%、20.19%、20.36%。

零售業務是商業銀行穿越周期（包括政策周期和經濟周期）的支柱。湖北銀行零售業務占比的下降，部分表明它依靠市場力量穿越周期的能力趨于弱化。

定增后，國資持股比例的進一步提高以及參與湖北省大財政體系建設的程度進一步加深，湖北銀行的上述劣勢很可能進一步凸顯。【《正經社》出品】

CEO·首席研究員|曹甲清·責編|唐衛平·編輯|杜海·百進·編務|安安·校對|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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