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休息一下是合法的。”

《我的事說來話長》

談起俄國作家，常給人一種厚重如堅冰的印象。不過，最近，人們在其中發現了一個可愛的身影，契訶夫。

即使你沒讀過他的書，也肯定讀到過這些句子：

“天氣好極了，錢幾乎沒有。”

“我認為休息一下是合法的。”

“我坐在這兒，隨時等著死呢。這就是我的人生觀。”

這些喪中帶點俏皮的話，狠狠擊中當代青年的精神狀態。契訶夫也一躍成為很多人的嘴替。

和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令人望而生畏的大文豪、思想巨人不同，契訶夫天然是親近普通人的。

契訶夫出身貧寒，終身為生計所困。在給友人的信中，他寫道：“ 貴族作家們天生免費得到的東西，平民知識分子們卻要以青春為代價去購買。”于是，很自然地，契訶夫把生活的酸甜苦辣，作為自己的寫作對象。

貧窮是文學的土壤，也映襯著作家的質地。契訶夫對生活的態度，既不是辛辣的批判、也不是悲憫的同情，而是誠實的記錄。他擅寫普通人，其筆下的人物是質樸、真實的，帶著一絲讓人會心一笑的幽默。

同時，契訶夫也充分尊重生活本身的模樣，不夸張它的喜悅與哀傷，也不回避它的荒誕與模糊。生活的窘迫與困苦、輕快與諧趣，都得到了充分且完整的呈現。

在眾多對契訶夫的評論文章中，作家唐諾的觀察最為貼切。這位同樣溫潤謙和的寫作者，認為契訶夫“看到了那廣大沉穩大河般的生活本身，像大地一樣堅實，也像大地一樣沉默吸納并分解著短暫的喜怒哀樂，短暫的生老病死。”，他的作品，是“真正的人間喜劇”。

如果你也喜歡，或者希望認識契訶夫，不妨看看《讀者時代》里這篇唐諾對契訶夫的評論。

以下摘自《讀者時代》，唐諾 著

01

讀小說的人常常忘了要尊敬他

“死吧，丹尼司；你再也寫不出更好的東西來了。”

相傳，這是昔日的俄國波喬木公爵對劇作家馮維辛的無上贊語，時為一八七二年，系《紈绔少年》一劇初次公演——契訶夫用過這句話這個掌故，在他的小說《姚尼奇》中。

當然，戲謔成性好開玩笑的契訶夫不會正經使用，小說中，是拿來不當贊譽一位戴夾鼻眼鏡、愛寫小說而且更愛對客人朗誦自己小說（多可怕的嗜好）的小省城貴婦人薇拉 · 姚西沃芙，因此，這句險奇的贊語遂又回歸成我們熟悉的俚俗意思，那就是“你去死吧——”。

然而，這樣的贊語若用在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或《安娜·卡列尼娜》寫成之時，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們》寫成之時，或許還堪稱宜當，但你絕不會用在契訶夫和他任一篇小說上頭，因為明顯地不恰當，而且徒增感傷。

感傷，是因為契訶夫真的死得太早了，才四十四歲，死于他由來已久的肺病（他二十三歲就開始咯血），這跟他太貧窮的出身、太貧窮的成長歲月有關。

《萬尼亞》

依我們對像他這樣歷史級小說家的歸納，也依我們對契訶夫其人、其小說的閱讀理解，他顯然還來不及寫出“再也寫不出更好東西”的“那篇”小說來。

四十四歲，才是小說書寫最快樂、最自由漫步于巔峰的開端，是小說家極目望遠毫無阻攔的美好開端，往后我們應該可合理的預期還有二十年的時間，一種在創作思維高原之上淋漓奔跑的二十年，但死亡不當地阻止了契訶夫，這已經不是“可惜”一詞所堪負荷的了。

但我們可能也得說，就算再多給契訶夫二十年，依他的才能和他一貫嚇人的書寫速度，我們手中一定會多出數百萬字的美好作品，但非常可能還是找不出任一部可讓我們嗟嘆“你死吧——”云云的所謂生命代表之作，因為契訶夫的小說樂趣不在這里。

從形式上來說，他的小說篇幅短小，最多只到中篇小說的長度，捕捉的通常是漫漫人生的一瞬一截，頭尾兩端則依然浸泡在廣漠深厚的生命大海之中水波不興，也就不會有日暮途窮的絕望感；從書寫本質來看，契訶夫又太謙遜、太不自戀、太——該怎么說好——太自由而且該講歡快還是頑皮。

他的小說，即使在最悲慘無光的段落里，都還是有笑聲傳出來（永遠有人“稍微認真地在笑”），契訶夫絕不嚇唬我們，我們也不怕他，于是我們也就不覺得自己渺小，像讀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平等，遂使百年來讀小說的人常常忘了要尊敬他。

