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 | 從特朗普再上臺，回看冷戰自由主義如何埋下今日困局

對自由主義而言，冷戰自由主義恰如一場災難。

當這種思想伴隨冷戰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初現時，它將自身認定的事實包裝成一個充滿戾氣但用意高尚的信條，即自由世界在與極權帝國的斗爭中被保存下來，由此界定了自由主義的新局面。對冷戰自由主義的支持者而言，這種思想最初是應嚴酷的經驗而生的。這個危機四伏的世上充塞著殘酷、荒誕、狂熱、罪惡和威脅，而智慧似乎肇始于一種對自由的單純承諾，即在暴政的年代擺脫國家過度控制的自由。“一戰”結束后，反對的力量席卷整個歐洲，證實了自由主義確有可能消亡。革命人士以一種超越了自由主義的正義之名奮起反抗法西斯主義，卻造成了極大的傷害，讓許多人無視了“進步”一詞含有的暴力內涵，又讓其他人確信，那烏托邦式承諾不過是在為惡性犯罪開脫。

“冷戰自由主義”一詞由其論敵在20世紀60年代首次提出，以指責該思潮在美國對內政策上的無端妥協和對外政策上的接連失誤。而在過去的五十年間，這一思潮逐漸得到正名，并為自由主義觀念搭設了框架。隨著民權運動和越南戰爭的危機年代逐漸遠去，冷戰自由主義的原則又為美國結束東西方關系的緩和期，重新與蘇聯展開武裝對抗提供了依據。在冷戰自由主義因之得名的兩極沖突結束之后，“歷史的終結”似乎回溯性地證明了，在一個充滿威脅的世界中將自由視為首要考量是正確之舉。“9·11事件”后，這面思想的旗幟被再度扛起，用來團結中間派，與自由主義遍布全球的敵人打“美好的仗”。二十年后，隨著敵人在美國內外涌現，冷戰自由主義對自由崩潰并淪為暴政的標志性恐懼被重新喚醒，以支持那些似乎永遠處于危崖邊緣、需要依靠道德上的清晰來捍衛自己的民主國家。

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引發了一場關于自由主義的大戰（少說也是一場激烈的論戰），也恰恰為冷戰自由主義再次登場提供了契機。帕特里克·登寧（Patrick Deneen）備受爭議的檄文《自由主義為何落敗》（Why Liberalism Failed）引來了大批自由主義者的自我辯護，他們幾乎都或隱或顯地使用了冷戰話語。這些辯護對左派和右派各打五十大板，不僅聽來空洞，而且未能避免其承諾要克服的政治危機。即便如此，盡管自由主義自身的歷史中尚有其他許多替代性的分支，人們卻好像只能在冷戰自由主義和某種反動或革命的后來秩序之間做出選擇。這場辯論非但沒能使自由主義者自信起來，反而加劇了他們的不安，使他們愈發覺得災難和失敗迫在眉睫。

在這些主張和反訴中，有一點被忽略了：冷戰自由主義恰恰是對自由主義本身的背叛。通過考查該思潮中的主要思想家，本書將審視這一背叛的若干方面。關于冷戰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的一個最重要的事實是，它與自身所繼承的自由主義之間存在著非常深刻的斷裂。由此可見，也有一些自由主義資源可以掙脫冷戰自由主義設下、正日益清晰的限制。

19世紀，自由主義的帝國主義至少還曾承諾在全球傳播自由和平等，而早期的冷戰自由主義則放棄了一切全球性的構想，好將西方塑造成暴政世界中自由的避難所。隨著帝國形制的終結（包括美國對菲律賓的控制），世界人民從跨大西洋自由主義者的直接控制中獲得解放。自由主義者仍未思索出該如何在沒有帝國的情況下傳播自由，處境孤絕的冷戰自由主義者則奉勸他們不要輕易嘗試。

面對自由主義早先提出的為了自身信譽而超越限制的強烈要求，冷戰自由主義者回應道，對更高程度解放的渴望反而會催生奴役。他們警告，不要通過集體政治轉型，用獨立于國家的個人自由來換取空想的、恐怖的“自我實現”。

冷戰自由主義者偶爾也承認，自由可能需要某種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平等立場的支持。但是，他們并非沒有提倡更大程度的條件平等，以使這種立場變得真實可信，反而聲稱，如果要求經濟公平的呼聲占了上風，自由將無處安身。窮人，無論是美國國內的還是世界各地的，比起選擇，更喜歡可以填飽肚子的面包，如果不詳加思索，他們很樂于放棄自由。正如冷戰前的自由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國家遠非人類解放的手段，它必須受到制約，以免踐踏私人領域的自由，即使后者通常是經濟交易的委婉說法。