02

真正的人間喜劇

多達千萬字的小說總字數，如此全由一小塊一小塊的極短小說密密組合而成，契訶夫這獨特無倫的小說景觀像什么？——我個人以為，這是法國偉大小說家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的真正實現。

人間喜劇，這原是巴爾扎克想的并窮其一生的未竟之夢，他壯哉其志地打算用百部以上的長篇小說來巨細靡遺描繪一幅眼前人生的總體圖像，然而，巴爾扎克選了一道太沉重而且并不那么恰當的路：長篇小說。

一方面，百部長篇，這是小說家人壽以有涯逐無涯的不堪負荷；另一方面，長篇小說像孔目太大的漁網，只能網住尺寸夠大的大魚，卻不得不讓諸多細碎的、光影般一瞬的、難以組織難以編纂更難以發展成長篇小說的人生真相透網而去。

相對于巴爾扎克末及完成的人間喜劇百篇小說，契訶夫卻在他“短暫”的書寫人生完成了近千篇的小說；相對于巴爾扎克的沉重、不得不人為地深向介入處理的長篇手法，契訶夫則輕靈站在曖昧的人生邊際之上，趣味盎然地注視著并偷偷記下眼前每一張有意思的臉、每一次有意思的反應和表情，每一件有意思的瑣事。

《安東·契訶夫的1890》

其實毛姆也不算完全說錯（他只是想錯），契訶夫的小說的確總有某種戲劇性，但不同于那種封閉劇場的、因著小說情節所需不得不編出來的戲劇性（這往往是我們對小說最不安的部分，也是大敘事小說最常見的弱點），而是我們每個人生活中總會有的，如生命大河流到礁石處總會激突起短暫水花一般的戲劇性。

這種遍在的、俯拾可得的戲劇性，寫小說的人都看到并記得不少，但很難利用，它們像純度不足不值得開采淬煉的礦石。

一方面很奇怪的，它反而太神經、太凸槌、太無厘頭，一旦寫成白紙黑字就是顯得“假”，很難取信于人（小說家怎么信誓旦旦這是真人實事都無補于事）；

另一方面，它又仿佛只是生活中的偶然出岔，并不具備往下的發展力延伸力破壞力，毫無構成生命轉折重大關鍵的機會，它總是很快又被強大、平穩、一路向前的生命大河所吞噬回去，仿若無事。

這是一種“就只是這樣”、一種“沒頭沒尾”的戲劇性，像午后晴空忽然的一記干雷，或更像平靜家常日子里的一聲岔笑，這進不了格局壯闊的大小說中，只能存留在民間的閑談取笑里，以及契訶夫干凈清爽的碎片小說里。

比方說，契訶夫寫于一八八六年的《熟識的男人》，小說中，嬌媚但貧窮的女人萬達，身上只有一盧布（她剛當掉一枚松綠石戒指），走進牙醫診所假意看病，其實想的是有過一面之緣的牙醫一定會認出她來，并邀她參加城里的熱鬧舞會，偏偏那名信仰東正教的猶太牙醫什么記憶也沒有，公事公辦真拔了她一顆牙，還收走她僅有的一盧布，又可憐又荒唐，然而，偷雞不著蝕顆牙外帶一枚戒指的萬達，既沒因此自殺，亦未就此墜落風塵。

小說的結尾是：“第二天傍晚，她卻在’文藝復興’里跳舞了。她頭戴一頂新的而且很大的紅色女帽，身穿一件新的時髦短上衣，腳上是一雙黃銅色的皮鞋。有一個從喀山來的年輕商人帶她去吃晚飯。”——韌性十足的萬達，仍是活龍一尾。

這是相當“典型”的契訶夫小說，它的戲劇成分令你心酸，也令你發笑，但通常不會令你絕望，你看到這個美麗水花同時，必定也看到了背后那廣大沉穩大河般的生活本身，像大地一樣堅實，也像大地一樣沉默吸納并分解著短暫的喜怒哀樂，短暫的生老病死。

03

處于藝術和生活交界線的笑聲

契訶夫小說所揭示，或說其所從來之處及其永恒背景，那個又辛酸又好笑的廣大厚實生活，也許最接近俄國了不起文學理論者巴赫金指出的“民間詼諧文化”——這是巴赫金在他“拉伯雷小說研究”一開始就說的。

民間這個詼諧的、狂歡節式的源遠流長傳統，長期平行于智識界的思維發展，鮮少有學者措意，因此，我們對其理解極其有限。或許，這也正是契訶夫小說在大文學傳統中始終不夠明晰確定的一大原因吧。