未來再難贖回。歷史曾經被自由主義者視為機遇的場域，如今卻遭到理論家們的質疑，他們擔心遠大的社會理想會使罪惡正當化：自由可以累積并增長的說法，不過是為了合理化眼下對自由的滅除。馬克思主義也想象了一個自由而平等的社會圖景，這一度成為對自由主義者的提醒，以挑戰他們對歷史的自滿，提醒他們不要合理化新的市場支配形式。冷戰自由主義者激烈地批駁馬克思主義，卻也將未來本身納為控訴的對象。

自由主義不再是讓人類變得更加美好而完滿——這一藍圖的動因，而必須作為一系列基本且恒定的原則被嚴加保護，這些原則要求人們宣布放棄“進步”。人類的本性是幽暗而好戰的，需要自我控制。冷戰自由主義者一改此前對宗教的敵意，將自由主義與原罪和超自然的獸性牽扯到一起。他們說，墮落的人類必須承認自己的劣根性。保存自由的方法，便是放棄希望，直面罪過。

超越如此種種限制，冷戰自由主義也催生出后續的運動——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和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這兩者以更嚴酷的語匯定義了我們的時代。就像因觸怒天神而被詛咒誕下怪胎的神話人物，冷戰自由主義本身及其后續影響都值得被檢視。

20世紀90年代，當我還是個年輕人的時候，冷戰自由主義風頭正勁，在一個后政治的時代里被重新提起，當時的自由主義者們相信自己無所不知。人們樂見像我一樣的學生們拜倒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尚在人世的智者腳下，而如果是已經作古的，我們會將墓碑擦拭得锃亮。他們難道不是在1989年（若非之前）被證實是正確的了嗎？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尤其當我們看到冷戰自由主義在冷戰結束后重獲新生時，我們終于意識到它帶來了可怖的后果。

對冷戰自由主義最輕微的批評是，它不斷在為西方對外政策找尋（并成功找到了）一波又一波的敵人。在其所處的時代（或許至今依然如此），與其說對外政策主要或不過是在對外戰爭的理據，毋寧說是一種維護集體和私人秩序的理據——限制國家，同時規訓個人。而冷戰自由主義對自由主義的理論詮釋所帶來的后果意味著，恰恰是在標榜自由的英美國家，那些肆意妄為的、致使經濟和社會長期陷入絕境和停滯的真正的作惡者，轉眼又在邊緣地區（逐漸也在主流地區）激起了反抗和暴動。至此，自由主義傳統在許多地方都失去了公信力。

我認為自由主義的許多洞見都不可或缺，但出于坦誠和迫切的需要，我們首先需要撇開這些來進行一次獨立的審視，看看冷戰自由主義是如何將其意在短期內保衛的傳統，引向長期的持續危機的。如今的許多評論人士不斷重回冷戰時的應急心態，堅稱自由主義正處于危急險境。我并不認為事情已經到了如此地步，我們仍有機會審視應如何對待自由主義，好讓它能夠被也值得被拯救（假設這種拯救是可能的）。如果真有一個最后的機會，當這個機會到來時，它必須能使自由主義重新成為一個實現人人自由平等的體系。但我們也難以擺脫這樣一種印象：冷戰自由主義的遺產或許會讓自由主義錯過這扇需求和機遇之窗。

然而，冷戰自由主義并非我們的宿命。如果過去幾年關于自由主義的大討論會持續下去，我們應該考慮擴充我們的選項。我們挽救自由主義的最佳機會，是回到我們所繼承的冷戰自由主義信條之前，去建立一個全新版本的自由主義。對冷戰自由主義形成過程的再審視提醒我們，比起保存和挽救傳統，更重要的是為了大家共有的未來，去實踐自己的自由并越過這些傳統的限制去重新構想它們。

（摘自《反對自己》，有刪節；

封面圖片來源：Jewel Samad）

反對自己：冷戰自由主義的困局

作者：[美] 塞繆爾·莫恩

譯者：曹媛

出版時間：2026年3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內容簡介：

二十世紀中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掀起了一股批判啟蒙的浪潮，將戰爭、核危機、極權主義崛起等問題統統歸咎于啟蒙理想。

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塞繆爾·莫恩認為，以賽亞·伯林、卡爾·波普爾、漢娜·阿倫特等巨擘在冷戰的壓力下改造了自由主義，而其遺產延禍至今。這些冷戰自由主義者對全球范圍內的反殖民運動視若無睹，并將啟蒙的道德核心重新定義成了一種非常危險的立場：不惜一切代價保留個體自由。莫恩試圖從自由主義中剔除冷戰要素，并讓這種思想傳統重新煥發生機。

作者簡介：

塞繆爾·莫恩（Samuel Moyn），美國著名學者，耶魯大學法學與歷史學教授、耶魯大學格雷斯·霍珀學院院長。研究方向為現代歐洲思想史，包括當代政治思想史、人權理論與批判等。著有《最后的烏托邦：歷史中的人權》等。

譯者簡介：

曹媛，紐約大學社會與文化分析系碩士。譯有《城堡、戰役與炸彈：關于戰爭的七堂經濟學課》《夢法國：杰奎琳、桑塔格和戴維斯的巴黎間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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