這里，我們談的是契訶夫，不是巴赫金乃至于拉伯雷，因此無法在此重現并妥善討論巴赫金的如此論述，但我還是忍不住抄幾段話出來，也許多抄他兩句，只因為巴赫金說得如此精準而且美好，更重要的是，可供我們更理解契訶夫——

拉伯雷從古老的方言、俗語、諺語、學生開玩笑的習慣語等民間習俗中，從傻瓜和小丑的嘴里采集智慧，然而，透過這種打趣逗樂的折射，一個時代的天才及其先知般的力量，充分表現出其偉大。

一般而言，其創作者通常是素人的、匿名的，甚至由集體所完成，但契訶夫卻是個清清楚楚的“個人”，更是個知識分子，有他知識分子的思省及其獨特負擔。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他如何持續“處于藝術和生活本身的交界線”這個不好站穩的點上？一般的最可靠答案是“謙遜”。

《櫻桃園》

這很少有人會反對，契訶夫終其一生是個謙遜和善且沒怪癖的人，在舊俄遍地都是的小說家中，他的ego最小，道德最完整沒什么瑕疵，很長一段時間，契訶夫只把自己看成一個寫詼諧諷刺小品、每個月非得有一百五十、二百盧布收入不可的人而已（盡管偶爾他也覺得有些委屈）。

后來即使事情已水落石出，他在俄國已顯現出無可掩藏的巨大光芒，契訶夫仍相信自己的小說必定很快被時間沖刷殆盡，不會有后人還讀他的小說，后代的人讀的是托爾斯泰那樣偉大的作品。

當然，契訶夫謙遜的“預言”沒完全對，但這份謙遜卻是他小說書寫的獨特禮物，讓他寬容、有耐心，眼睛里永遠有他人存在：他人的處境、他人的意志、他人的各自抉擇和信仰，甚至他人的愚昧、算計和小奸小壞云云。

契訶夫從不過度控制小說，不把人物降為棋子，不因遂行個人意志而修改眼前事實。謙遜為他的小說保留下廣大的、自由的空間，他所由來且興味盎然的民間世界于是得以在此持續存留并生長，而不是不堪回首地生怕他們上門借錢或因此暴露自己貧寒身世的窮親戚。

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我個人反倒以為，是契訶夫難能可貴的“勇敢”，這是隱藏在契訶夫謙和、瘦削、書卷氣十足的外表下，不那么容易就發現的人格特質。

赫爾岑曾說，整個十九世紀的舊俄小說，就是“一份對俄國生活的大起訴書”，這帶給小說書寫強大的力量和壯闊的格局，但也必然形成小說書寫的持續可怖壓力。

大約一八七零年以降，情況又急轉直下，之前那些摸索的、個別的、自由有創意的、彼此可相互欣賞、寬容、討論商量的繁花盛開般看法，逐漸凝固成少數非黑即白的排他性戰斗性主張。

尤其是年輕一代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代表的民粹派成為思維主流后，政治立場的檢驗便成為小說的最高判準，于是，在沙皇反動性檢查和“進步”知識分子毋寧更綿密更肆無忌憚的黨同伐異底下，小說所需要的模糊自主回身空間便被壓縮到很小很小了。

在如此景況中，要保有一雙如此干干凈凈的眼睛，當然是難度極高的事了，這不僅需要消極性的謙和，更需要積極性的勇氣——有趣的是，這個民粹發展理應是契訶夫最好的機會。

他的確擁有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誰也沒有的又紅又專出身，他也的確持續在咯血和經濟壓力下書寫，但契訶夫從不賣弄他“農奴之孫”的身份，也不修改他自身的記憶和他所見的農村小鎮、村婦村夫事實。

《駕駛我的車》

他對于立場質疑的最大回應，便是毅然而行的薩哈林之旅，帶著他肺結核的身體涉過廣漠的西伯利亞，深入到更冰封更絕望的流放之島上進行考查，而他的結論仍誠實且不屈服，眾所周知，契訶夫便是在薩哈林之行后，公開宣告他對托爾斯泰式民粹主張的棄絕。

契訶夫不是“不知亦能行”的素人作者，更不是沒有主張沒有立場的隨風之人，只是他堅信而且奉行的信念和價值，基本上是普遍性的、“進步”的，而且立基于自由和人性尊嚴的主張。

對于某些太心急的人、太自信的人、太單一意識形態信仰的人，以及太想在對抗兩造中逢源取利的人而言，他顯得太巨大太溫柔也太好笑了，難以收編，遂也難以忍受。

一個好的小說書寫者并不必然得同時擁有好的人格，更無須展示他的人格，他也可以就是個惡魔型的人物，可以自身就是病征（比方說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契訶夫不是如此，在他那雙最干凈的小說眼睛后面，得有個干干凈凈的心靈才行，而我們可能得理解他的如此人格特質，才更有機會完整掌握他獨特的小說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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